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5日讯】货币是一国经济和物价之指挥棒和魁首。货币过少或过量供应，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和物价出问题，而最坏的一种情况，则是货币供应的骤然冷热，就像流水的过旱或过涝一样，都会导致“经济植物”在短时间内衰亡。调控物价如果不紧紧抓住物币这根牛鼻子，不掌握好节奏，那么，即使是不增加货币发行，仅仅在“存量货币”上做文章，骤然收紧或放松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灾难。行政限购和银行限贷政策，无疑是这种“灾难实验”的最佳体现。
年初，在住房限购政策初出炉的时候，笔者就预言，它必将导致大城市房租上涨而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人往何处去？钱往何处去？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时代背景性问题。即使户籍控制、上学和高考歧视都阻挡不了千军万马奔向大中城市的脚步，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同样改变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却有可能极大地改变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应结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年净增加外来人口高达60万以上，在限购政策下，这些人全部必须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购房被严厉限制，房租的飙升将不言而喻。同时，社会上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投资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较快、也是房价较高的全国72座城市如果都实行严厉限购政策，那么意味着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信号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将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长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线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而这些城市的楼盘规模总体较小，不需要多大的资金量就可以推高房价；推高的房价进一步刺激资金进入，形成不符合市场要求的真实泡沫。市场信号一旦被非市场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国民损失，相比于遵从真实的价值规律——哪怕是残酷的高房价而言，从个人到社会到自然界（比如宝贵的土地上建的是烂尾城），为此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住房限购将扭曲三四线城市房价》FT中文网2月11日）
如今，仅仅半年多时间，这些判断全部应验。《京华时报》报道，北京最严“限购令”实行半年，房价稳中有降，但由于部分购房需求转化为租房需求，租金持续上涨。部分租房者只得多人合租，或者到更远的地方租房，也有人开始考虑要离开北京。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二线城市限购以后，导致未限购的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有关部门不得不积极酝酿增加新的限购城市名单。住建部对新增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提出标准：1、房价指数处涨幅前列；2、今年6月房价与去年底相比涨幅较高；3、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增幅较高；4、位于已限购中心城市周边，外地人购房比例高；5、群众对房价反应强烈。住建部建议凡符上述2条者应纳入限购范围。
如此限购，颇像一个消极的消防队员，哪里着火了，就屁滚尿流地跑到哪儿去灭火；为了防止过火地区“死灰复燃”，甚至不惜采取过重的手段。而新的火势，则早已在别的、消防水龙头还没有伸到的地方酝酿甚至蔓延！如此限购都是马后炮，只不过给全国房价一个波浪式轮番上涨的机会而已！精明的投资商像个游击队员，到哪里都能打胜仗；可怜后知后觉的刚需者，本指望限购的靴子落下来，房价能够落它个三几成，没曾想还没反应过来，房价就如火势一样呼呼往上窜，且一旦上涨，就很难降下来。
限购保护了真正需要买房的人吗？非也！遭遇限购的城市房价的确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甚至下跌，然而，限购首先保护的是本地居民，而对于外来人口中的住房刚需者，限购实际上一开始就把他们排除在买房资格之外，房价高低跟他们已经毫无关系。若干年后，等这批外来刚需者三五年后达到规定的购房资格，说不定房价已经涨到比限购前还高！而这样一个推迟买房的过程，却抬高了房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限购就像在大江大河上筑坝，想要拦住货币之水，结果却使货币和刚需越积越多，一旦开阐，水势更加凶猛，甚至有可能酿成灾难。限购要想真正起到作用，那就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全盘限购，而且永不放开。但那样的结果，是全面扭曲市场需求，全面减少租房供应，全面阻碍城市化的发展，开历史的倒车。同时，还会使其他方面的物价全面升高，导致中低收入阶层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以前还是买不起房，接下来可能吃不起肉甚至吃不起饭。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来，总共吸收社会流动性23万亿元以上，对稳定物价功不可没。今年限购政策还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副作用已经极其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统计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环比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岳父母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告诉我什么菜什么菜涨价一倍了。想必真实的物价涨幅比统计局的数字还算得快吧？
中国有两个瘾君子，一个是中央政府的超发货币；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滥征滥卖土地。这两个瘾君子，才是房价物价火箭般不断飞升的总根源。超发货币，是投资和外向主导型经济、且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藏外汇于民的结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奇特格局。而地方政府滥征滥卖土地的根源，亦是政府成为投资主体，成为超级大公司，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结盟，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吸收民众储蓄，在银行表外运行，投向基建与房地产项目，相当于绕过央行“创造”了一大笔新的货币，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于“第二央行”。在“第二央行”的支撑下，政府主导的投资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形成了“以速度掩盖质量”的“高铁模式”。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扩张计划（主要是公路等基础建设投资）和小城镇化大跃进下，要想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为这一模式的最终埋单者，原本增长率就低于GDP增长的居民收入与消费被再度压缩。他们为了自身保障而不断增加的储蓄，被以种种“理财”模式再度投入到不断膨胀中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市场之中。
这种政府主导的大跃进式发展模式，几乎命悬一线，完全建立在政府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的基础上。如果土地不增值或者土地卖不出去，不仅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就是14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及其背后的银行债务也将岌岌可危。傻瓜都可以轻易推导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必然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基础之上。失去了房价上涨的传导效应，地方债务和银行风险将再次逼迫中央买单。买单的方式只有两种：增加税收或超发货币。结果还是由百姓买单 ——要么通胀，房价物价再涨（这样一来也可以一举使地方债解困），要么税负更重。
几乎所有的逻辑和指向都是四个字：通胀时代。
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关键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向政府自己开刀。而不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药。归根结底，是要告别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市场和自由还给市场。政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必然腐败低效乱象叠出。题中之义是把经济和物价的指挥棒——金融的权利还给民众，不仅要藏外汇于民，而且要让民众自由从事金融活动。这既是有效吸收流动性的办法，避免千军万马将多馀的钞票都投进房地产，同时又是激活经济的办法，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种种信息表明，在限购和限贷、回收流动性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大量国有银行和垄断型央企都已经成了“放高利贷者”，巨大套利空间致在江浙等地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没有流向用款企业，而是流向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有3万亿元信贷资金。福建公务员以低息从银行套取贷款后，转手给担保公司或民间借贷，牟取利差收益。民间借贷利率高的已达每年60%甚至更高。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有些上市公司大搞委托贷款，让银行帮他们放债，年利率从12%-21.6%不等，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过利润。报道没有提到的是，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纷纷倒闭，而有些国有企业却有钱用不完，拿来放债。
据悉美国有8400多家银行，中国只有300多家。垄断只能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减少百姓存钱的利润空间、让无处投资的流动性成为物价房价上涨的推手，同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问题，必须回到经济逻辑和经济规律自身上来。政治上，必须从意图伦理重新回到责任伦理。意图伦理以意图的好坏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再大的坏事、造成再严重的后果也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得到推崇的；这样一种只论目的不论手段和结果的做法，常常“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责任伦理则注重规律、规则和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手段和效果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责任伦理，对人、对事、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着有《买房的革命》、《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等书）
文章来源：《腾讯》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年初，在住房限购政策初出炉的时候，笔者就预言，它必将导致大城市房租上涨而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人往何处去？钱往何处去？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时代背景性问题。即使户籍控制、上学和高考歧视都阻挡不了千军万马奔向大中城市的脚步，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同样改变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却有可能极大地改变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应结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年净增加外来人口高达60万以上，在限购政策下，这些人全部必须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购房被严厉限制，房租的飙升将不言而喻。同时，社会上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投资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较快、也是房价较高的全国72座城市如果都实行严厉限购政策，那么意味着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信号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将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长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线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而这些城市的楼盘规模总体较小，不需要多大的资金量就可以推高房价；推高的房价进一步刺激资金进入，形成不符合市场要求的真实泡沫。市场信号一旦被非市场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国民损失，相比于遵从真实的价值规律——哪怕是残酷的高房价而言，从个人到社会到自然界（比如宝贵的土地上建的是烂尾城），为此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住房限购将扭曲三四线城市房价》FT中文网2月11日）
如今，仅仅半年多时间，这些判断全部应验。《京华时报》报道，北京最严“限购令”实行半年，房价稳中有降，但由于部分购房需求转化为租房需求，租金持续上涨。部分租房者只得多人合租，或者到更远的地方租房，也有人开始考虑要离开北京。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二线城市限购以后，导致未限购的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有关部门不得不积极酝酿增加新的限购城市名单。住建部对新增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提出标准：1、房价指数处涨幅前列；2、今年6月房价与去年底相比涨幅较高；3、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增幅较高；4、位于已限购中心城市周边，外地人购房比例高；5、群众对房价反应强烈。住建部建议凡符上述2条者应纳入限购范围。
如此限购，颇像一个消极的消防队员，哪里着火了，就屁滚尿流地跑到哪儿去灭火；为了防止过火地区“死灰复燃”，甚至不惜采取过重的手段。而新的火势，则早已在别的、消防水龙头还没有伸到的地方酝酿甚至蔓延！如此限购都是马后炮，只不过给全国房价一个波浪式轮番上涨的机会而已！精明的投资商像个游击队员，到哪里都能打胜仗；可怜后知后觉的刚需者，本指望限购的靴子落下来，房价能够落它个三几成，没曾想还没反应过来，房价就如火势一样呼呼往上窜，且一旦上涨，就很难降下来。
限购保护了真正需要买房的人吗？非也！遭遇限购的城市房价的确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甚至下跌，然而，限购首先保护的是本地居民，而对于外来人口中的住房刚需者，限购实际上一开始就把他们排除在买房资格之外，房价高低跟他们已经毫无关系。若干年后，等这批外来刚需者三五年后达到规定的购房资格，说不定房价已经涨到比限购前还高！而这样一个推迟买房的过程，却抬高了房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限购就像在大江大河上筑坝，想要拦住货币之水，结果却使货币和刚需越积越多，一旦开阐，水势更加凶猛，甚至有可能酿成灾难。限购要想真正起到作用，那就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全盘限购，而且永不放开。但那样的结果，是全面扭曲市场需求，全面减少租房供应，全面阻碍城市化的发展，开历史的倒车。同时，还会使其他方面的物价全面升高，导致中低收入阶层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以前还是买不起房，接下来可能吃不起肉甚至吃不起饭。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来，总共吸收社会流动性23万亿元以上，对稳定物价功不可没。今年限购政策还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副作用已经极其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统计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环比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岳父母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告诉我什么菜什么菜涨价一倍了。想必真实的物价涨幅比统计局的数字还算得快吧？
中国有两个瘾君子，一个是中央政府的超发货币；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滥征滥卖土地。这两个瘾君子，才是房价物价火箭般不断飞升的总根源。超发货币，是投资和外向主导型经济、且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藏外汇于民的结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奇特格局。而地方政府滥征滥卖土地的根源，亦是政府成为投资主体，成为超级大公司，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结盟，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吸收民众储蓄，在银行表外运行，投向基建与房地产项目，相当于绕过央行“创造”了一大笔新的货币，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于“第二央行”。在“第二央行”的支撑下，政府主导的投资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形成了“以速度掩盖质量”的“高铁模式”。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扩张计划（主要是公路等基础建设投资）和小城镇化大跃进下，要想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为这一模式的最终埋单者，原本增长率就低于GDP增长的居民收入与消费被再度压缩。他们为了自身保障而不断增加的储蓄，被以种种“理财”模式再度投入到不断膨胀中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市场之中。
这种政府主导的大跃进式发展模式，几乎命悬一线，完全建立在政府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的基础上。如果土地不增值或者土地卖不出去，不仅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就是14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及其背后的银行债务也将岌岌可危。傻瓜都可以轻易推导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必然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基础之上。失去了房价上涨的传导效应，地方债务和银行风险将再次逼迫中央买单。买单的方式只有两种：增加税收或超发货币。结果还是由百姓买单 ——要么通胀，房价物价再涨（这样一来也可以一举使地方债解困），要么税负更重。
几乎所有的逻辑和指向都是四个字：通胀时代。
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关键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向政府自己开刀。而不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药。归根结底，是要告别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市场和自由还给市场。政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必然腐败低效乱象叠出。题中之义是把经济和物价的指挥棒——金融的权利还给民众，不仅要藏外汇于民，而且要让民众自由从事金融活动。这既是有效吸收流动性的办法，避免千军万马将多馀的钞票都投进房地产，同时又是激活经济的办法，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种种信息表明，在限购和限贷、回收流动性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大量国有银行和垄断型央企都已经成了“放高利贷者”，巨大套利空间致在江浙等地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没有流向用款企业，而是流向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有3万亿元信贷资金。福建公务员以低息从银行套取贷款后，转手给担保公司或民间借贷，牟取利差收益。民间借贷利率高的已达每年60%甚至更高。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有些上市公司大搞委托贷款，让银行帮他们放债，年利率从12%-21.6%不等，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过利润。报道没有提到的是，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纷纷倒闭，而有些国有企业却有钱用不完，拿来放债。
据悉美国有8400多家银行，中国只有300多家。垄断只能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减少百姓存钱的利润空间、让无处投资的流动性成为物价房价上涨的推手，同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问题，必须回到经济逻辑和经济规律自身上来。政治上，必须从意图伦理重新回到责任伦理。意图伦理以意图的好坏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再大的坏事、造成再严重的后果也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得到推崇的；这样一种只论目的不论手段和结果的做法，常常“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责任伦理则注重规律、规则和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手段和效果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责任伦理，对人、对事、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着有《买房的革命》、《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等书）
文章来源：《腾讯》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