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讯】10月6日，一些粉丝自发来到蘋果北京三里屯专卖店门口，摆上列印的乔布斯的照片和鲜花表达对乔布斯离去的哀思。美国蘋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5日逝世的消息，引起全球乃至很多中国“蘋果迷”的哀思。
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在传统时代，暴力属于强者，财富属于富人；在科技时代，知识属于每一个人，即使弱者和穷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暴力金钱可以被垄断，但知识是难以垄断的，“知识是最具民主性格的权力来源”。暴力与财富都建立在掠夺之上，知识经济则消除了掠夺，人类社会更加文明。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 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 100%、集成电路晶元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1981年美国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1984年，中国长城公司就制造出长城100电脑，而且能识别汉字。1986年，长城公司的520电脑开始中国电脑的产业化。“25年过去了，美国蘋果的平板电脑仍然征服全球的消费者，IBM的商用计算机进入了云计算，英特尔的晶元、微软的软体仍然垄断全世界，电脑也已经变化出手机、音乐播放器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我们那些风云一时的电脑企业呢？巨人已经做脑白金了，四通不见了。我们还有联想，可联想10年前就不做电脑了，它是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台湾企业制造，它贴上联想的牌子卖。 (中国的)这些电脑企业做了一个共同的产业：房地产。……联想不做电脑，但做房地产成功，也做金融和投资了。”而那个中国官办机构研发的“世界计算速度最快”的大型电脑，晶元和其他重要器件，都是外国的。
据统计，目前世界64%的财富依赖于人力或智力资本，知识性的无形财富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财富，世界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软体比硬体更加可贵。正如德鲁克所说，“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技术不是知识）；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将人类带入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虽然“蘋果”是富士康“制造的”，但却是乔布斯“创造的”；一个人的大脑远远胜过100多万工人的手，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如果说第二次浪潮还属于暴力经济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就是知识经济，完全依靠科技文明，营造了一个智能的信息社会。在这里，智慧是一种普遍状态，比人更加聪明能干的机器向人们提出一个哲学命题：机器会代替一切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苏格拉底常常思考“人应当怎样活着”，技术变革注定会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和习惯，甚至完全改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结构。“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就是乔布斯的梦想。与其说他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创意大师；他没有发明电脑，也没有发明MP3，也没有发明手机，但他发明了“蘋果”。他将工业美学通过技术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精妙与艺术的完美融为一体，使工业品充满一种动人心魄的灵魂。
拜中国教育所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都不可能出现乔布斯。一个思想被控制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得不到基本保护的地区，每个人同时必然会失去创新的思想动力。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听任知识产权遭到侵犯，鼓励员工伪造学历，鼓励公司生产假冒商品，研究人员发表虚假的科研成果。这都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
知识时代是一个精英与群氓的时代。一栋大楼固然要许多人来建设，但大楼的“灵魂”即设计者却无论如何不能是“集体”，集体只能从事简单的、机械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永远需要靠个人完成。“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才的智能”。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不可能靠集体完成的；中国人即使人数再多，如果不激发个人天才，即使积累一亿个臭皮匠的“集体智能”也还是臭皮匠的智能，永远不会胜过爱因斯坦的智能。
知识权力下的第三次浪潮是一个创造的时代，一切守旧和重复都将重新落入第二次浪潮的陷阱，沦为先进国家的奴仆和奴隶。在创新体制下，先进国家制造业比例逐年下降，原始工业作为无技术的落后文明正在从民主的富国转到专制的穷国中去。出于战略与经济考虑，虽然富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制造业，但“去工业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只生产一些主要商品，而且采用自动化技术，从而使用更少的工人。面向未来，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技术创新，并使这种技术收益被大家共同分享。从英国的火车、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脑到日本的电器，这些新技术并没有使别人更穷，反而使大家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相对而言，只有那些不平等的特权社会，人们的财富和机会常常被权力剥夺；少数人的富裕完全建立在多数人的贫穷之上，从而摧毁了创新精神，最终使这个国家走向贫困和失败。
世界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8000多年，而剩馀的一半人口进入城市则只需要80年。小说家余华乐观地认为，中国用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明的后现代社会400年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的现实，我们其实很难从今天的西方找到我们的困惑出处。但如果翻开尘封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处处都是我们当下苦苦挣扎的镜像。如果说西方正步入第三次浪潮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徘徊在第二次浪潮中。美国有乔布斯，中国有史玉柱；美国有“蘋果”，中国有富士康。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需要庞大的政府作为工具，以组织协调整个体制的运转。斯大林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第二次浪潮的黄金法则，这是一个完美的权力社会，所谓民主不过只是皇帝的新装。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属于技术低端的加工生产，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坦言，中国要出口1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离开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国制造亦无从谈起。据说全世界每年申请的发明专利，美国占40%强，中国不到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装生产基地，但中国没有LV、古奇和阿玛尼。亦官亦商的官办企业继续以垄断和低技术获得巨额暴利，卑微的私企在垄断官企和跨国公司的挤压中艰难求生。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历史的终结”，却导致了“西方的衰落”，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亚洲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新大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无一例外都被西方跨国公司主导。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讲的：“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后发的中国经过30年狂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尽管比英国晚了150多年。美国就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以为只要每个人买一支牙刷，美国就可以卖给中国10亿支牙刷，然而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把牙刷卖给美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我们西方世界具有传染力的思想体系；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柏拉图有句名言：“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
在中国，人人都在争着当官发财而不是搞研究创新。在全世界房地产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10馀年红旗不倒举国狂欢。从圈地到卖地到融资到验收，权力资本通过房地产这个三极体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大潮使中国那丁点儿廉价的人力资本在权力资本面前失去最后一点尊严，白领因房为奴故称“房奴”。遍布中国南北的那些万里长城般浩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和阿房宫式的大学新校区，无一不是权力资本搞的房地产项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与真正的人力资本无关。
10年前，一个叫史玉柱的计算机专家把一种叫脑黄金的饮品卖给全中国人，广告词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聪明起来”。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鲤鱼打挺站了起来。10年后，脑黄金变成了脑白金，前度刘郎今又来，仍是中国卖得最火最疯狂的玩意儿，也是中国最讽刺最厚黑的喜剧。对中国人的脑袋来说，聪明或许已经不重要了，收礼才是重要的。从此中国国家电视台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吁：“收礼只收脑白金”。脑子的功能本是生产智力，在中国文化中竟可以沦为吃饭的家伙。美国可以诞生乔布斯，中国只能产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诡异成功，证明中国已经陷入一种对智力的病态焦虑和对权力的病态迷恋。
“因为所有的事情——荣誉、声望、对尴尬和失败的惧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将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将死去是避免产生上述想法的最好办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乔布斯曾经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说：“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否则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要有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的勇气，它们可能已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是微软的天下，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后来居上的蘋果，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和全世界的科技标杆。乔布斯7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他改变了世界。”互联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电脑本身，它以软体的名义使技术更加抽象和独立，地球因此进一步大大“缩小”和变平，全人类实现了无成本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思维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将人类带入一个“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不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质，变成赤裸裸的真理，这将带给中国自从孔子时代之后的又一次大启蒙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启蒙使中国走出了蒙昧，走进了野蛮；那么第二次启蒙将使中国走出野蛮，走进文明。
从福特的T型车、莱维特的安居房到乔布斯的个人电脑，张扬的平民精神是美国与古老欧洲最大的不同；所谓“美国梦”就是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享有，而不只是少数贵族的禁脔。从亨利福特到爱迪生，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美国精神始终是一种平民精神和草根精神。创新的背后，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对智慧的崇拜，和对特权的反抗。对一个人人想当官的中国人来说，乔布斯永远是一个异端。在中国，虽然人们喜爱“蘋果”，但并不代表喜欢乔布斯。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Paul Jobs），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学院只念了一学期的书；1974年乔布斯在一家公司找到设计电脑游戏的工作。两年后，时年 21岁的乔布斯和26岁的沃兹尼艾克在乔布斯家的车库里成立了蘋果电脑公司；1985年获得了由里根总统授予的国家级技术勋章；1996年，蘋果公司重新雇用乔布斯作为其兼职顾问；1997年9月，乔布斯重返该公司任首席执行官。1997年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2009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这十年美国最佳CEO，同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之一。2011年8月24日，乔布斯提出辞职。2011年10月6日，乔布斯去世，享年56岁。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在传统时代，暴力属于强者，财富属于富人；在科技时代，知识属于每一个人，即使弱者和穷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暴力金钱可以被垄断，但知识是难以垄断的，“知识是最具民主性格的权力来源”。暴力与财富都建立在掠夺之上，知识经济则消除了掠夺，人类社会更加文明。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 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 100%、集成电路晶元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1981年美国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1984年，中国长城公司就制造出长城100电脑，而且能识别汉字。1986年，长城公司的520电脑开始中国电脑的产业化。“25年过去了，美国蘋果的平板电脑仍然征服全球的消费者，IBM的商用计算机进入了云计算，英特尔的晶元、微软的软体仍然垄断全世界，电脑也已经变化出手机、音乐播放器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我们那些风云一时的电脑企业呢？巨人已经做脑白金了，四通不见了。我们还有联想，可联想10年前就不做电脑了，它是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台湾企业制造，它贴上联想的牌子卖。 (中国的)这些电脑企业做了一个共同的产业：房地产。……联想不做电脑，但做房地产成功，也做金融和投资了。”而那个中国官办机构研发的“世界计算速度最快”的大型电脑，晶元和其他重要器件，都是外国的。
据统计，目前世界64%的财富依赖于人力或智力资本，知识性的无形财富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财富，世界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软体比硬体更加可贵。正如德鲁克所说，“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技术不是知识）；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将人类带入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虽然“蘋果”是富士康“制造的”，但却是乔布斯“创造的”；一个人的大脑远远胜过100多万工人的手，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如果说第二次浪潮还属于暴力经济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就是知识经济，完全依靠科技文明，营造了一个智能的信息社会。在这里，智慧是一种普遍状态，比人更加聪明能干的机器向人们提出一个哲学命题：机器会代替一切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苏格拉底常常思考“人应当怎样活着”，技术变革注定会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和习惯，甚至完全改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结构。“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就是乔布斯的梦想。与其说他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创意大师；他没有发明电脑，也没有发明MP3，也没有发明手机，但他发明了“蘋果”。他将工业美学通过技术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精妙与艺术的完美融为一体，使工业品充满一种动人心魄的灵魂。
拜中国教育所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都不可能出现乔布斯。一个思想被控制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得不到基本保护的地区，每个人同时必然会失去创新的思想动力。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听任知识产权遭到侵犯，鼓励员工伪造学历，鼓励公司生产假冒商品，研究人员发表虚假的科研成果。这都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
知识时代是一个精英与群氓的时代。一栋大楼固然要许多人来建设，但大楼的“灵魂”即设计者却无论如何不能是“集体”，集体只能从事简单的、机械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永远需要靠个人完成。“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才的智能”。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不可能靠集体完成的；中国人即使人数再多，如果不激发个人天才，即使积累一亿个臭皮匠的“集体智能”也还是臭皮匠的智能，永远不会胜过爱因斯坦的智能。
知识权力下的第三次浪潮是一个创造的时代，一切守旧和重复都将重新落入第二次浪潮的陷阱，沦为先进国家的奴仆和奴隶。在创新体制下，先进国家制造业比例逐年下降，原始工业作为无技术的落后文明正在从民主的富国转到专制的穷国中去。出于战略与经济考虑，虽然富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制造业，但“去工业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只生产一些主要商品，而且采用自动化技术，从而使用更少的工人。面向未来，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技术创新，并使这种技术收益被大家共同分享。从英国的火车、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脑到日本的电器，这些新技术并没有使别人更穷，反而使大家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相对而言，只有那些不平等的特权社会，人们的财富和机会常常被权力剥夺；少数人的富裕完全建立在多数人的贫穷之上，从而摧毁了创新精神，最终使这个国家走向贫困和失败。
世界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8000多年，而剩馀的一半人口进入城市则只需要80年。小说家余华乐观地认为，中国用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明的后现代社会400年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的现实，我们其实很难从今天的西方找到我们的困惑出处。但如果翻开尘封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处处都是我们当下苦苦挣扎的镜像。如果说西方正步入第三次浪潮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徘徊在第二次浪潮中。美国有乔布斯，中国有史玉柱；美国有“蘋果”，中国有富士康。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需要庞大的政府作为工具，以组织协调整个体制的运转。斯大林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第二次浪潮的黄金法则，这是一个完美的权力社会，所谓民主不过只是皇帝的新装。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属于技术低端的加工生产，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坦言，中国要出口1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离开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国制造亦无从谈起。据说全世界每年申请的发明专利，美国占40%强，中国不到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装生产基地，但中国没有LV、古奇和阿玛尼。亦官亦商的官办企业继续以垄断和低技术获得巨额暴利，卑微的私企在垄断官企和跨国公司的挤压中艰难求生。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历史的终结”，却导致了“西方的衰落”，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亚洲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新大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无一例外都被西方跨国公司主导。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讲的：“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后发的中国经过30年狂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尽管比英国晚了150多年。美国就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以为只要每个人买一支牙刷，美国就可以卖给中国10亿支牙刷，然而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把牙刷卖给美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力量，进而削弱我们西方世界具有传染力的思想体系；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柏拉图有句名言：“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
在中国，人人都在争着当官发财而不是搞研究创新。在全世界房地产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10馀年红旗不倒举国狂欢。从圈地到卖地到融资到验收，权力资本通过房地产这个三极体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大潮使中国那丁点儿廉价的人力资本在权力资本面前失去最后一点尊严，白领因房为奴故称“房奴”。遍布中国南北的那些万里长城般浩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和阿房宫式的大学新校区，无一不是权力资本搞的房地产项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与真正的人力资本无关。
10年前，一个叫史玉柱的计算机专家把一种叫脑黄金的饮品卖给全中国人，广告词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聪明起来”。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鲤鱼打挺站了起来。10年后，脑黄金变成了脑白金，前度刘郎今又来，仍是中国卖得最火最疯狂的玩意儿，也是中国最讽刺最厚黑的喜剧。对中国人的脑袋来说，聪明或许已经不重要了，收礼才是重要的。从此中国国家电视台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吁：“收礼只收脑白金”。脑子的功能本是生产智力，在中国文化中竟可以沦为吃饭的家伙。美国可以诞生乔布斯，中国只能产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诡异成功，证明中国已经陷入一种对智力的病态焦虑和对权力的病态迷恋。
“因为所有的事情——荣誉、声望、对尴尬和失败的惧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将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将死去是避免产生上述想法的最好办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乔布斯曾经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说：“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否则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要有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的勇气，它们可能已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是微软的天下，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后来居上的蘋果，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和全世界的科技标杆。乔布斯7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他改变了世界。”互联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电脑本身，它以软体的名义使技术更加抽象和独立，地球因此进一步大大“缩小”和变平，全人类实现了无成本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思维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将人类带入一个“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不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质，变成赤裸裸的真理，这将带给中国自从孔子时代之后的又一次大启蒙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启蒙使中国走出了蒙昧，走进了野蛮；那么第二次启蒙将使中国走出野蛮，走进文明。
从福特的T型车、莱维特的安居房到乔布斯的个人电脑，张扬的平民精神是美国与古老欧洲最大的不同；所谓“美国梦”就是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享有，而不只是少数贵族的禁脔。从亨利福特到爱迪生，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美国精神始终是一种平民精神和草根精神。创新的背后，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对智慧的崇拜，和对特权的反抗。对一个人人想当官的中国人来说，乔布斯永远是一个异端。在中国，虽然人们喜爱“蘋果”，但并不代表喜欢乔布斯。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Paul Jobs），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学院只念了一学期的书；1974年乔布斯在一家公司找到设计电脑游戏的工作。两年后，时年 21岁的乔布斯和26岁的沃兹尼艾克在乔布斯家的车库里成立了蘋果电脑公司；1985年获得了由里根总统授予的国家级技术勋章；1996年，蘋果公司重新雇用乔布斯作为其兼职顾问；1997年9月，乔布斯重返该公司任首席执行官。1997年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2009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这十年美国最佳CEO，同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之一。2011年8月24日，乔布斯提出辞职。2011年10月6日，乔布斯去世，享年56岁。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