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9日讯】近日，广东陆丰乌坎又酿出因失地农民维权而遭打压、乃致死人命的悲剧事件，真真令人痛心疾首！
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已经到了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但每一次维权事件的发生，伴随着暴力打压，几乎都有活生生的生命被剥夺。据最新消息，乌坎已经有两位维权村民代表薛锦波和曾昭亮死于非命，他们被网友誉为“人民英雄”、“第二个钱云会”，可见人心所向。但毕竟人死不能再生，难道中国公民为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却非要以生命为代价？！
同样可怕的是地方政府的反应。请看《广州日报》2011年12月11日的报导：“据陆丰市公安机关透露，陆丰市乌坎事件自9月份发生以来，至12月9日已先后有庄烈宏等5人被公安机关刑拘。”“经悉，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庄烈宏、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等5人，都是陆丰东海乌坎人，均系乌坎9月21日、22日发生的打砸毁坏他人及公共财产、妨碍公共秩序系列案件的积极参与者、组织挑头者，皆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主要犯罪事实为：9月21日下午，上述人员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等行为，毁坏公私财物价值达210多万元，已涉嫌构成毁坏财物罪。”“此外，曾昭亮等还涉嫌其他犯罪行为。经审讯，该5名犯罪嫌疑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是一篇典型的官方报导文字，它只字不提为什么“上述人员”要“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要“带头围攻乌坎边防派出所，用石头、棍棒等攻击民警，砸坏警车”。中国农民向以老实、懦弱、忍辱负重为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铤而走险，更不会无端“聚众闹事”。凡政府与民众发生矛盾、纠葛之处，责任通常在官府而不在民众，这几乎不用做任何解释。但中国的事情就是怪得很，那些堂而皇之的政府报纸居然就能搞出如此拙劣的文字来糊弄百姓！
事实上，每当遭遇维权抗议，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的思维定势完全有迹可循，它们决定着这些官僚做出反应的方式。这样的思维定势大体有三：
首先是官本位思维定势。中国官本位文化源远流长，官与民从来处于不对等地位。1949年的革命和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特征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曾经给这个传统带来冲击，但“革命”过后官本位迅速席卷而回，借助后极权体制大行其道。在我们这个体制内大大小小的官员看来，“上边”才是重要的，“下边”无足轻重，亦不足挂怀。这是我们很多基层民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理性维权往往碰壁的重要原因，因为官府根本没有把来自“下层”的合理要求当回事。权力的傲慢比比皆是。
待到百姓忍耐已达极限、不得不铤而走险乃至“暴力”维权时，又会有第二个思维定势开始左右脑满肠肥的县长、市长以及各个层级的“书记”大人们，那就是“维稳思维”：一定把事态压下去，把敢于闹事的抓起几个，杀一儆百！既为了显官威，也为了保乌纱帽。然而，这种刚性维稳、暴力维稳，往往进一步激化官民矛盾，扩大社会冲突，即便从统治者自身角度看，也是极端愚蠢之举，但它却在各地一再发生，成为官府反应的某种既定模式。显然，权力的傲慢和权力的愚蠢叠加在一起，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当然，抓人、镇压总要找到“理由”，这一点，我们的官府大人们还是懂的，于是，第三个思维定势就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敌对思维”。“敌对思维”这个词是笔者的发明，用来指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谈判逻辑、宽容逻辑。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的思想控制；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宏观场合如此，微观场合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关于群体事件的官方报导中，都会出现所谓“一小撮”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的说辞，而被当事人和广大网友视为英雄的，往往在官方报导中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敌对思维”颠倒黑白，由此已昭然天下；给镇压找到堂皇理由，“敌对思维”又虚伪至极！
应该指出，无论“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愚蠢”还是“权力的虚伪”，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条:捍卫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老百姓维权要否定的是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府要保护的也是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地方官府所以能肆无忌惮，又是因为有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在为他们撑腰。这才是事情的实质，事情的根本。
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革除中国的这个毒瘤，让千百万普通公民的维权不再以生命为代价，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真正洒满这片土地，让“官本位思维”、“维稳思维”、“敌对思维”退出独裁者的舞台，让“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愚蠢”和“权力的虚伪”最终进入历史的陈列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用民主化涤荡我们这个民族肌体上的一切污秽!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已经到了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但每一次维权事件的发生，伴随着暴力打压，几乎都有活生生的生命被剥夺。据最新消息，乌坎已经有两位维权村民代表薛锦波和曾昭亮死于非命，他们被网友誉为“人民英雄”、“第二个钱云会”，可见人心所向。但毕竟人死不能再生，难道中国公民为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却非要以生命为代价？！
同样可怕的是地方政府的反应。请看《广州日报》2011年12月11日的报导：“据陆丰市公安机关透露，陆丰市乌坎事件自9月份发生以来，至12月9日已先后有庄烈宏等5人被公安机关刑拘。”“经悉，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庄烈宏、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等5人，都是陆丰东海乌坎人，均系乌坎9月21日、22日发生的打砸毁坏他人及公共财产、妨碍公共秩序系列案件的积极参与者、组织挑头者，皆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主要犯罪事实为：9月21日下午，上述人员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等行为，毁坏公私财物价值达210多万元，已涉嫌构成毁坏财物罪。”“此外，曾昭亮等还涉嫌其他犯罪行为。经审讯，该5名犯罪嫌疑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是一篇典型的官方报导文字，它只字不提为什么“上述人员”要“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要“带头围攻乌坎边防派出所，用石头、棍棒等攻击民警，砸坏警车”。中国农民向以老实、懦弱、忍辱负重为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铤而走险，更不会无端“聚众闹事”。凡政府与民众发生矛盾、纠葛之处，责任通常在官府而不在民众，这几乎不用做任何解释。但中国的事情就是怪得很，那些堂而皇之的政府报纸居然就能搞出如此拙劣的文字来糊弄百姓！
事实上，每当遭遇维权抗议，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的思维定势完全有迹可循，它们决定着这些官僚做出反应的方式。这样的思维定势大体有三：
首先是官本位思维定势。中国官本位文化源远流长，官与民从来处于不对等地位。1949年的革命和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特征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曾经给这个传统带来冲击，但“革命”过后官本位迅速席卷而回，借助后极权体制大行其道。在我们这个体制内大大小小的官员看来，“上边”才是重要的，“下边”无足轻重，亦不足挂怀。这是我们很多基层民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理性维权往往碰壁的重要原因，因为官府根本没有把来自“下层”的合理要求当回事。权力的傲慢比比皆是。
待到百姓忍耐已达极限、不得不铤而走险乃至“暴力”维权时，又会有第二个思维定势开始左右脑满肠肥的县长、市长以及各个层级的“书记”大人们，那就是“维稳思维”：一定把事态压下去，把敢于闹事的抓起几个，杀一儆百！既为了显官威，也为了保乌纱帽。然而，这种刚性维稳、暴力维稳，往往进一步激化官民矛盾，扩大社会冲突，即便从统治者自身角度看，也是极端愚蠢之举，但它却在各地一再发生，成为官府反应的某种既定模式。显然，权力的傲慢和权力的愚蠢叠加在一起，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当然，抓人、镇压总要找到“理由”，这一点，我们的官府大人们还是懂的，于是，第三个思维定势就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敌对思维”。“敌对思维”这个词是笔者的发明，用来指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谈判逻辑、宽容逻辑。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的思想控制；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宏观场合如此，微观场合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关于群体事件的官方报导中，都会出现所谓“一小撮”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的说辞，而被当事人和广大网友视为英雄的，往往在官方报导中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敌对思维”颠倒黑白，由此已昭然天下；给镇压找到堂皇理由，“敌对思维”又虚伪至极！
应该指出，无论“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愚蠢”还是“权力的虚伪”，其最终目的都是一条:捍卫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老百姓维权要否定的是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府要保护的也是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地方官府所以能肆无忌惮，又是因为有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在为他们撑腰。这才是事情的实质，事情的根本。
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革除中国的这个毒瘤，让千百万普通公民的维权不再以生命为代价，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真正洒满这片土地，让“官本位思维”、“维稳思维”、“敌对思维”退出独裁者的舞台，让“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愚蠢”和“权力的虚伪”最终进入历史的陈列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用民主化涤荡我们这个民族肌体上的一切污秽!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