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7日讯】父亲曾在文革中犯过错误，这个错误在十数年后追惩到他，使他在退休之年失去党证。父亲一生忠诚于他的党和他的领袖，他文化浅，识字不多，无论走到何处，皆以亲身苦干融入群众、带领群众，在当地百姓中赢得良好的口碑。不少农人曾对我们讲，共产党的官要都像你父亲这样就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恨他们了。非但是苦干，在教育子女时，在他不多的言语中，也是言必“共产党”、言必“毛主席”。可以想像，对这样一个忠诚的党徒，退休之年失去党证，其打击是何等沉重。父亲没有太多言语，将悲愤压埋心间，和母亲在乡下土屋里苦度残年。而背后操作这场“追惩”的人，仅仅只是为了争夺父亲退休后兼任的村支部书记职位。
父亲遭到“追惩”也就罢了吧，可不，这绝没完，这个错误还会遗传。我大哥参军当兵时，这个事情冒了出来，在政审时，他被刷了下来。自此之后，我们兄弟几人没人再去报名参军，考大学也没可能去报填军校，因为我们自知无法通过政治审查，我们身上带有“错误”的基因。数年后，大哥因为在乡政府工作突出，上层有意拔擢，方向大概是两个，一是进县组织部，一是去某区任区委副书记。大哥于是离开乡政府，去县招待所等候调令。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未见调令下来。原来还是政审出了问题，父亲“遗传”的错误再次拦住了大哥的去路。一个意气昂扬、有志仕途的能耐青年，只好选择去县广播站写稿、编稿，一干就是多年。
到我读师范三年级时，我对大哥说，想毕业后去乡镇里做个小干部，帮乡民致富。大哥将他的上述经历搬出来给我听，并告诉我，他是编辑部的实际业务主干，但他只能始终做副主任，主任始终由一个基本不参与业务的人挂着。大哥劝我，还是去做教师吧，我们的出身决定了我们兄弟无法在政界有什么出头之日。
遗憾的是，我也没能做成教师。将毕业时，因为参组“反动”学生组织，给盖了个“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的帽子，进到劳改场“锻炼”了三年。 “反革命罪”的错误，显然比我父亲的错误严重多了，不仅会遗传，也会传染。在狱中时，我始终担心会累及父亲以及哥哥、姐姐们，我担忧一旦父亲受累被停发了工资，两位老人家可怎么在乡下过活呀。三年狱中生活，我时常就在为这个而深深忧虑。看来是我过虑了，出来后，父亲的工资所幸依旧发着，但因为我的事，门户受污，全家人自觉脸上无光，活得相当自卑。父亲觉得，这使得他在人前更抬不起头、说不起话来。
我第二次因“反动行为”坐牢出狱后，大哥已几乎和我断了往来。被限制外出的日子里，我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母亲告诉我，前年，大哥本有机会提任广电局局长，但因为我的问题，被挡了下来。母亲劝我最好别去大哥家里，免得惹他心烦。可这是我的血肉同胞，我怎可不与他见面，况且都分离了十几年时间。我还是去了，大哥发福了，脸色却始终阴郁。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有什么机会，唯一的机会被我给黄掉了，我内心的愧疚无法言表。
与此同时，三哥也因受我影响，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吃苦耐劳，至今连个副科也没升上去。母亲将这些说给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流泪，也许是流血。有一次警察来我家“视察”，83岁的父亲面对家中乱局，悲愤地对警察说，他（指我）这辈子完了，不光他完了，他还影响到他两个哥，他侄女、他外甥以后都得受他影响。此时，我二姐的孩子（外甥）刚调去文教局，年轻有为，是二姐眼中的希望，也是老父亲眼中的希望。大哥的女儿（我侄女）马上研究生毕业，将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当地一大学任教，她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新希望。可是因为我，这些希望被浓重的阴云笼罩，让全家人难以看到光明。每想到这些至亲的前程，被我所毁坏和遮掩时，我都心如刀绞。而因为我的抹黑，一大家人更觉面无光彩，在乡村里更是难以抬起头来，在人前更是难以说起话来。年迈的父母，在邻居间谨言慎行，生怕招致他人更多的非议。
逃出国后，我不敢打电话给我的哥哥、姐姐和父母。两个哥哥是党员，是政府的人，也是党的人，和一个外逃的反动兄弟联络，这个错误不知得扣多重一顶帽子。尽管我反共，可我还是希望我的亲人能在那个体系里做好、干好，获得好的待遇，获得提升，而不受我的牵连。所以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们。姐姐虽然退休，却也是党员，我也不敢因自己而累计她和她的孩子。父母的电话一定被监控，我不想打他们的电话而让他们再受警察的骚扰，他们太年迈了。
但是，我的事肯定还是会影响到两个哥哥，以及外甥、侄女的，因为政治审查制度依然存在，株连制度依然存在。我只好忍痛藉此方寸之地，向中共政权公开宣布，与我的两个同胞兄长、我的外甥、我的侄女，断绝亲人关系。希望能以此减轻我对他们的影响，但不知是否奏效，也许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可我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
十分无奈，想必许多同道中人，也深受此一隐痛困扰，为深受连累的亲人长久愧疚。呼吁中共结束政审和株连制度，差不多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噁心的制度早日结束。
（作者系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年至1996年和2001年至2010年因反对中共专制分别在大陆坐牢3年及9年。现逃亡到逃泰国曼谷。）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父亲遭到“追惩”也就罢了吧，可不，这绝没完，这个错误还会遗传。我大哥参军当兵时，这个事情冒了出来，在政审时，他被刷了下来。自此之后，我们兄弟几人没人再去报名参军，考大学也没可能去报填军校，因为我们自知无法通过政治审查，我们身上带有“错误”的基因。数年后，大哥因为在乡政府工作突出，上层有意拔擢，方向大概是两个，一是进县组织部，一是去某区任区委副书记。大哥于是离开乡政府，去县招待所等候调令。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未见调令下来。原来还是政审出了问题，父亲“遗传”的错误再次拦住了大哥的去路。一个意气昂扬、有志仕途的能耐青年，只好选择去县广播站写稿、编稿，一干就是多年。
到我读师范三年级时，我对大哥说，想毕业后去乡镇里做个小干部，帮乡民致富。大哥将他的上述经历搬出来给我听，并告诉我，他是编辑部的实际业务主干，但他只能始终做副主任，主任始终由一个基本不参与业务的人挂着。大哥劝我，还是去做教师吧，我们的出身决定了我们兄弟无法在政界有什么出头之日。
遗憾的是，我也没能做成教师。将毕业时，因为参组“反动”学生组织，给盖了个“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的帽子，进到劳改场“锻炼”了三年。 “反革命罪”的错误，显然比我父亲的错误严重多了，不仅会遗传，也会传染。在狱中时，我始终担心会累及父亲以及哥哥、姐姐们，我担忧一旦父亲受累被停发了工资，两位老人家可怎么在乡下过活呀。三年狱中生活，我时常就在为这个而深深忧虑。看来是我过虑了，出来后，父亲的工资所幸依旧发着，但因为我的事，门户受污，全家人自觉脸上无光，活得相当自卑。父亲觉得，这使得他在人前更抬不起头、说不起话来。
我第二次因“反动行为”坐牢出狱后，大哥已几乎和我断了往来。被限制外出的日子里，我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母亲告诉我，前年，大哥本有机会提任广电局局长，但因为我的问题，被挡了下来。母亲劝我最好别去大哥家里，免得惹他心烦。可这是我的血肉同胞，我怎可不与他见面，况且都分离了十几年时间。我还是去了，大哥发福了，脸色却始终阴郁。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有什么机会，唯一的机会被我给黄掉了，我内心的愧疚无法言表。
与此同时，三哥也因受我影响，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吃苦耐劳，至今连个副科也没升上去。母亲将这些说给我，我只能在心里默默流泪，也许是流血。有一次警察来我家“视察”，83岁的父亲面对家中乱局，悲愤地对警察说，他（指我）这辈子完了，不光他完了，他还影响到他两个哥，他侄女、他外甥以后都得受他影响。此时，我二姐的孩子（外甥）刚调去文教局，年轻有为，是二姐眼中的希望，也是老父亲眼中的希望。大哥的女儿（我侄女）马上研究生毕业，将取得硕士学位，进入当地一大学任教，她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新希望。可是因为我，这些希望被浓重的阴云笼罩，让全家人难以看到光明。每想到这些至亲的前程，被我所毁坏和遮掩时，我都心如刀绞。而因为我的抹黑，一大家人更觉面无光彩，在乡村里更是难以抬起头来，在人前更是难以说起话来。年迈的父母，在邻居间谨言慎行，生怕招致他人更多的非议。
逃出国后，我不敢打电话给我的哥哥、姐姐和父母。两个哥哥是党员，是政府的人，也是党的人，和一个外逃的反动兄弟联络，这个错误不知得扣多重一顶帽子。尽管我反共，可我还是希望我的亲人能在那个体系里做好、干好，获得好的待遇，获得提升，而不受我的牵连。所以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们。姐姐虽然退休，却也是党员，我也不敢因自己而累计她和她的孩子。父母的电话一定被监控，我不想打他们的电话而让他们再受警察的骚扰，他们太年迈了。
但是，我的事肯定还是会影响到两个哥哥，以及外甥、侄女的，因为政治审查制度依然存在，株连制度依然存在。我只好忍痛藉此方寸之地，向中共政权公开宣布，与我的两个同胞兄长、我的外甥、我的侄女，断绝亲人关系。希望能以此减轻我对他们的影响，但不知是否奏效，也许只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可我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
十分无奈，想必许多同道中人，也深受此一隐痛困扰，为深受连累的亲人长久愧疚。呼吁中共结束政审和株连制度，差不多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噁心的制度早日结束。
（作者系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年至1996年和2001年至2010年因反对中共专制分别在大陆坐牢3年及9年。现逃亡到逃泰国曼谷。）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