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8日讯】“革命人道主义”是毛泽东又一创造发明，专用来对待“劳改人犯”的“改造”。狱吏只要一讲话便说：我们共产党宽大为怀，对你们有罪之人不但不杀，还给予“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加上“革命”二字？老毛常常偷换慨念，总要用自已的立场、观点，去解释演释一切事物，不要普遍性只要特殊性。一当人道主义贴上“革命”的标签，就变得极其残暴与专横。
省四监院医院长年住着十几个卧病不起的老病员，既不能参与劳动干活，更无丁点反抗能力，连生活也不能自理，纯系废人一个。只要三天不给他们治疗吃药，就会一命呜呼，奇怪的是监狱当局并不开释。先初我看不明白，渐次渐次才知道此中原因。无产阶级专政酷就是要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活活关死，管你有病无病，有反抗能力还是无反抗能力，绝不允许你活着出去。
这十几个病员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四个人：一个姓黄、一姓李、一姓史、一姓林。他们全是“反革命”犯罪，且都是无期。那姓黄的年近四十，胖胖的身躯，大大的嘴巴，说话口齿不清，成天躺在病床上不能行走，拉屎拉尿都得由医护人员帮助。
解放前他家是大地主，有良田几百亩，养着一大帮佣人。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自幼爱着一个叫荷花的丫头。但父母不同意结婚，一气之下荷花上吊死了。 1951年“土地革改”，贫下中农翻身闹革命斗争地主，有人揭发说荷花之死是他逼的。在斗争会上他矢口否认，说他十分怜爱荷花，荷花也十分爱他。深怀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说他污蔑受苦人，不由分说举起棍捧一顿好打。直打得叫娘喊爹在地上滚去滚来，后没声音了，乱棒才停下来，可他站立不起来了，因脊枉神经打断，所幸保住了小命。此后判刑送来监狱改造，就一直躺到现在，整整十八年没干一天活，政府还每天给他吃药打针。狱吏经常拿他作例子教育大家：我们共产党最讲革命人道主义，黄软子罪大恶极不但不杀，有了病还长期给他医治，天底下有这样好的政府吗？是呀！普天之下哪有这样好的政府？但他本人却成天天眼泪汪汪，多次写申请和面陈狱吏，哭死哭活要求回家，他说：我父母七八十岁了，想我想瞎了眼晴，我想父母十几年来何曾睡好一觉？我请求政府宽大，恩准我回家。快放我回去吧，我早晚给你们烧高香。
最讲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共就是不放，一直关着。一次他又写了份请求政府宽大准许回家的报告，请我交给朱贻交管教。朱管教接过报告看也不看地扔在桌上说：真烦人，哪有这样好的事，回去？他放回了监狱还关谁？我无语，似乎有所明白：监狱修好了就得有人坐，没有人坐监狱了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有镇摄力？自然不会放他回去。
那姓李的病员也是成年卧床不起，他的腰上有个溃疡性的窟窿，里面盛着许多血水脓水，每天必须要用针管喷射清洗。那又脏又臭的血水难闻极了，每个犯护都不愿意干，但又不得不干。
听说他原是个土匪头目，腰上这个窟窿是1950年参加暴乱攻打解放军，被乱枪击中的，后感染化脓成了陈旧性的创口。后判处无期送来监狱服刑，政府一直给他医治。我给他清洗过三次，每次都戴上双层口罩，两手还用胶皮套套住，推恐沾上血水脓水感染。
他侧身躺在床上，无一点痛苦发情，因长期溃疡，创口四周皮肤早坏死。我先是轻轻地揭开包扎的绷带，用钳子把窿腔里血脓渍浸的纱布一块块地拈出来，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插进针管，一管一管地抽出窟窿里的血脓交融的黑水，再后注入盐水清洗，待清洗净后才填上纱布缠回绷带。那抽出的黑水其臭无比，使人噁心发吐饭都无法吃下去。只要三天不给他清洗或清洗得不干净，就会高烧昏迷人亊不醒。他也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唯一希望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然后快快活活死去。他多次向狱吏请求：希望政府宽大他，让他能回家去，好处是为政府节省开支，还能减少医护人员麻烦。政府却不放他回家，宁愿花钱花力给他治。一次他又提出请求，狱吏不奈烦地批评道：我们医院多好的条件，你们公社医院能比吗？纵然条件好，能给你治吗？要钱不说，根本不给你治，你是反革命啊！不是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你能治到今天么？放出去准死！
狱吏说的大实话，放出去准死。可他宁愿出去早死，也不愿死在监狱医院。他经常想家想儿女，一想就放声大哭，我曾去劝说他：你怎么想不通啊！这里有吃有喝，还给你治病，农村哪有这条件啊？他拉着我手说：黄护里啊，人总得死，只是早迟而已，死在家和死监狱大不一样哟！死在监狱没人烧钱烧纸，更没人磕头送丧，孤苦零仃一个人，做鬼也凄凉。所以，我不想死在这儿，要死就死在家里。
我明白他的心思：人啊，谁不是这样？生为家中人，死为家中鬼，亲情重天地，谁做狱中魂？家是生命的起点站，也是生命的终点站。可死在监狱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革命人道主义，它绝不准许有亲情伴着你临终的生命，正如枪杀了北大学生林昭还去向她妈妈收子弹费一样。
林和史两人都是桔核夭治不愈的肺心病，透视显示：他们肺部早已纤维化，也是在医院等死的人。不过这两人生性乐观，看问题入木三分，且能走动，生活上也能自理，只要天气暖和或有点太阳，便下床走走或在医院巷道坐坐，偶尔也说几句笑活。他们两人，一人当过国民党时代的县长，一人当过伪法院推士，明白事理，熟知社会变迁，从不向狱吏提分外要求，早做好死在监狱医院的心里准备。一次两人与我闲聊，嘻嘻笑着说：黄护理，你是文人，我们也是文人，念在文人份上，若我们死后遇上是你挖坑，你可别把坑挖深了哦，挖得愈浅愈好。我有点纳闷问：为什么愈浅愈好呢？他们哈哈大笑道：浅了好让狗吃，吃得愈干净愈好，这叫天葬。我道：天葬是老鹰啊？他们一语双关道：是呀！监狱没有老鹰，只好喂狗哦！喂狗也是对革命人道奉献哟。我们一生“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为了渎罪，就只能喂狗。我会其意，挤挤悄声说：最好不挖坑，让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人道的狗，连你们骨头也吞下喉咙。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省四监院医院长年住着十几个卧病不起的老病员，既不能参与劳动干活，更无丁点反抗能力，连生活也不能自理，纯系废人一个。只要三天不给他们治疗吃药，就会一命呜呼，奇怪的是监狱当局并不开释。先初我看不明白，渐次渐次才知道此中原因。无产阶级专政酷就是要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活活关死，管你有病无病，有反抗能力还是无反抗能力，绝不允许你活着出去。
这十几个病员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四个人：一个姓黄、一姓李、一姓史、一姓林。他们全是“反革命”犯罪，且都是无期。那姓黄的年近四十，胖胖的身躯，大大的嘴巴，说话口齿不清，成天躺在病床上不能行走，拉屎拉尿都得由医护人员帮助。
解放前他家是大地主，有良田几百亩，养着一大帮佣人。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自幼爱着一个叫荷花的丫头。但父母不同意结婚，一气之下荷花上吊死了。 1951年“土地革改”，贫下中农翻身闹革命斗争地主，有人揭发说荷花之死是他逼的。在斗争会上他矢口否认，说他十分怜爱荷花，荷花也十分爱他。深怀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说他污蔑受苦人，不由分说举起棍捧一顿好打。直打得叫娘喊爹在地上滚去滚来，后没声音了，乱棒才停下来，可他站立不起来了，因脊枉神经打断，所幸保住了小命。此后判刑送来监狱改造，就一直躺到现在，整整十八年没干一天活，政府还每天给他吃药打针。狱吏经常拿他作例子教育大家：我们共产党最讲革命人道主义，黄软子罪大恶极不但不杀，有了病还长期给他医治，天底下有这样好的政府吗？是呀！普天之下哪有这样好的政府？但他本人却成天天眼泪汪汪，多次写申请和面陈狱吏，哭死哭活要求回家，他说：我父母七八十岁了，想我想瞎了眼晴，我想父母十几年来何曾睡好一觉？我请求政府宽大，恩准我回家。快放我回去吧，我早晚给你们烧高香。
最讲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共就是不放，一直关着。一次他又写了份请求政府宽大准许回家的报告，请我交给朱贻交管教。朱管教接过报告看也不看地扔在桌上说：真烦人，哪有这样好的事，回去？他放回了监狱还关谁？我无语，似乎有所明白：监狱修好了就得有人坐，没有人坐监狱了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有镇摄力？自然不会放他回去。
那姓李的病员也是成年卧床不起，他的腰上有个溃疡性的窟窿，里面盛着许多血水脓水，每天必须要用针管喷射清洗。那又脏又臭的血水难闻极了，每个犯护都不愿意干，但又不得不干。
听说他原是个土匪头目，腰上这个窟窿是1950年参加暴乱攻打解放军，被乱枪击中的，后感染化脓成了陈旧性的创口。后判处无期送来监狱服刑，政府一直给他医治。我给他清洗过三次，每次都戴上双层口罩，两手还用胶皮套套住，推恐沾上血水脓水感染。
他侧身躺在床上，无一点痛苦发情，因长期溃疡，创口四周皮肤早坏死。我先是轻轻地揭开包扎的绷带，用钳子把窿腔里血脓渍浸的纱布一块块地拈出来，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插进针管，一管一管地抽出窟窿里的血脓交融的黑水，再后注入盐水清洗，待清洗净后才填上纱布缠回绷带。那抽出的黑水其臭无比，使人噁心发吐饭都无法吃下去。只要三天不给他清洗或清洗得不干净，就会高烧昏迷人亊不醒。他也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唯一希望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然后快快活活死去。他多次向狱吏请求：希望政府宽大他，让他能回家去，好处是为政府节省开支，还能减少医护人员麻烦。政府却不放他回家，宁愿花钱花力给他治。一次他又提出请求，狱吏不奈烦地批评道：我们医院多好的条件，你们公社医院能比吗？纵然条件好，能给你治吗？要钱不说，根本不给你治，你是反革命啊！不是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你能治到今天么？放出去准死！
狱吏说的大实话，放出去准死。可他宁愿出去早死，也不愿死在监狱医院。他经常想家想儿女，一想就放声大哭，我曾去劝说他：你怎么想不通啊！这里有吃有喝，还给你治病，农村哪有这条件啊？他拉着我手说：黄护里啊，人总得死，只是早迟而已，死在家和死监狱大不一样哟！死在监狱没人烧钱烧纸，更没人磕头送丧，孤苦零仃一个人，做鬼也凄凉。所以，我不想死在这儿，要死就死在家里。
我明白他的心思：人啊，谁不是这样？生为家中人，死为家中鬼，亲情重天地，谁做狱中魂？家是生命的起点站，也是生命的终点站。可死在监狱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革命人道主义，它绝不准许有亲情伴着你临终的生命，正如枪杀了北大学生林昭还去向她妈妈收子弹费一样。
林和史两人都是桔核夭治不愈的肺心病，透视显示：他们肺部早已纤维化，也是在医院等死的人。不过这两人生性乐观，看问题入木三分，且能走动，生活上也能自理，只要天气暖和或有点太阳，便下床走走或在医院巷道坐坐，偶尔也说几句笑活。他们两人，一人当过国民党时代的县长，一人当过伪法院推士，明白事理，熟知社会变迁，从不向狱吏提分外要求，早做好死在监狱医院的心里准备。一次两人与我闲聊，嘻嘻笑着说：黄护理，你是文人，我们也是文人，念在文人份上，若我们死后遇上是你挖坑，你可别把坑挖深了哦，挖得愈浅愈好。我有点纳闷问：为什么愈浅愈好呢？他们哈哈大笑道：浅了好让狗吃，吃得愈干净愈好，这叫天葬。我道：天葬是老鹰啊？他们一语双关道：是呀！监狱没有老鹰，只好喂狗哦！喂狗也是对革命人道奉献哟。我们一生“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为了渎罪，就只能喂狗。我会其意，挤挤悄声说：最好不挖坑，让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人道的狗，连你们骨头也吞下喉咙。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