【新唐人2011年7月10日讯】 一个统治中国十三亿人口的政党建立了九十年，这是必须面对的课题。课题难免老生常谈──中共从哪里来？九十年之后，又要到哪里去？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形容中共已不是小孩而是一个大人了，它和人老了一样，也将死亡。苏共从一九○三年布尔什维克兴起到一九九一年瓦解，终年八十八岁，符合一个人的寿命，中共九十岁，还在高呼万岁。为中共把脉算命的预言家蜂起，应不足怪。
九十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探讨九十年的历史真相，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中共历史的研究，现在已浮现许多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资料可供使用。中共九十年，我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卢布党”。从一九一八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这近十年的中共，从无到有，是合法政党，而且在中国政局中发挥重大影响，但其实质是一切俯仰于莫斯科的指挥与资助，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已。最后被中国右派势力所击败，沦为非法，再从地下转入山区成为一支反政府武装势力。
第二阶段“造反成功”。从一九二七年井冈山苏区到一九四九年建立大陆政权。在此二十二年中，历经苏区割据、北上长征、假抗日以座大、打内战而夺权。放弃工人运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力路线击败执政国民党。奠定枪杆子至上的一党专政价值观。
第三阶段“现代化的挑战”。从一九四九年建制到一九七九年毛时代结束。这三十年和平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毛泽东独裁导致祸国殃民的一系列灾难。反右运动、大饥荒到文革的后果，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证明中共这个党已经完全没有制衡纠错能力，没有一点现代气质，只是独裁者的工具。以当代最保守落后的模式面对内政外交的重大挑战。
第四阶段“脱胎不换骨”。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这是中共当局标榜“改革开放”的三十二年，里里外外执行一系列非毛的政策，尤其和文革路线背道而驰。从阶级斗争、以贫为荣的教条中脱胎出来，更借机加入国际市场、引进外资，造就一个“资本挂帅”的经济体制，但是政治专制的骨架没有拆散、没有动摇。以一个超级严控的警察国家体制，维护一党特权，扩大贫富悬殊，造成空前的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显示中共摆脱暴政，并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反省，只是以物欲刺激求一时之稳，对社会的全面污染，已积重难返。
建党伟业是一场外国导演的戏
本文着重探讨上述第一阶段“卢布党”。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是中共的幼年期，也是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后最混乱、动荡，寻求中国未来路向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运动的发生，显示中国的民族危机仍然严重，新文化的创建在西风东渐之下，更如浪潮不可阻挡。孙中山提出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旨，引领主流，万众心向。然而，他当时只是一个有三民主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建设一个新的共和国所需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皆不具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虽已过去，但中国的大部份地区仍在各派系的军阀控制之中，而且时有争战，那情景真是天下大乱。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的革命党更名国民党之后，孙重回广州，二一年就任大总统。但他的北伐武力统一计划，不为主张联邦制的粤军首领陈炯明接受，进而被陈部逼离广州，再返上海。孙在上海和列宁的代表越飞签订合作宣言，利用苏援打败陈炯明，二三年才在广州稳坐下来，制订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
不少人尤其指责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把“赤祸”引入中国。这话题由来已久。其实，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十月革命硝烟未散之际，就已经开始对中国下功夫，苏俄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国共合作”只是这部长篇恩仇记中的一章，诚然是很有戏剧性的一章。
现在北京的宣传家们正在热烈鼓吹九十年前的“建党伟业”。其实，那伟业不过是莫斯科导演的一场傀儡戏，当你探头看见那些内幕，真是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大革命，是可以那样被外人所操纵、制造与收买。
以独立自主精神为人崇拜的毛泽东其实早就显示“有奶便是娘”的个性。中共建党初期，他对于来自苏俄的诱惑，没有表示过任何个性。他虽然参加了中共一大，但是不是党员身份都有疑问，也没有听说他曾发言出声，但开会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元的津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已快三十岁的毛，当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早先在北大当过一个阅览室的管理员，月薪八元，只是校工的待遇，而陈独秀当时在北大的教授月薪是三百元。会后毛回到长沙，陈让他开一个书报社，每个月有数十到一百多元的活动费。他可以过起请佣人的小康生活了。这些钱都是俄国人出的。
共产国际双管齐下：出钱又出人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助，记录显示是源于其派驻中国第二任代表马林，首任代表维金斯基一九二○年来华，待了十个月，没有大洒金钱，是一次公关之旅。他当时二十七岁，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长，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官方人物来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他极力推动建立共产党，与陈一道拟订党纲，也见了孙中山，交流革命经验，表示互相支持。维返俄后，列宁又派马林来华输出革命。马林主持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包办会议议程、决议与经费。中共每月所得经费，一九二四年三千元到一九二七年每月二万元以上。特别费用另支：毛搞“秋收暴动”一万、湖南农运五万、周恩来搞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三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全部开支十九万卢布，由共产国际埋单。
陈独秀最初和马林商议建党条件时提过“先独立后报帐”的意见，不想做外国附庸，怕被人称为“卢布党”。但马林坚持，中共只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在建党二月后，陈独秀等被捕，马林“弄了一大笔钱”才将陈等保释出来。陈的书生之见自然放弃。他任总书记五届期间，向共产国际要钱、报帐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做了卢布党总书记。
中共在财务上对苏俄的依赖，不仅在初期，完全是一个“卢布党”。到延安之后，甚至在夺取政权的全过程中，都倚重苏联各个方面的援助（本期裴毅然文章有详细介绍。一九四九后的苏援问题在此不表）。于苏俄言，这是输出革命必付的成本；于中共言，是一个下属机构应得的财政拨款。因此中共一切重大决策包括人事的任免，都要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斯大林本人旨意，便毫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苏俄对中共的控制，不仅在金钱、武器和物质上，而且直接派人来当“太上皇”，即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个个是权威，人人是老板。早期最知名的有：维金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米夫。还有两位是官方的外交代表越飞和加拉罕。这些人大都是职业革命家，有在欧亚各地造反的经验，最后都被列宁收罗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旗下。由于俄国革命在二十年代刚刚稳定下来，而东方形势与欧美工人运动差异甚大，这些世界革命的推销者在中国问题上，难免发生内部矛盾，左右衡突，常常走马灯式地换将易人。他们在中国大革命舞台上叱吒风云，而命运却饱含悲情。不少人不是被斯大林杀害、流放，就是自杀而死，包括鲍罗廷、米夫、越飞、罗明那兹、加仑将军、加拉罕，马林则被处死于纳粹战俘营。
马林斥中共早产，首倡国共合作
马林的角色是值得一记的。他来中国时三十八岁，已是比年轻的维金斯基成熟得多的革命家，早在一九一四年已亲手建立印尼共产党。因此他在打造中共时，很快就了解中国共产运动的底细。他在中共三大后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陈诉：“中共党员全数才四百二十人，其中工人只一百六十人，全部工作依靠国际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这是实况。陈独秀和马林争吵时，也说过：“现在没事可干，要钱也没用。”
马林的判断是“中共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只有民族主义。他在早前的报告中说：“中共党员不足二百五十人，谈不上是一个政党，没有工人党员，大部份是学生，要建立共产党只是一个乌托邦。”他认为现时中国唯一的任务是国民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产生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也服膺他的观点，在中共三大上强调“中国处于产业落后，劳动阶级极幼稚的时代”。
中共成立后，马林和孙中山曾相处九天，作了三次长谈，发现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和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因此主张中共和国民党合作，而且建议“进入国民党内去活动”。在得到孙中山和莫斯科同意后，中共通过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三大更进一步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接着，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中共的活跃份子在鲍罗廷领导下（马林已调回俄），不仅包办了大会的文件起草，还得到部份领导职位（十个部长占其三）。这是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到国民党二大时，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代表竟占了大会代表的三分之一。而国民党此时已有数万党员。
可见这场国共合作，已有了中共篡夺国民党领导权趋势的实质。必将引起日后国民党内非共势力的不满和反弹。然而时至今日，中共纪念九十年的官媒文章中，还在清算国共合作的右倾错误，只是把矛头从陈独秀转到马林身上（见人民网），而大捧主张斗争的维金斯基，在电影《建党伟业》中还特地邀请当红俄国高音歌手维塔斯来华扮演维金斯基。
历史地看，马林的主意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既照顾了小党中共的发展，也支持了国民党为主体的国民革命（中共党员数到一九二七年已从四百扩大到六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国际有鹊巢鸠占的预谋，斯大林就讲过“要尽量利用国民党以便取而代之”的话。后来合作的失败只是这一图谋的破产而已，并非向国民党屈服忍让的结果，与左右倾何关！
鲍罗廷怎样成为孙中山的亲信？
接替马林的鲍罗廷，在中国待了近五年，他的名份是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信任到超过孙所有战友和亲信的地步，几乎是言听计从，少他不行。孙同意鲍用列宁方式改造国民党，让鲍用红军的政委制度建军，让他一手包办黄埔军校，接受苏共五十人军事顾问团，甚至孙中山哀悼列宁电报和临终致苏共的信，都由鲍起草。
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鲍罗廷的影响不言而喻。孙中山容共至此（中共当然对鲍一直念念不忘），究竟孙对共产主义怎么看？新资料显示，共产国际早已盯上他，已派出数人前往拜访，“做工作”。可援引二则：
一、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干部达林（A.S.Darlin）和孙中山谈了几次话，谈到意识形态时，孙向他解释三民主义源于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并明确表示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他说欧美是患不均、反对贫富悬殊，中国是患贫，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阶级斗争。中国适宜用温和的建设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不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方法。只有荒凉的地方才可接受共产主义。孙用英语对达林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块荒凉的地方，你去试验，成功了，我们再说。
二、一九二三年一月苏联副外长越飞和孙中山会谈数次，签署着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共四条，第一条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越飞称“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求得民国的统一与国家之独立。”
这说明孙中山对苏俄的制度是相当清楚，认识也是坚定的。但是，在具体层面上又有不同。鲍罗廷作为首席政治顾问到任后和孙中山最初的交谈，就让孙佩服之至。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很快摸到了国民党的痛处。他对孙说，你号称国民党二十万人，是按学生会和军队算的。广州只有三万党员，交党费的几千人，党没有组织活动，没有出版刊物，也不开会，就不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你们做的只是征兵征粮、人民很反感──这些话针针见血，说到了孙心坎上。他当然清楚，他的党权、兵权、财权都是空虚的。鲍罗廷再介绍苏俄的做法，让孙大开眼界，于是放心授权鲍大展拳脚，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果真也有效。各地党部纷纷活动起来。
莫斯科大力支持蒋介石北伐
孙中山臣服于鲍罗廷，无可争议的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大力金援，一九二三年一次就开了二百万金卢布（中共只得二万），对黄埔建军、北伐的资助，更是大手笔。孙中山从此明白，他不单要会演讲，号召天下，还要懂“以党治国”。他可以用达尔文进化论拒绝马克思，但招架不住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陈独秀旁观者清，对鲍罗廷使孙中山“只信苏联不信中共”不以为然。他挖苦说：“孙中山重视鲍罗廷，因为他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
莫斯科当时并不宽裕，但是就像毛泽东宁可让千万农民饿死，援外的金额不会减少一样，当宁汉分裂时，武汉汪精卫已经向右转了，联共（布）还给汪精卫二百万卢布恳请汪精卫扭转局势。接着斯大林又亲自发电给武汉追加三百万至五百万，他相信“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国共合作强化了国民党势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否认的来源之一，是列宁的新政权透过副外长加拉罕发表的三次“对华宣言”，宣称放弃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俄侨不享有治外法权......不论后来是否得到落实，但能如此郑重明确地宣布尊重弱势民族的反帝政策，十月革命的形象，在饱受“巴黎和会”屈辱的中国人心上自然是相当友好，孙中山又何能例外。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因肝癌病逝，他念兹在兹的遗志是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辛亥革命已十三年，大局仍是内忧外患，军阀拥兵自豪，且有列强支持，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控制中原到北方，加上孙传芳在东南，总兵力近百万人。孙去世后国民党最有权势的汪精卫、蒋介石，在苏联提供数百万美元军事援助的基础上，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师北伐，虽然国民革命军只有十万兵力，但国共合作、民心拥戴，只打了两年多，就以少胜多，各个击破南北军阀，虽有南京排外事件和上层的派系之争，还是实现了全国统一。
这是一场除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之外，中国二十世纪举行的另一场大规模内战。其历史评价，各界至今尚属肯定。北伐赢得国家统一之外，还有两个重大成果，那就是国共合作的结束和军事强人蒋介石的崛起。
中共的定论是，蒋介石趁北伐胜利之机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官方对大革命失败原因总结三条：地主买办势力大于革命力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没有革命武装。但是对很多史实讳莫如深。若干学者揭开了一些内幕，结论还有争议。
四一二政变国共决裂的真实原因
国共决裂原因，有远因，也有近因：
一、国民党右派一直在抵制中共势力明里暗地在党内的扩张、夺取领导权。例如中组部二十九人，中共党员竟占二十六人。迫使国民党通过限制中共比例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节节胜利，陈独秀、鲍罗廷见蒋势猛增，竟然公开反对北伐，此举连莫斯科亦反感。反映中共的作为始终不得人心。
二、就在北伐同时，中共借大革命之机以“扶助农工”之名，组织工人武装造反。周恩来领导大规模的上海暴动，欲组苏维埃政府，夺取上海政权。蒋乃抢先解散东征军二师为中共把持的政治部，命白崇禧在上海戒严，“四一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次日总工会万人集会、武力反抗，被弹压。连续数日，中共称有三百人被杀，数百人被捕。蒋在这场“清党”行动之后，迅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宣布武汉为伪政府，开始宁汉对立。
三、毛泽东也在北伐同时，发动湖南农运，将国民革命军的反共情绪推向激烈。革命军八军中有三个军皆为湘军，毛以农运书记之名去考察，大肆煽动乡民暴力，乱斗乱杀“土豪劣绅”，势如洪水猛兽，农会成员达二百万之众。在北伐前线的不少地主子弟，闻家属被游街、被斗被杀，家财女人被共产，军心为之动摇。毛二七年三月写成那篇臭名昭着的农运考察报告，大赞痞子造反“好得很！”陈独秀和中宣部长彭述之看到都不敢发表。后来长沙“马日事变”就是北伐军军长何键因为父亲被绑游街，愤而指使团长许克祥的报复行为。
四、北京此时也发生“俄奸”事件。执政奉系警方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突然搜查苏俄使馆，查出大量中共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与俄共勾结颠覆出卖中国、私藏军火谋反的证据，公开后激起公愤，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等十九名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涉案人士，并以俄奸之罪处决。亦是四一二政变之因。
五、罗易泄密事件。宁汉分裂后，共产国际拉拢武汉政府反蒋，罗易时为国际驻华首席代表，为取信忠于“三大政策”的汪精卫，罗将共产国际在四一二之后做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看。该指示密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汪看后企图最后敲诈一笔，要苏俄贷款一千五百万元，斯大林只允二百万。其后，汪将秘件公开，成为反共的铁证。汪决意联蒋，发动七一五政变，实现宁汉合流。为国共合作画上最后的句号。
六、鲍罗廷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可谓一名大导演，闭幕时四十三岁。此人老到干练，不仅对孙中山影响巨大，对蒋介石也看好支持，并影响到斯大林对蒋的看法。但在一九二七年初国民分歧日深的时候，却犯了一个失言的错误。对政府迁都武汉问题，蒋不想买帐，在汉口欢迎蒋的宴会上，鲍当众批评军人摧毁党权，对蒋说：“蒋同志，我们三年共事，你晓得，如果有人压迫农工，反对ＣＰ，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他。”蒋事后忍不住反驳说：“我校长教学生，从未到如此严重地步，在数百人宴会上，把我一个革命领袖，党国领袖，让一个外国顾问当奴隶一般教训。你不是欺负我个人，你是欺负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鲍闻讯知祸，暗托宋子文道歉，无下文。宁汉分裂后，党内便有人倒鲍，四一二后，鲍和陈独秀都成为南京政府通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名单上的首要。六月被武汉政府解除职务，七月经蒙古遣送回俄。
四一二流血事件：伤亡一百零三人
以上六点可否解释何以蒋介石发动“清党”，国共合作最终破灭的主要原因？
关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伤亡人数问题，尚可以作一点补充。
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在事后四月十八日公布过一篇〈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的文章，称十二、十三两日冲突，经确实调查，计闸北浦东两处共死士兵十二名，工人二十名，受伤共六十一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死伤并计一百零三名。文章并附录此一百零三人之姓名、职业与死伤情形。称外传“死伤数百人殊属骇人听闻”。此文已为当今史家所悉。
但是直到今年五月十九日新华网对四一二的死亡人数还是“当场打死一百多人，到四月十五日，上海工人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至于中共党内被捕杀者，迄无统计资料可查。四一二政变后半个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出席者八十二人，全国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曾到会，这是中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会议程序亦算周到，但并未有人提到向四一二的牺牲者致哀，甚至李大钊之死亦无提到。
中共历程：成也苏俄，败也苏俄
隔着八、九十年的时空，探索至今令人困扰的中共统治之谜，在最初阶段已经显示了影响后来数十年的某些特有的气脉：
首先，中国共产革命可谓“成也苏俄，败也苏俄”。从无到有，到打平天下，定为一尊，都是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援，完全是一个殖民主义式的革命，苏俄模式的翻版，其影响力直渗透到苏共瓦解之后。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也是由于和苏共翻脸，一意孤行而致。后三十年的走资成就，不是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的失败。
其次，初阶段业已显示，在中共上层曾存在背景迥异的三派。一派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派；一派是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一派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前两派具有国际视野与现代教育影响。他们虽然都在权力斗争中先后败落，但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执政，都将以现代国际的某种蓝图为本，至少不会演出大饥荒和文革那样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
不幸地是中国革命成气候的，却是背景与现代文明绝缘的本土毛派。毛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只是混进大革命的一个痞子型的边缘人。他唯一留下的足迹是一九二六年的湖南农运，然而，正是那场不足半年的记录已显示他日后统治中国的核心本质﹕粗野、暴力与无法无天。毛的这笔遗产保留至今，虽然已经贬值。
最后，看看孙中山与蒋介石。一场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显示孙是认同西方价值观的领袖人物，这与他深入欧美社会的身世背景密切相关，指靠国际奥援以完成反帝统一大业，是他的选择。他与农民造反，占山为王的中国绿林传统绝对是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联俄容共”乃是一种必然，一种侷限，也是一种幸运。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手，他能在中国那样复杂的人文环境中走出一条路来。
蒋介石就很不一样，他追随孙中山，追随三大政策，可以让独子去苏联留学，但也是一个敬重传统文化懂得自律又有敏锐判断力和意志力的人。一九二三年，他被孙中山派去苏联考察三个月，看到人民饥寒交迫之下，进行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令他失望之至。
在孙中山逝世后，他领军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和后来坚持抗日到胜利一样，是他一生两个光辉的高峰。而毅然了断国共合作，力排共产主义──则显示他不仅是一个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纽约 《开放杂志》 2011年7月号
文章来源：《绿色参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九十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探讨九十年的历史真相，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中共历史的研究，现在已浮现许多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资料可供使用。中共九十年，我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卢布党”。从一九一八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这近十年的中共，从无到有，是合法政党，而且在中国政局中发挥重大影响，但其实质是一切俯仰于莫斯科的指挥与资助，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已。最后被中国右派势力所击败，沦为非法，再从地下转入山区成为一支反政府武装势力。
第二阶段“造反成功”。从一九二七年井冈山苏区到一九四九年建立大陆政权。在此二十二年中，历经苏区割据、北上长征、假抗日以座大、打内战而夺权。放弃工人运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力路线击败执政国民党。奠定枪杆子至上的一党专政价值观。
第三阶段“现代化的挑战”。从一九四九年建制到一九七九年毛时代结束。这三十年和平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毛泽东独裁导致祸国殃民的一系列灾难。反右运动、大饥荒到文革的后果，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证明中共这个党已经完全没有制衡纠错能力，没有一点现代气质，只是独裁者的工具。以当代最保守落后的模式面对内政外交的重大挑战。
第四阶段“脱胎不换骨”。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这是中共当局标榜“改革开放”的三十二年，里里外外执行一系列非毛的政策，尤其和文革路线背道而驰。从阶级斗争、以贫为荣的教条中脱胎出来，更借机加入国际市场、引进外资，造就一个“资本挂帅”的经济体制，但是政治专制的骨架没有拆散、没有动摇。以一个超级严控的警察国家体制，维护一党特权，扩大贫富悬殊，造成空前的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显示中共摆脱暴政，并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反省，只是以物欲刺激求一时之稳，对社会的全面污染，已积重难返。
建党伟业是一场外国导演的戏
本文着重探讨上述第一阶段“卢布党”。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是中共的幼年期，也是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后最混乱、动荡，寻求中国未来路向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运动的发生，显示中国的民族危机仍然严重，新文化的创建在西风东渐之下，更如浪潮不可阻挡。孙中山提出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主旨，引领主流，万众心向。然而，他当时只是一个有三民主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建设一个新的共和国所需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皆不具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虽已过去，但中国的大部份地区仍在各派系的军阀控制之中，而且时有争战，那情景真是天下大乱。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的革命党更名国民党之后，孙重回广州，二一年就任大总统。但他的北伐武力统一计划，不为主张联邦制的粤军首领陈炯明接受，进而被陈部逼离广州，再返上海。孙在上海和列宁的代表越飞签订合作宣言，利用苏援打败陈炯明，二三年才在广州稳坐下来，制订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
不少人尤其指责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把“赤祸”引入中国。这话题由来已久。其实，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十月革命硝烟未散之际，就已经开始对中国下功夫，苏俄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国共合作”只是这部长篇恩仇记中的一章，诚然是很有戏剧性的一章。
现在北京的宣传家们正在热烈鼓吹九十年前的“建党伟业”。其实，那伟业不过是莫斯科导演的一场傀儡戏，当你探头看见那些内幕，真是没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大革命，是可以那样被外人所操纵、制造与收买。
以独立自主精神为人崇拜的毛泽东其实早就显示“有奶便是娘”的个性。中共建党初期，他对于来自苏俄的诱惑，没有表示过任何个性。他虽然参加了中共一大，但是不是党员身份都有疑问，也没有听说他曾发言出声，但开会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元的津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已快三十岁的毛，当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早先在北大当过一个阅览室的管理员，月薪八元，只是校工的待遇，而陈独秀当时在北大的教授月薪是三百元。会后毛回到长沙，陈让他开一个书报社，每个月有数十到一百多元的活动费。他可以过起请佣人的小康生活了。这些钱都是俄国人出的。
共产国际双管齐下：出钱又出人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助，记录显示是源于其派驻中国第二任代表马林，首任代表维金斯基一九二○年来华，待了十个月，没有大洒金钱，是一次公关之旅。他当时二十七岁，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长，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官方人物来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他极力推动建立共产党，与陈一道拟订党纲，也见了孙中山，交流革命经验，表示互相支持。维返俄后，列宁又派马林来华输出革命。马林主持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包办会议议程、决议与经费。中共每月所得经费，一九二四年三千元到一九二七年每月二万元以上。特别费用另支：毛搞“秋收暴动”一万、湖南农运五万、周恩来搞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三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全部开支十九万卢布，由共产国际埋单。
陈独秀最初和马林商议建党条件时提过“先独立后报帐”的意见，不想做外国附庸，怕被人称为“卢布党”。但马林坚持，中共只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在建党二月后，陈独秀等被捕，马林“弄了一大笔钱”才将陈等保释出来。陈的书生之见自然放弃。他任总书记五届期间，向共产国际要钱、报帐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做了卢布党总书记。
中共在财务上对苏俄的依赖，不仅在初期，完全是一个“卢布党”。到延安之后，甚至在夺取政权的全过程中，都倚重苏联各个方面的援助（本期裴毅然文章有详细介绍。一九四九后的苏援问题在此不表）。于苏俄言，这是输出革命必付的成本；于中共言，是一个下属机构应得的财政拨款。因此中共一切重大决策包括人事的任免，都要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斯大林本人旨意，便毫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苏俄对中共的控制，不仅在金钱、武器和物质上，而且直接派人来当“太上皇”，即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个个是权威，人人是老板。早期最知名的有：维金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米夫。还有两位是官方的外交代表越飞和加拉罕。这些人大都是职业革命家，有在欧亚各地造反的经验，最后都被列宁收罗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旗下。由于俄国革命在二十年代刚刚稳定下来，而东方形势与欧美工人运动差异甚大，这些世界革命的推销者在中国问题上，难免发生内部矛盾，左右衡突，常常走马灯式地换将易人。他们在中国大革命舞台上叱吒风云，而命运却饱含悲情。不少人不是被斯大林杀害、流放，就是自杀而死，包括鲍罗廷、米夫、越飞、罗明那兹、加仑将军、加拉罕，马林则被处死于纳粹战俘营。
马林斥中共早产，首倡国共合作
马林的角色是值得一记的。他来中国时三十八岁，已是比年轻的维金斯基成熟得多的革命家，早在一九一四年已亲手建立印尼共产党。因此他在打造中共时，很快就了解中国共产运动的底细。他在中共三大后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陈诉：“中共党员全数才四百二十人，其中工人只一百六十人，全部工作依靠国际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这是实况。陈独秀和马林争吵时，也说过：“现在没事可干，要钱也没用。”
马林的判断是“中共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只有民族主义。他在早前的报告中说：“中共党员不足二百五十人，谈不上是一个政党，没有工人党员，大部份是学生，要建立共产党只是一个乌托邦。”他认为现时中国唯一的任务是国民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产生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也服膺他的观点，在中共三大上强调“中国处于产业落后，劳动阶级极幼稚的时代”。
中共成立后，马林和孙中山曾相处九天，作了三次长谈，发现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和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因此主张中共和国民党合作，而且建议“进入国民党内去活动”。在得到孙中山和莫斯科同意后，中共通过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三大更进一步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接着，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中共的活跃份子在鲍罗廷领导下（马林已调回俄），不仅包办了大会的文件起草，还得到部份领导职位（十个部长占其三）。这是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到国民党二大时，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代表竟占了大会代表的三分之一。而国民党此时已有数万党员。
可见这场国共合作，已有了中共篡夺国民党领导权趋势的实质。必将引起日后国民党内非共势力的不满和反弹。然而时至今日，中共纪念九十年的官媒文章中，还在清算国共合作的右倾错误，只是把矛头从陈独秀转到马林身上（见人民网），而大捧主张斗争的维金斯基，在电影《建党伟业》中还特地邀请当红俄国高音歌手维塔斯来华扮演维金斯基。
历史地看，马林的主意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既照顾了小党中共的发展，也支持了国民党为主体的国民革命（中共党员数到一九二七年已从四百扩大到六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国际有鹊巢鸠占的预谋，斯大林就讲过“要尽量利用国民党以便取而代之”的话。后来合作的失败只是这一图谋的破产而已，并非向国民党屈服忍让的结果，与左右倾何关！
鲍罗廷怎样成为孙中山的亲信？
接替马林的鲍罗廷，在中国待了近五年，他的名份是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信任到超过孙所有战友和亲信的地步，几乎是言听计从，少他不行。孙同意鲍用列宁方式改造国民党，让鲍用红军的政委制度建军，让他一手包办黄埔军校，接受苏共五十人军事顾问团，甚至孙中山哀悼列宁电报和临终致苏共的信，都由鲍起草。
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鲍罗廷的影响不言而喻。孙中山容共至此（中共当然对鲍一直念念不忘），究竟孙对共产主义怎么看？新资料显示，共产国际早已盯上他，已派出数人前往拜访，“做工作”。可援引二则：
一、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一位年仅二十岁的干部达林（A.S.Darlin）和孙中山谈了几次话，谈到意识形态时，孙向他解释三民主义源于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并明确表示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他说欧美是患不均、反对贫富悬殊，中国是患贫，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阶级斗争。中国适宜用温和的建设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不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方法。只有荒凉的地方才可接受共产主义。孙用英语对达林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块荒凉的地方，你去试验，成功了，我们再说。
二、一九二三年一月苏联副外长越飞和孙中山会谈数次，签署着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共四条，第一条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越飞称“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求得民国的统一与国家之独立。”
这说明孙中山对苏俄的制度是相当清楚，认识也是坚定的。但是，在具体层面上又有不同。鲍罗廷作为首席政治顾问到任后和孙中山最初的交谈，就让孙佩服之至。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很快摸到了国民党的痛处。他对孙说，你号称国民党二十万人，是按学生会和军队算的。广州只有三万党员，交党费的几千人，党没有组织活动，没有出版刊物，也不开会，就不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你们做的只是征兵征粮、人民很反感──这些话针针见血，说到了孙心坎上。他当然清楚，他的党权、兵权、财权都是空虚的。鲍罗廷再介绍苏俄的做法，让孙大开眼界，于是放心授权鲍大展拳脚，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果真也有效。各地党部纷纷活动起来。
莫斯科大力支持蒋介石北伐
孙中山臣服于鲍罗廷，无可争议的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大力金援，一九二三年一次就开了二百万金卢布（中共只得二万），对黄埔建军、北伐的资助，更是大手笔。孙中山从此明白，他不单要会演讲，号召天下，还要懂“以党治国”。他可以用达尔文进化论拒绝马克思，但招架不住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陈独秀旁观者清，对鲍罗廷使孙中山“只信苏联不信中共”不以为然。他挖苦说：“孙中山重视鲍罗廷，因为他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
莫斯科当时并不宽裕，但是就像毛泽东宁可让千万农民饿死，援外的金额不会减少一样，当宁汉分裂时，武汉汪精卫已经向右转了，联共（布）还给汪精卫二百万卢布恳请汪精卫扭转局势。接着斯大林又亲自发电给武汉追加三百万至五百万，他相信“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国共合作强化了国民党势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否认的来源之一，是列宁的新政权透过副外长加拉罕发表的三次“对华宣言”，宣称放弃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俄侨不享有治外法权......不论后来是否得到落实，但能如此郑重明确地宣布尊重弱势民族的反帝政策，十月革命的形象，在饱受“巴黎和会”屈辱的中国人心上自然是相当友好，孙中山又何能例外。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因肝癌病逝，他念兹在兹的遗志是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辛亥革命已十三年，大局仍是内忧外患，军阀拥兵自豪，且有列强支持，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控制中原到北方，加上孙传芳在东南，总兵力近百万人。孙去世后国民党最有权势的汪精卫、蒋介石，在苏联提供数百万美元军事援助的基础上，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师北伐，虽然国民革命军只有十万兵力，但国共合作、民心拥戴，只打了两年多，就以少胜多，各个击破南北军阀，虽有南京排外事件和上层的派系之争，还是实现了全国统一。
这是一场除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之外，中国二十世纪举行的另一场大规模内战。其历史评价，各界至今尚属肯定。北伐赢得国家统一之外，还有两个重大成果，那就是国共合作的结束和军事强人蒋介石的崛起。
中共的定论是，蒋介石趁北伐胜利之机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官方对大革命失败原因总结三条：地主买办势力大于革命力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没有革命武装。但是对很多史实讳莫如深。若干学者揭开了一些内幕，结论还有争议。
四一二政变国共决裂的真实原因
国共决裂原因，有远因，也有近因：
一、国民党右派一直在抵制中共势力明里暗地在党内的扩张、夺取领导权。例如中组部二十九人，中共党员竟占二十六人。迫使国民党通过限制中共比例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节节胜利，陈独秀、鲍罗廷见蒋势猛增，竟然公开反对北伐，此举连莫斯科亦反感。反映中共的作为始终不得人心。
二、就在北伐同时，中共借大革命之机以“扶助农工”之名，组织工人武装造反。周恩来领导大规模的上海暴动，欲组苏维埃政府，夺取上海政权。蒋乃抢先解散东征军二师为中共把持的政治部，命白崇禧在上海戒严，“四一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次日总工会万人集会、武力反抗，被弹压。连续数日，中共称有三百人被杀，数百人被捕。蒋在这场“清党”行动之后，迅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宣布武汉为伪政府，开始宁汉对立。
三、毛泽东也在北伐同时，发动湖南农运，将国民革命军的反共情绪推向激烈。革命军八军中有三个军皆为湘军，毛以农运书记之名去考察，大肆煽动乡民暴力，乱斗乱杀“土豪劣绅”，势如洪水猛兽，农会成员达二百万之众。在北伐前线的不少地主子弟，闻家属被游街、被斗被杀，家财女人被共产，军心为之动摇。毛二七年三月写成那篇臭名昭着的农运考察报告，大赞痞子造反“好得很！”陈独秀和中宣部长彭述之看到都不敢发表。后来长沙“马日事变”就是北伐军军长何键因为父亲被绑游街，愤而指使团长许克祥的报复行为。
四、北京此时也发生“俄奸”事件。执政奉系警方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突然搜查苏俄使馆，查出大量中共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与俄共勾结颠覆出卖中国、私藏军火谋反的证据，公开后激起公愤，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等十九名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涉案人士，并以俄奸之罪处决。亦是四一二政变之因。
五、罗易泄密事件。宁汉分裂后，共产国际拉拢武汉政府反蒋，罗易时为国际驻华首席代表，为取信忠于“三大政策”的汪精卫，罗将共产国际在四一二之后做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看。该指示密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汪看后企图最后敲诈一笔，要苏俄贷款一千五百万元，斯大林只允二百万。其后，汪将秘件公开，成为反共的铁证。汪决意联蒋，发动七一五政变，实现宁汉合流。为国共合作画上最后的句号。
六、鲍罗廷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可谓一名大导演，闭幕时四十三岁。此人老到干练，不仅对孙中山影响巨大，对蒋介石也看好支持，并影响到斯大林对蒋的看法。但在一九二七年初国民分歧日深的时候，却犯了一个失言的错误。对政府迁都武汉问题，蒋不想买帐，在汉口欢迎蒋的宴会上，鲍当众批评军人摧毁党权，对蒋说：“蒋同志，我们三年共事，你晓得，如果有人压迫农工，反对ＣＰ，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他。”蒋事后忍不住反驳说：“我校长教学生，从未到如此严重地步，在数百人宴会上，把我一个革命领袖，党国领袖，让一个外国顾问当奴隶一般教训。你不是欺负我个人，你是欺负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鲍闻讯知祸，暗托宋子文道歉，无下文。宁汉分裂后，党内便有人倒鲍，四一二后，鲍和陈独秀都成为南京政府通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名单上的首要。六月被武汉政府解除职务，七月经蒙古遣送回俄。
四一二流血事件：伤亡一百零三人
以上六点可否解释何以蒋介石发动“清党”，国共合作最终破灭的主要原因？
关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伤亡人数问题，尚可以作一点补充。
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在事后四月十八日公布过一篇〈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的文章，称十二、十三两日冲突，经确实调查，计闸北浦东两处共死士兵十二名，工人二十名，受伤共六十一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死伤并计一百零三名。文章并附录此一百零三人之姓名、职业与死伤情形。称外传“死伤数百人殊属骇人听闻”。此文已为当今史家所悉。
但是直到今年五月十九日新华网对四一二的死亡人数还是“当场打死一百多人，到四月十五日，上海工人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至于中共党内被捕杀者，迄无统计资料可查。四一二政变后半个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出席者八十二人，全国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曾到会，这是中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会议程序亦算周到，但并未有人提到向四一二的牺牲者致哀，甚至李大钊之死亦无提到。
中共历程：成也苏俄，败也苏俄
隔着八、九十年的时空，探索至今令人困扰的中共统治之谜，在最初阶段已经显示了影响后来数十年的某些特有的气脉：
首先，中国共产革命可谓“成也苏俄，败也苏俄”。从无到有，到打平天下，定为一尊，都是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援，完全是一个殖民主义式的革命，苏俄模式的翻版，其影响力直渗透到苏共瓦解之后。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也是由于和苏共翻脸，一意孤行而致。后三十年的走资成就，不是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的失败。
其次，初阶段业已显示，在中共上层曾存在背景迥异的三派。一派是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派；一派是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一派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前两派具有国际视野与现代教育影响。他们虽然都在权力斗争中先后败落，但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执政，都将以现代国际的某种蓝图为本，至少不会演出大饥荒和文革那样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
不幸地是中国革命成气候的，却是背景与现代文明绝缘的本土毛派。毛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只是混进大革命的一个痞子型的边缘人。他唯一留下的足迹是一九二六年的湖南农运，然而，正是那场不足半年的记录已显示他日后统治中国的核心本质﹕粗野、暴力与无法无天。毛的这笔遗产保留至今，虽然已经贬值。
最后，看看孙中山与蒋介石。一场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显示孙是认同西方价值观的领袖人物，这与他深入欧美社会的身世背景密切相关，指靠国际奥援以完成反帝统一大业，是他的选择。他与农民造反，占山为王的中国绿林传统绝对是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联俄容共”乃是一种必然，一种侷限，也是一种幸运。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手，他能在中国那样复杂的人文环境中走出一条路来。
蒋介石就很不一样，他追随孙中山，追随三大政策，可以让独子去苏联留学，但也是一个敬重传统文化懂得自律又有敏锐判断力和意志力的人。一九二三年，他被孙中山派去苏联考察三个月，看到人民饥寒交迫之下，进行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令他失望之至。
在孙中山逝世后，他领军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和后来坚持抗日到胜利一样，是他一生两个光辉的高峰。而毅然了断国共合作，力排共产主义──则显示他不仅是一个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政治家。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纽约 《开放杂志》 2011年7月号
文章来源：《绿色参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