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4日讯】对于一个缺乏常识的族群来说，首先需要说清楚的，还不是将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经常被众口汹涌的那些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涵义。比如说，革命，民主，自由。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馀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氾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馀，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氾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氾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氾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二0一二年元月十一日写于纽约寓所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馀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氾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馀，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氾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氾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氾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二0一二年元月十一日写于纽约寓所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