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一河: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

2011年08月25日评论
【新唐人2011年8月25日讯】在我心中,中国只有一个院士袁隆平,还有几个航天科技的,其他的则无所谓,没成为院士用不着痛心疾首。如果真有本事,就象袁隆平那样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然后自然请你做中国院士,这还得看你那时有没有心情。

小时候想长大了做科学家。这个理想后来虽然破灭了,但还保留着对科学家的景仰。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谁仰科学家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以致人们怀疑中国还有科学家吗?

单从职称看,连中学里都有了研究员,享受与大学教授同等的级别与待遇。他们研究什么呢?一个研究员调侃:“领导的表情就是我的心情,领导的想法就是我的做法,领导的要求就是我的追求,领导的小秘就是的秘密。”

中科院当然不是一所中学。它是世界上科学家人数最多的科学院。自问世以来,没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奖。国人虽然不平,但因为那毕竟是世界上顶级尖端,确实不好拿,就原谅了,理解了。但不能原谅、更不能理解的是,科学家究竟有没有屁股?有没有心眼?屁股坐在哪一边?心眼用在哪个地方?外行不太清楚,且听内行语。北大院长饶毅称:“做好研究不如拉好关系,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怪不得,抄袭论文的,骗取经费的层出不穷。最令人愤怒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指鹿为马,禁不住笼子与骨头的诱惑,为强权作伪证,蝇营狗苟。李承鹏先生说,一辈子没一句有担当的话,一辈子没有一星半点的创新。这样的院士有几分社会价值?

中国的博士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也是最没有用的,有用的到哪里去了?出国了,不回来了。

中国没有院士落后,有了院士还是落后,而且越来越落后,为什么呢?内行人语“中科院成了高官俱乐部”。有事实证明,此言不虚。

院士没用?怎么办?多养几个杨振宁那样的就有水平了。做科研做不出成绩了,就回来养尊处优;做科研不行了,做爱还挺能干的。

明白了吧,中国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

院士吃财政。自己一张嘴要吃喝,还要养几张嘴,有的还要养情人的嘴。端谁的碗,就受谁的管,就为谁说话,就为谁干事。我有幸聆听党委书记训斥一个“问题人员”:你辞了职去反党,那才叫真本事,那就不是我找你苦口婆心,而是警察真刀真枪。”在这样的情境里,教授自然,研究员当然,院士亦然。这样一个智商绝顶的群体,进入了一种无知状态。假装无知,可以带来丰厚的利益,一辈子吃不完也要不完。

因此,院士、研究员、教授是最有知识的,却又是最无知,无知到可以置常识而不顾;有最强烈的荣誉感,却又最没有耻辱感,无耻到连小孩子说假话都会脸红心不安而他们居然振振有辞。为一己之私利,他们早就放弃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名,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梦想。他们沽名钓誉、坑害科学、甚至祸国殃民的事儿,实在是破坏了中国的根基,给全国所有的家长带来一个问题,教育孩子长大了做什么人?都去做高官大款,而不愿意做科学家。有句话说得好:“士之无耻,国之大耻”。他们知道这个体制的厉害,他们纵有知识也奈何不了傲慢的权力,只能把自己阉割了,甘心做鸵鸟,做犬儒,才能分得一羹。那一羹是科学吗?是科学精神吗?是独立人格吗?是社稷之根基?是民众之福祉吗?

当今中国更可哀:没有一个职业是光彩的,没有一个品牌是世界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就敢说“大国崛起”,买个二手航母就敢说实力大增。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蒙受着不公不正的伤害,物价高得大众喊苦,希望出国的人日益增多……

中国的有钱人不少了,政府每年收获的钱更多了。有钱,就能治理好社会,就能使人民幸福吗?用钱能办到的事情不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事情是用钱办不到。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担当责任、敢于创新。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有脊梁才有可能崛起,才有机会展示实力。否则,只能是被欺凌的债主、被施舍的乞丐、被鄙视的乌合之众。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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