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2日讯】广东省委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一份调查数据显示：8199名广东省直机关副处以上干部高血脂、高血压检出率分别高达49.5%和34.6%，明显高于同龄普通人群。对此广东省人大代表、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宗文联同其他10名人大代表建言，领导干部、尤其是省市领导应带头休“带薪假”，并积极鼓励和支持其他公务员休假，以消除基层公务员不敢休假的顾虑。
看到上述消息，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的老李，顿时像电影中大战来临之时的我军指挥员神情高度凝重起来：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忘我工作，既让人感动，更令人不安——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正日同志就是“劳累过度”而去世的。所以，看到领导干部普遍高血压数据的情况后，昨天晚上，咱一夜辗转难眠，苦苦思索化解问题的良策……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首先要找到问题发生的根源。领导干部高血脂、高血压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据说都是“工作压力大”和“忘我工作”造成的。
问题果真如此吗？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前年曾撰文说：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吃国家饭”队伍——每18个中国人就要养一个官儿。当然，这里所谓之“官”，是泛指“吃官饷”的人。然而，就副处以上的领导干部而言，咱们中国的阵容也是最豪华、最强大的：当今中国，单位无论大小，都实行党委、行政“双重领导”体制。县处级以上单位更是超豪华的：省长、市长、县长上面有书记；副职行政首长前面有副职党委书记；公安局长前面还有政委，副局长前面有副政委……
那么，究竟又是啥原因，导致在双重、超豪华领导班子的条件下，领导干部仍然“工作压力大”，需要“忘我工作”呢？不是说咱们的领导干部“特别能战斗”吗？
再瞧瞧下面两组数据——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列位：对比之下，中国的领导阵容够豪华、够气派的吧？注意：咱们的党委领导干部同志哥们还没有列入其中呢！
看来问题确实有些严重：在不休假的前提之下，领导干部仍然“工作压力大”，需要“忘我工作”，如果领导干部都纷纷“带薪休假”了，那撂下的革命担子由谁来挑？它是否在告诉人们：当今中国的领导干部编制太小，所以要扩大编制？
想到这，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周天勇同志，看来人均18个中国人负担一位官儿，还解决不了问题啊！
话到这里，咱也就来个实话实说了：与其说老李“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不如说是关注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看来，领导干部“亚健康”根源一时是难于寻找的了——如果是海吃、海喝、海赌和“生活作风”问题还好，如果是制度之过，就不宜多说的了。
“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的老李”，这时更关注起另一个问题来，北大孙立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透露：
“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数据，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据2005年‘两会’透露的数据，在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没有能力）就医。”
看到上述数据，列位不知又有何感想？
为何48.9%的居民有病不（没有能力）就医？2011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药价高、检查费用高两方面。当然，身为领导的王国强局长讲话是高度艺术化的——如政府投入的医疗费落实到“正途”上的究竟是多少，“药价高”和“检查费”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党性极强的王局长当然是不会说出来的了。
唠叨了一大堆，也应当作个小结了：领导干部“亚健康”问题固然重要，“带薪休假”也极是应当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过，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似乎也是不能一再忽视的——“身体是纳税人的本钱”嘛！
文章来源：《新浪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看到上述消息，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的老李，顿时像电影中大战来临之时的我军指挥员神情高度凝重起来：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为革命忘我工作，既让人感动，更令人不安——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正日同志就是“劳累过度”而去世的。所以，看到领导干部普遍高血压数据的情况后，昨天晚上，咱一夜辗转难眠，苦苦思索化解问题的良策……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首先要找到问题发生的根源。领导干部高血脂、高血压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据说都是“工作压力大”和“忘我工作”造成的。
问题果真如此吗？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前年曾撰文说：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吃国家饭”队伍——每18个中国人就要养一个官儿。当然，这里所谓之“官”，是泛指“吃官饷”的人。然而，就副处以上的领导干部而言，咱们中国的阵容也是最豪华、最强大的：当今中国，单位无论大小，都实行党委、行政“双重领导”体制。县处级以上单位更是超豪华的：省长、市长、县长上面有书记；副职行政首长前面有副职党委书记；公安局长前面还有政委，副局长前面有副政委……
那么，究竟又是啥原因，导致在双重、超豪华领导班子的条件下，领导干部仍然“工作压力大”，需要“忘我工作”呢？不是说咱们的领导干部“特别能战斗”吗？
再瞧瞧下面两组数据——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列位：对比之下，中国的领导阵容够豪华、够气派的吧？注意：咱们的党委领导干部同志哥们还没有列入其中呢！
看来问题确实有些严重：在不休假的前提之下，领导干部仍然“工作压力大”，需要“忘我工作”，如果领导干部都纷纷“带薪休假”了，那撂下的革命担子由谁来挑？它是否在告诉人们：当今中国的领导干部编制太小，所以要扩大编制？
想到这，咱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周天勇同志，看来人均18个中国人负担一位官儿，还解决不了问题啊！
话到这里，咱也就来个实话实说了：与其说老李“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不如说是关注纳税人的血汗钱啊！
看来，领导干部“亚健康”根源一时是难于寻找的了——如果是海吃、海喝、海赌和“生活作风”问题还好，如果是制度之过，就不宜多说的了。
“历来十分关心领导干部革命身体健康的老李”，这时更关注起另一个问题来，北大孙立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透露：
“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数据，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据2005年‘两会’透露的数据，在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没有能力）就医。”
看到上述数据，列位不知又有何感想？
为何48.9%的居民有病不（没有能力）就医？2011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药价高、检查费用高两方面。当然，身为领导的王国强局长讲话是高度艺术化的——如政府投入的医疗费落实到“正途”上的究竟是多少，“药价高”和“检查费”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党性极强的王局长当然是不会说出来的了。
唠叨了一大堆，也应当作个小结了：领导干部“亚健康”问题固然重要，“带薪休假”也极是应当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过，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似乎也是不能一再忽视的——“身体是纳税人的本钱”嘛！
文章来源：《新浪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