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6日讯】（新唐人综合报导）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麻雀遭劫，人也难逃劫难。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先生因为为麻雀“平反”，病逝后仍被扣上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罪状，并令人发指地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栏目，一篇《麻雀与人》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文章说，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这个消灭麻雀“运动”的详情。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
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
他举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例子说，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
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
上海市决定12月13日是全市统一打麻雀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仅这一天，上海就消灭麻雀194432只！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枝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这些生物学家以自己的良知顶着极大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不事声张但却坚定地为麻雀“翻案”。
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让毛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
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毛泽东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文章最后说，历史的悲剧令人唏嘘，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了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把个人的安危、名利置之脑后，他们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民族的灵魂。
《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栏目，一篇《麻雀与人》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文章说，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这个消灭麻雀“运动”的详情。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
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
他举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例子说，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
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
上海市决定12月13日是全市统一打麻雀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仅这一天，上海就消灭麻雀194432只！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枝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这些生物学家以自己的良知顶着极大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不事声张但却坚定地为麻雀“翻案”。
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让毛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
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毛泽东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文章最后说，历史的悲剧令人唏嘘，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了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把个人的安危、名利置之脑后，他们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民族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