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4日讯】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即使对时事漠不关心者，也能从7•23高铁事故中的媒体集体起义中感受到社会求变心切。假设北京高层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当年启动经改的邓小平，这时候就应该借力成事，促成中国政治转型。
北京经常表示对民主化的深切担忧，一是忧虑“子民”素质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担心“民主导致动乱”。在此，我对症下药，帮助中南海衮衮诸公解惑释疑。
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第四、五两代中共领导人完全可以师法当年邓小平开办经济特区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与政治勇气，在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大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办政治特区，让它们先走一步，开出一条路来。
为何选这些地区与城市做政治特区试点？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人均GDP与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开放度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可以免除中南海领导们对人民素质低不堪承担民主化大任的担忧。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国高等学府云集之地，九大常委“龙潜”时大多在清华、北大读书，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级领导人，谁敢说它们素质低不能实施民主？而且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知识精英云集，经济精英众多，行政人才与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做为权利主体的自治能力也比较强，党不用累得像如今这样，连个居委会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给这些地区松绑，他们定能创造出比现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经济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还有一个好处，便于精简行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应了“政府太大，养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员吧，又担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云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员，那些失去了铁饭碗的小公务员无处可去，只能长年上访。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的好处，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据说已经完善（我这里假定媒体上就此所做宣传全是真实情况），二是其他部门就业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员压力的渠道远比落后地区多，不用担心被裁汰人员因无出路而成为上访族。
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其他地区逐渐推广，通过这种让少数地区的人民先民主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个中国民主转型。
对于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划出几块区域来试办红色特区，重庆就是现成的红色特区，如果需要一个乡村试点，可选在湖南韶山，这个地方是毛泽东的老家，对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础。当然，如果还有地方愿意充当红色特区试点，经过当地民众投票表决，也可自愿申办试点。这样省去了“乌有之乡”上的左派们成天打口水仗，引导他们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设红色特区这种创造性工作上去。
我这说法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发明权可归于党内老臣田纪云先生。1992 年邓“南巡”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听了印象深刻，记得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后面大概还有让计划经济特区与实行商品经济区域竞争，看最后谁赢之类。
田纪云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当然都是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从他这建议里可以化出政治特区的构想。至于是骡子是马，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年十年可见分晓。如果红色特区赢了，至少可为上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比赛，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惨败的历史挽回一点面子，为国际共运史留下一条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实行党内民主，让党内形成一些派别，竞争上岗。这种稳步放开，可免中南海“民主导致动乱”的担心
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当局以前常拿来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运动，最近这些年随着民智渐开，六四已经成了当局需要紧紧捂住的疮疤，因此所举的例子又变成了台湾与泰国的红衫军——其实这两国人民本身倒真还没觉得他们那有什么“动乱”，当局是在代古人担忧。今年5月我去台湾，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人士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台湾人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干不好，就下来，换一个就是。塌不了天。”
我当然理解当局所谓“民主引起动乱”的担忧，并不真是担忧民众上街游行，聚在一起评议时政这类小动作。当局真正的担心是“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口子没捂住，导致政权易主，继任者将严厉清算前政权的政治帐与经济帐。通过换位思考，我很理解当局这点担心。我也很认真地代当局想过这事，改革以来的30年，执政当局的政治帐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馀都是些零星帐，因此欠的主要是经济帐，那些关于红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时时被提及的大规模资本外逃等，都属于经济欠帐。对此我也提供一个疏导之法，在这类善后工作上，采取软着陆的方法比硬压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已于今年2月1日生效，中东北非几个国家独裁者的家族资产按法规均已冻结，所以中国高官其实也只剩下维京群岛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为了保证这些年来聚敛来的财产不至于化为泡影，唯一的办法是让政权继续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最现实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区的中共内部实行党内民主，摹仿日本自民党，允许党内有派，互相竞争。政治特区的议员与行政首长都通过选举产生。这种选举其实翻不了大浪，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可与中共争雄，只要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当，选举的结果大概还是中共的几个政治派别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当选。
只要政权暂时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区内逐渐推行司法独立，放手让民众自由结社，放开新闻，形成社会压力集团，也不会导致一夜之间风云变色，政治全部翻盘。这样做，中共官员失去的只是继续腐败的机会，但可以保全以往积攒的腐败存量。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平安下车做准备。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成天祷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万岁万万岁，但从来没有不变之政权。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为多恋了几年权，最后难免铁笼之羞辱。那个蒋经国，当年台湾戒严难道没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结束专制的最后一位专制者”，为台湾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不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们对蒋氏家族的风评。
所谓政治转型，无非是三点，第一，政府为构建公民权利搭建制度平台，让人民能够成为自治的权利主体；第二，为权力退出经济领域开列时间表，实行倒计时办法，逐步改变目前政府既是资源的垄断者与分配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最后还是裁判者之格局，减少官员腐败机会，让官府不再从民众口中夺食，就能消除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党利益的政治换血机制，即多党竞争。这三点要达成的目标无非是约束权力，减少腐败，让人民能够活得有尊严一些。如果抛开一党（尤其是中高层利益）之私利，这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于国于民还是于共产党自身，都极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庞大势力，只要能够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赢回民心，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大多数的选票。
我这“策论”写得既不恭谨，也比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请中南海衮衮诸公三思：过去就是由于你们太关心人民，老将人民当作不会走路的婴儿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有时候我实在分不清党与人民的关系到底谁是谁的爹娘，比如在追悼会上为党的领袖亡灵致辞时，总要说某某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就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但这“儿子”却将做“父母”的人民当作弱智儿童，从言论到思想再到行动，无一不行“代表”之权，结果这“儿子”劳心劳力还折腾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车，劳碌终生买不起一套房子，散个步都有警察拿枪看着，最后“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势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写了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向国人，尤其是向中共执政者发出呼吁，但当局不仅不愿意面对问题，反而以为消除作者的声音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现在我再次向中共执政者呼吁，历史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如果错过这段中国尚有“面包”的时机，中国虽然能在近十年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状态，但最后必然走向双输之局。国人输掉的是社会重建的资源，统治者除失去政权之外，还将面临铁笼之困与倾巢之忧。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北京经常表示对民主化的深切担忧，一是忧虑“子民”素质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担心“民主导致动乱”。在此，我对症下药，帮助中南海衮衮诸公解惑释疑。
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第四、五两代中共领导人完全可以师法当年邓小平开办经济特区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与政治勇气，在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大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办政治特区，让它们先走一步，开出一条路来。
为何选这些地区与城市做政治特区试点？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人均GDP与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开放度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可以免除中南海领导们对人民素质低不堪承担民主化大任的担忧。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国高等学府云集之地，九大常委“龙潜”时大多在清华、北大读书，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级领导人，谁敢说它们素质低不能实施民主？而且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知识精英云集，经济精英众多，行政人才与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做为权利主体的自治能力也比较强，党不用累得像如今这样，连个居委会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给这些地区松绑，他们定能创造出比现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经济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还有一个好处，便于精简行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应了“政府太大，养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员吧，又担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云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员，那些失去了铁饭碗的小公务员无处可去，只能长年上访。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的好处，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据说已经完善（我这里假定媒体上就此所做宣传全是真实情况），二是其他部门就业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员压力的渠道远比落后地区多，不用担心被裁汰人员因无出路而成为上访族。
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其他地区逐渐推广，通过这种让少数地区的人民先民主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个中国民主转型。
对于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划出几块区域来试办红色特区，重庆就是现成的红色特区，如果需要一个乡村试点，可选在湖南韶山，这个地方是毛泽东的老家，对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础。当然，如果还有地方愿意充当红色特区试点，经过当地民众投票表决，也可自愿申办试点。这样省去了“乌有之乡”上的左派们成天打口水仗，引导他们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设红色特区这种创造性工作上去。
我这说法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发明权可归于党内老臣田纪云先生。1992 年邓“南巡”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听了印象深刻，记得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后面大概还有让计划经济特区与实行商品经济区域竞争，看最后谁赢之类。
田纪云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当然都是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从他这建议里可以化出政治特区的构想。至于是骡子是马，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年十年可见分晓。如果红色特区赢了，至少可为上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比赛，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惨败的历史挽回一点面子，为国际共运史留下一条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实行党内民主，让党内形成一些派别，竞争上岗。这种稳步放开，可免中南海“民主导致动乱”的担心
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当局以前常拿来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运动，最近这些年随着民智渐开，六四已经成了当局需要紧紧捂住的疮疤，因此所举的例子又变成了台湾与泰国的红衫军——其实这两国人民本身倒真还没觉得他们那有什么“动乱”，当局是在代古人担忧。今年5月我去台湾，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人士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台湾人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干不好，就下来，换一个就是。塌不了天。”
我当然理解当局所谓“民主引起动乱”的担忧，并不真是担忧民众上街游行，聚在一起评议时政这类小动作。当局真正的担心是“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口子没捂住，导致政权易主，继任者将严厉清算前政权的政治帐与经济帐。通过换位思考，我很理解当局这点担心。我也很认真地代当局想过这事，改革以来的30年，执政当局的政治帐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馀都是些零星帐，因此欠的主要是经济帐，那些关于红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时时被提及的大规模资本外逃等，都属于经济欠帐。对此我也提供一个疏导之法，在这类善后工作上，采取软着陆的方法比硬压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已于今年2月1日生效，中东北非几个国家独裁者的家族资产按法规均已冻结，所以中国高官其实也只剩下维京群岛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为了保证这些年来聚敛来的财产不至于化为泡影，唯一的办法是让政权继续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最现实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区的中共内部实行党内民主，摹仿日本自民党，允许党内有派，互相竞争。政治特区的议员与行政首长都通过选举产生。这种选举其实翻不了大浪，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可与中共争雄，只要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当，选举的结果大概还是中共的几个政治派别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当选。
只要政权暂时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区内逐渐推行司法独立，放手让民众自由结社，放开新闻，形成社会压力集团，也不会导致一夜之间风云变色，政治全部翻盘。这样做，中共官员失去的只是继续腐败的机会，但可以保全以往积攒的腐败存量。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平安下车做准备。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成天祷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万岁万万岁，但从来没有不变之政权。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为多恋了几年权，最后难免铁笼之羞辱。那个蒋经国，当年台湾戒严难道没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结束专制的最后一位专制者”，为台湾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不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们对蒋氏家族的风评。
所谓政治转型，无非是三点，第一，政府为构建公民权利搭建制度平台，让人民能够成为自治的权利主体；第二，为权力退出经济领域开列时间表，实行倒计时办法，逐步改变目前政府既是资源的垄断者与分配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最后还是裁判者之格局，减少官员腐败机会，让官府不再从民众口中夺食，就能消除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党利益的政治换血机制，即多党竞争。这三点要达成的目标无非是约束权力，减少腐败，让人民能够活得有尊严一些。如果抛开一党（尤其是中高层利益）之私利，这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于国于民还是于共产党自身，都极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庞大势力，只要能够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赢回民心，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大多数的选票。
我这“策论”写得既不恭谨，也比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请中南海衮衮诸公三思：过去就是由于你们太关心人民，老将人民当作不会走路的婴儿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有时候我实在分不清党与人民的关系到底谁是谁的爹娘，比如在追悼会上为党的领袖亡灵致辞时，总要说某某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就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但这“儿子”却将做“父母”的人民当作弱智儿童，从言论到思想再到行动，无一不行“代表”之权，结果这“儿子”劳心劳力还折腾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车，劳碌终生买不起一套房子，散个步都有警察拿枪看着，最后“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势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写了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向国人，尤其是向中共执政者发出呼吁，但当局不仅不愿意面对问题，反而以为消除作者的声音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现在我再次向中共执政者呼吁，历史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如果错过这段中国尚有“面包”的时机，中国虽然能在近十年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状态，但最后必然走向双输之局。国人输掉的是社会重建的资源，统治者除失去政权之外，还将面临铁笼之困与倾巢之忧。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