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3日讯】李九莲是继史云峰之后惨死在文革之后的着名“现行反革命”。文革中,李九莲是一名狂热的红卫兵头头，曾在天安门广场狂呼过万岁、万岁、万万岁,是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然而,勤于思考的李九莲对文革的倒行逆施终于有了觉悟,从一个疯狂的支持者变成坚决的反对者。
1969年,李九莲对文革开始反思——她在日记中写到：“黄昏的太阳并不伟大，也不温暖……”
“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
“说是清除了国家政权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可是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呢？一切还不是取决于历史，历史决定现实吗？中央不是按历史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之时,作为一个曾经疯狂过的红卫兵头头,李九莲能对文革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些认识是偷偷写在日记里的。
如果李九莲的这些思想仅仅偷偷藏在日记里,藏至文革结束,李的命运就不会那么悲惨。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深地掩藏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即使最亲密的人也不吐一字一句,如周恩来。
年轻的李九莲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出卖,更没有经历过同学、战友、恋人的出卖。于是,她将自己内心里装了很久的东西,坦露给了她最亲爱的人。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她的恋人曾昭银写了一封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被出卖
李九莲不是不明白“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但这个叫曾昭银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她的恋人，她深深恋着的人。
李九莲也曾深深恋着文化大革命,深深恋着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一些人。但她发现她恋错了的时侯,并开始反思了,那些人不值得她恋,她要同她过去的错恋绝裂。但她万万不会想到,在到处都是政治的年代里,是不会有私人之恋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曾昭银大义灭亲地将她“出卖了”。
“出卖”是一个非常肮脏的政治字眼，同“叛徒”一样遭人不耻。但曾昭银将李九莲出卖给了党,出卖给了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一种多么有觉悟的“出卖”呀!这种“出卖”或者说“告密”,是当时多么盛行,多么值得发扬光大的行为呀!
曾昭银错了吗?在党和恋人之间,他选择了党选择错了吗?正如江青等人在人性和党性之间选择了党性选择错了吗?
曾昭银的选择,让李九莲走进了监狱。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战士,用恋人的血,向党交上一份血淋淋的赤诚。
蹲了几年监狱后,林彪从天上掉下来,李九莲出来了。这时的她如果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她的命运还会改变,后来亦不会惨死。但李九莲曾红卫兵过、曾造反过,她四处上告,进省进京,到处贴大字报。
李九莲的大字报一定写的不错,不然,她重新被抓后,赣州地、市也不会有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年4月25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而且,还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援和理解。
什么是舆论?这就是舆论。什么是支持?这就是支持。可是在中国,没这些李九莲也许还死不了，有了这些李九莲必死无疑。
“1974年4月25日下午，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曾为毛泽东的警卫员）在省委常委涂烈（全国的批林批孔就是从王洪文批转涂烈的信开始的）的操纵下，连夜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李九莲的事儿弄大了!
“1974年10月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上，王洪文说：‘李九莲哪来那么大本事，那么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时候我们都还一点看不出来。赣州一个小小的李九莲，不可能先知先觉！’张春桥说：‘李九莲问题，不就是典型的否定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嘛。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觉悟哪里去了？’””
当时华国锋、倪志福在场。
尽管当时华国锋尚不是英明领袖,也没有材料记载他当时说什么没有。但王洪文、张春桥话说的狠,却还没下令杀人。而华国锋一英明领袖后,李九莲命没了。
“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当晚，李九莲尸体遭暴徒的凌割，惨辱亘古未闻！”（请注意李九莲被害死的时间）
这段描述还很“文”,实际上李死后是被人奸尸、并割去双乳。
太惨了!太惨了!死前让人封了嘴,死后又让……苍天呀!你有眼吗?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每每让笔者仰天长啸!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和手指上被钉进竹签的着名女共产党人江竹筠,常常让我感到时空倒错。
1977年12月,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何以还会发生这样的暴行呢?
“1981年1月，胡耀邦关注此事并作批示.同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上谈李九莲一案时,一一点出了受株连者的数目：死两人、被判六十人、遭党政纪处分六百馀人、株连逾千……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李九莲终获平反。
但李九莲的死，让一个民族清醒了吗?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1969年,李九莲对文革开始反思——她在日记中写到：“黄昏的太阳并不伟大，也不温暖……”
“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
“说是清除了国家政权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可是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呢？一切还不是取决于历史，历史决定现实吗？中央不是按历史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之时,作为一个曾经疯狂过的红卫兵头头,李九莲能对文革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些认识是偷偷写在日记里的。
如果李九莲的这些思想仅仅偷偷藏在日记里,藏至文革结束,李的命运就不会那么悲惨。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深地掩藏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即使最亲密的人也不吐一字一句,如周恩来。
年轻的李九莲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出卖,更没有经历过同学、战友、恋人的出卖。于是,她将自己内心里装了很久的东西,坦露给了她最亲爱的人。
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她的恋人曾昭银写了一封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被出卖
李九莲不是不明白“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但这个叫曾昭银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她的恋人，她深深恋着的人。
李九莲也曾深深恋着文化大革命,深深恋着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一些人。但她发现她恋错了的时侯,并开始反思了,那些人不值得她恋,她要同她过去的错恋绝裂。但她万万不会想到,在到处都是政治的年代里,是不会有私人之恋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曾昭银大义灭亲地将她“出卖了”。
“出卖”是一个非常肮脏的政治字眼，同“叛徒”一样遭人不耻。但曾昭银将李九莲出卖给了党,出卖给了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一种多么有觉悟的“出卖”呀!这种“出卖”或者说“告密”,是当时多么盛行,多么值得发扬光大的行为呀!
曾昭银错了吗?在党和恋人之间,他选择了党选择错了吗?正如江青等人在人性和党性之间选择了党性选择错了吗?
曾昭银的选择,让李九莲走进了监狱。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战士,用恋人的血,向党交上一份血淋淋的赤诚。
蹲了几年监狱后,林彪从天上掉下来,李九莲出来了。这时的她如果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她的命运还会改变,后来亦不会惨死。但李九莲曾红卫兵过、曾造反过,她四处上告,进省进京,到处贴大字报。
李九莲的大字报一定写的不错,不然,她重新被抓后,赣州地、市也不会有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年4月25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而且,还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援和理解。
什么是舆论?这就是舆论。什么是支持?这就是支持。可是在中国,没这些李九莲也许还死不了，有了这些李九莲必死无疑。
“1974年4月25日下午，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曾为毛泽东的警卫员）在省委常委涂烈（全国的批林批孔就是从王洪文批转涂烈的信开始的）的操纵下，连夜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李九莲的事儿弄大了!
“1974年10月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上，王洪文说：‘李九莲哪来那么大本事，那么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时候我们都还一点看不出来。赣州一个小小的李九莲，不可能先知先觉！’张春桥说：‘李九莲问题，不就是典型的否定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嘛。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觉悟哪里去了？’””
当时华国锋、倪志福在场。
尽管当时华国锋尚不是英明领袖,也没有材料记载他当时说什么没有。但王洪文、张春桥话说的狠,却还没下令杀人。而华国锋一英明领袖后,李九莲命没了。
“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当晚，李九莲尸体遭暴徒的凌割，惨辱亘古未闻！”（请注意李九莲被害死的时间）
这段描述还很“文”,实际上李死后是被人奸尸、并割去双乳。
太惨了!太惨了!死前让人封了嘴,死后又让……苍天呀!你有眼吗?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每每让笔者仰天长啸!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和手指上被钉进竹签的着名女共产党人江竹筠,常常让我感到时空倒错。
1977年12月,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何以还会发生这样的暴行呢?
“1981年1月，胡耀邦关注此事并作批示.同年9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两案’工作座谈会上谈李九莲一案时,一一点出了受株连者的数目：死两人、被判六十人、遭党政纪处分六百馀人、株连逾千……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李九莲终获平反。
但李九莲的死，让一个民族清醒了吗?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