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讯】在前“世界货币基金”总裁卡恩的“性侵案”吸引世人眼球之际，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公审。从美、法两国民众对卡恩案的不同看法，到中东人对穆巴拉克被关进笼子受审的反应，可以看出美国、欧洲、中东三地法律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个人权利、人类文明等重大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大的轮廓来看，中东的法律属于东方体系，跟中国比较接近。对比来看，美国等西方法系强调“法治（Rule of Law）”重视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管理者不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中国等东方体系强调“法制（Rule by Law）”，虽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不同；法制，是由统治者建立一套法律规定，以此管制老百姓，成为人治的工具。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叫做“刑部”，是负责“上刑”拷打的。但“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就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有了根本的不同。
如果从这次卡恩案的处理和穆巴拉克被关进笼子做个比较，可以大致列出一个光谱，最右边的是埃及把人关进笼子，最左边的是美国的无罪推论，法国属于中间偏美。
在法庭不开口才是法治
为什么说埃及把人关进笼子是最极端，因为它最体现跟“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的对立。埃及这次把穆巴拉克关进笼子，并不是要特别羞辱这位前总统，而只是没有给他特殊待遇而已。在埃及，只要涉嫌刑事犯罪，就要被关进笼子里受审。这等于是“有罪推论”，把人像动物一样先关在铁笼子，案子还没判，当事人的权利和尊严，就都被剥夺了。而中东人对此习以为常。
那么美国和法国同属西方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国被划为中间偏美，而不是跟美国一样呢？关键也是在这个“无罪推论”原则的实现上。
在美国，刑事嫌犯在法庭可以不开口，因为按照无罪推论的原则，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只需要检方提出证据，证明他有罪。然后由他的律师（无钱者政府提供律师）反驳检方指控。而被告律师只需攻击检方提出的证据，不需涉及其他。
我们在卡恩案上看的很清楚，卡恩从头到尾在法庭一言不发，他不需讲话，因为在没判之前，他是“无辜的”。证明一个人有罪可以提出证据，但要求一个人证明自己无罪，一定是困难的。所以从保护个人权利出发，美国的法律也规定，被告可以沉默。美国在六十年代制定了一个着名的“米兰达规则”：警方抓获刑事嫌犯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你可以保持沉默，等你的律师；如果你现在说什么，会造成对你的不利。如果警方不这样明告，就属违反“程序正义”，检方办这个案子就困难了。
最充分地保护个人
在卡恩案爆发之际，美国还有个更引人注目的大案，是佛州一位年轻母亲涉嫌杀害自己女儿的凯西案，这个案子像当年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涉嫌杀妻案一样引起全美关注。从这个案子更可看出，涉嫌杀女儿的母亲坐在法庭，七十多天审理，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她的代理律师跟检方对辩。而被告律师只需对检方提出的指控反驳成功，案子就能打赢，不需另辟途径证明自己无罪。此做法充分体现美国的“证据第一、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这种原则的背后，是“最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精神。
而欧洲一些国家，跟美国有所不同，刑事嫌犯在法庭必须说话，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无罪的，那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并认为你有责任提供证据，所以要求“嫌犯”必须开口。如果卡恩案发生在法国，那他就必须回答，怎样发生性侵的，细节如何等所有检方提问。
这两种法律观念，明显是美国这种更体现“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更保护“个人权利”，更符合“程序正义”。当一个人成为刑事嫌犯时，他面对的是代表国家的检方指控，双方是完全不对称的：作为国家代表的检方有巨大的权力和能力，而被控一方，是已失去人身自由的个人。所以，美国的法律设计是：更保护这个相对弱势的“这一个人”的权利，而限制和防止检方（代表政府“一群人”）的可能的滥权。
哪国陪审员制度更可取
美法体系的另一个明显不同，是陪审员的裁决制度。虽然两国都是采用最具优越性的陪审员制度（更相信12个普通人的常识，而不是1个专业法官的判断），但在裁决时，标准却不同。在美国，必须是12个陪审员全部同意，才能形成裁决；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给嫌犯定罪。而在法国，虽然也是12个陪审员，但却采取多数裁决制，12人中只要有8个人同意，就可定罪，而不需要像美国这样全票同意。
这两种制度的设计，显然重点不同，美国的设计是，宁可（如果有一个陪审员不同意）放掉罪犯，也不可错判（杀）一个。用全票的常识性判断，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判、误杀的可能性。而法国的模式，为了不让任何一个罪犯逃脱，则增大了误判的可能。
那么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体现无罪推论、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呢？当然也是美国这种。这在美国近年的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辛普森案、凯西案）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两个案子，从一般常识来判断，当事人都极可能是“杀人犯”。但是从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又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且辛普森案还有违反“程序正义”的瑕疵，所以，最后两个案子各自的12名陪审员，都一致作出“无罪”的裁决。连美国的法律专家也承认，这些普通人的“常识”，超过那些法律专门家。而选择谁做陪审员，还得经被告律师选择或同意，这更增加了陪审员不被政府检方挑选、左右的可能，也就更保证了案子的公平审理，嫌犯的权利得到更大的保护。
个人权利vs.群体利益
表面看，这只是美法两国判案的方式不同，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两国的立国根本之不同。同样在十八世纪，前后脚美国发生独立战争，法国发生大革命。两场都是“革命”，两个国家却走了不同的方向：美国建成宪政民主国家，成为自由世界的旗手；而法国大革命却用“断头台”斩掉了民主法治前景，直到今天法治仍不够完善。为什么发生这种不同？这就跟是不是保护个人权利有直接关系：
美国《独立宣言》被视为立国之本，法国当时也由《常识》作者潘恩等起草通过了《人权宣言》。但美国的《独立宣言》，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私有财产）等三大权利，并用“天赋”来强调不可剥夺。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些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国家和群体。
美国的法律系统如此这般强调“无罪推论”和“程序正义”，都是源自这个“保护个人权利”的立国原则，也是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伟大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是“原因之一”！）。
而法国大革命时虽然也制定有《人权宣言》，但无论是其文本，还是潘恩在《常识》中所显露出来的对“个人权利”认知的薄弱（他更多强调的一个国家的独立等“群体权利”），都更多是强调“人民权利”，是“复数”的权利。结果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马拉、丹东，这些革命者谁拿到权力，谁就宣称代表“人民”，惩罚其他个体。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说，他们就这样“代表来代表去”，结果最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所以，是不是充分地保护“个人权利”，不仅是法律原则的异同，更是人类文明的抉择。
文章来源：《看》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从大的轮廓来看，中东的法律属于东方体系，跟中国比较接近。对比来看，美国等西方法系强调“法治（Rule of Law）”重视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管理者不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中国等东方体系强调“法制（Rule by Law）”，虽一字之差，却有本质不同；法制，是由统治者建立一套法律规定，以此管制老百姓，成为人治的工具。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叫做“刑部”，是负责“上刑”拷打的。但“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就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有了根本的不同。
如果从这次卡恩案的处理和穆巴拉克被关进笼子做个比较，可以大致列出一个光谱，最右边的是埃及把人关进笼子，最左边的是美国的无罪推论，法国属于中间偏美。
在法庭不开口才是法治
为什么说埃及把人关进笼子是最极端，因为它最体现跟“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的对立。埃及这次把穆巴拉克关进笼子，并不是要特别羞辱这位前总统，而只是没有给他特殊待遇而已。在埃及，只要涉嫌刑事犯罪，就要被关进笼子里受审。这等于是“有罪推论”，把人像动物一样先关在铁笼子，案子还没判，当事人的权利和尊严，就都被剥夺了。而中东人对此习以为常。
那么美国和法国同属西方法律体系，为什么法国被划为中间偏美，而不是跟美国一样呢？关键也是在这个“无罪推论”原则的实现上。
在美国，刑事嫌犯在法庭可以不开口，因为按照无罪推论的原则，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只需要检方提出证据，证明他有罪。然后由他的律师（无钱者政府提供律师）反驳检方指控。而被告律师只需攻击检方提出的证据，不需涉及其他。
我们在卡恩案上看的很清楚，卡恩从头到尾在法庭一言不发，他不需讲话，因为在没判之前，他是“无辜的”。证明一个人有罪可以提出证据，但要求一个人证明自己无罪，一定是困难的。所以从保护个人权利出发，美国的法律也规定，被告可以沉默。美国在六十年代制定了一个着名的“米兰达规则”：警方抓获刑事嫌犯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你可以保持沉默，等你的律师；如果你现在说什么，会造成对你的不利。如果警方不这样明告，就属违反“程序正义”，检方办这个案子就困难了。
最充分地保护个人
在卡恩案爆发之际，美国还有个更引人注目的大案，是佛州一位年轻母亲涉嫌杀害自己女儿的凯西案，这个案子像当年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涉嫌杀妻案一样引起全美关注。从这个案子更可看出，涉嫌杀女儿的母亲坐在法庭，七十多天审理，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她的代理律师跟检方对辩。而被告律师只需对检方提出的指控反驳成功，案子就能打赢，不需另辟途径证明自己无罪。此做法充分体现美国的“证据第一、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这种原则的背后，是“最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精神。
而欧洲一些国家，跟美国有所不同，刑事嫌犯在法庭必须说话，他们的逻辑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无罪的，那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并认为你有责任提供证据，所以要求“嫌犯”必须开口。如果卡恩案发生在法国，那他就必须回答，怎样发生性侵的，细节如何等所有检方提问。
这两种法律观念，明显是美国这种更体现“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更保护“个人权利”，更符合“程序正义”。当一个人成为刑事嫌犯时，他面对的是代表国家的检方指控，双方是完全不对称的：作为国家代表的检方有巨大的权力和能力，而被控一方，是已失去人身自由的个人。所以，美国的法律设计是：更保护这个相对弱势的“这一个人”的权利，而限制和防止检方（代表政府“一群人”）的可能的滥权。
哪国陪审员制度更可取
美法体系的另一个明显不同，是陪审员的裁决制度。虽然两国都是采用最具优越性的陪审员制度（更相信12个普通人的常识，而不是1个专业法官的判断），但在裁决时，标准却不同。在美国，必须是12个陪审员全部同意，才能形成裁决；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给嫌犯定罪。而在法国，虽然也是12个陪审员，但却采取多数裁决制，12人中只要有8个人同意，就可定罪，而不需要像美国这样全票同意。
这两种制度的设计，显然重点不同，美国的设计是，宁可（如果有一个陪审员不同意）放掉罪犯，也不可错判（杀）一个。用全票的常识性判断，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判、误杀的可能性。而法国的模式，为了不让任何一个罪犯逃脱，则增大了误判的可能。
那么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体现无罪推论、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呢？当然也是美国这种。这在美国近年的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辛普森案、凯西案）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两个案子，从一般常识来判断，当事人都极可能是“杀人犯”。但是从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又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且辛普森案还有违反“程序正义”的瑕疵，所以，最后两个案子各自的12名陪审员，都一致作出“无罪”的裁决。连美国的法律专家也承认，这些普通人的“常识”，超过那些法律专门家。而选择谁做陪审员，还得经被告律师选择或同意，这更增加了陪审员不被政府检方挑选、左右的可能，也就更保证了案子的公平审理，嫌犯的权利得到更大的保护。
个人权利vs.群体利益
表面看，这只是美法两国判案的方式不同，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两国的立国根本之不同。同样在十八世纪，前后脚美国发生独立战争，法国发生大革命。两场都是“革命”，两个国家却走了不同的方向：美国建成宪政民主国家，成为自由世界的旗手；而法国大革命却用“断头台”斩掉了民主法治前景，直到今天法治仍不够完善。为什么发生这种不同？这就跟是不是保护个人权利有直接关系：
美国《独立宣言》被视为立国之本，法国当时也由《常识》作者潘恩等起草通过了《人权宣言》。但美国的《独立宣言》，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私有财产）等三大权利，并用“天赋”来强调不可剥夺。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些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国家和群体。
美国的法律系统如此这般强调“无罪推论”和“程序正义”，都是源自这个“保护个人权利”的立国原则，也是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伟大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是“原因之一”！）。
而法国大革命时虽然也制定有《人权宣言》，但无论是其文本，还是潘恩在《常识》中所显露出来的对“个人权利”认知的薄弱（他更多强调的一个国家的独立等“群体权利”），都更多是强调“人民权利”，是“复数”的权利。结果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马拉、丹东，这些革命者谁拿到权力，谁就宣称代表“人民”，惩罚其他个体。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中说，他们就这样“代表来代表去”，结果最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所以，是不是充分地保护“个人权利”，不仅是法律原则的异同，更是人类文明的抉择。
文章来源：《看》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