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讯】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到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 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学》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体，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覆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体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体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体，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N、B-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体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
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头脑最褊狭的人”实际就是脑残。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
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写道：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与恐怖是相辅相成的。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毫无疑问，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叫做“睡梦教育”的洗脑手段，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蘋果是个坏东西”、“蘋果是个坏东西”、“蘋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蘋果是个坏东西。一群脑残终于制造完成了。在这个“和谐稳定”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传统文化，没有书籍，严禁科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兄弟，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友情，甚至没有花朵没有大自然，人们除过工作就是吃喝玩乐，赫胥黎问人们：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就一定幸福吗？
按照代表新北大精神的着名教授孔庆东的说法，北朝鲜是当下世界最美好的国家。作为一个肥胖病患者，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减肥圣地心驰神往。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 ——北韩人民真实生活》一书中说，北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庆东一样坚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黑格尔说：“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猪，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删节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到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 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学》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体，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覆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体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体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体，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N、B-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体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
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头脑最褊狭的人”实际就是脑残。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
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写道：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与恐怖是相辅相成的。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毫无疑问，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叫做“睡梦教育”的洗脑手段，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蘋果是个坏东西”、“蘋果是个坏东西”、“蘋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蘋果是个坏东西。一群脑残终于制造完成了。在这个“和谐稳定”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传统文化，没有书籍，严禁科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兄弟，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友情，甚至没有花朵没有大自然，人们除过工作就是吃喝玩乐，赫胥黎问人们：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就一定幸福吗？
按照代表新北大精神的着名教授孔庆东的说法，北朝鲜是当下世界最美好的国家。作为一个肥胖病患者，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减肥圣地心驰神往。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 ——北韩人民真实生活》一书中说，北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庆东一样坚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黑格尔说：“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猪，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删节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