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6日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历史早就翻过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页。历史随即也很快翻过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一页（“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当近三十年的改革已使我们较远地离开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之后，回顾的目光尤其显得比较清醒。
历史的任何一个片断，只有将它放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经过这样的回顾，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这段极端的历史片断，应该是洞若观火了。作为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作为对未来的一点思索，我们还有一些话要讲，这或许是那一段历史的馀音。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
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如果对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那么，有以下方面：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包括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正像毛泽东在1976年还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那样，这是他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继续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这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强烈倾向。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含着这个主要的内容。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惯性。
这个惯性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曾有过极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既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潮，也是党内相当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产党内的思潮，又是社会性的思潮。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有着长久深厚影响的国度，广大民众、包括其知识分子都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潜宗教的意义。
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或者还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联力量，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潮。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均现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种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及社会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显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为平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则是对知识、文化“特权”的恐惧、抵制与仇视。
它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也在共产党内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破四旧”，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教育、科技、文艺界的“革命”，还是“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充分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特权”的矛头指向。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七，对经济管理“特权”的敌视与反对。
这既是对富有管理权力与管理经验的干部阶层的反对，也是对他们所依据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的反对，总起来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反对。在这里，林彪、江青这样一批“职业政治家”的“革命性”与民众中存在的反对管理系统权威的自发倾向集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治特权的民主倾向。
这种合理倾向与绝对的反对任何管理权威的不合理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们之间原本有一条并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冲破了这条界限。合理的民主倾向与不合理的反经济管理的倾向，混淆成一个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与反管理权威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这也是小农经济历史长久、小生产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国家里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当文化大革命将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氾滥成为了一个四面奔突、冲决各种社会结构堤坝的庞大力量。
十，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思潮，是从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和设计社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它同样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这种伦理化的政治、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常常直接地汇入了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带有狂热性质的革命理想的来源。
十一，是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
这种绝对的领袖崇拜，既来源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来源于几千年的对父权、君权的无限尊崇，也来源于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所必须的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力结构的惯性，特别来源于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领袖崇拜的巨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领袖崇拜。
十二，与领袖崇拜直接相关联的，还有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很自然地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在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度，任何对商品经济进行全面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更多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了十分充分的表现。
十三，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这些专事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的官僚阶层，与代表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管理阶层的对立与斗争。
林彪集团及江青“四人帮”集团始终将把握着国家、社会主要管理权的干部阶层当做自己权力扩张的障碍与对象。林彪集团与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权力要求，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无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正是直接利用了这些力量，才得以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直接注释着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十四，在群众及青年中，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政治野心，像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这些革命造反派，就是这种“一步登天”的政治野心的代表人物。
这种政治野心是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伦理政治理想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哺育出来的，也是毛泽东、江青等人诱发、培育出来的。它是上述多种潮流的产物，同时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潮流。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来自民众的政治野心，成为林彪、江青势力的社会基础，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础。
十五，青年中的反秩序、反教育倾向，是近代历史中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可能存在的普遍倾向；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青年的青春期冲动，这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年中存在的这种倾向和冲动。
十六，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还借用过其他一些力量。
曾经借用过“血统论”的力量，后来又借用过“反血统论”的力量。这种借用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权宜之计（文化大革命对很多力量的借用，都有着某种权宜之计的性质），然而，它是整个社会进入充分发动的“大革命”状态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
十七，文化大革命还借用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心理变态，无论是“迫害狂”倾向，还是“自虐狂”倾向，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变态。
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压抑的这些心理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得以释放与发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商品经济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造成了上述“革命力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限制，充分地发展开来。这些力量的极端解放，也便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极端的性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秩序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文化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经济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管理权威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残酷整人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演政治暴发戏剧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现迫害狂等人性恶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领袖崇拜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平均特权又制造特权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又极端贪婪邪恶的运动。
这个极端的文化大革命，表现了各种极端，塑造了各种极端，也暴露了各种极端。当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有了极端的暴露之后，整个社会便无比清楚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历史早就翻过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页。历史随即也很快翻过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一页（“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当近三十年的改革已使我们较远地离开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之后，回顾的目光尤其显得比较清醒。
历史的任何一个片断，只有将它放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今天，经过这样的回顾，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这段极端的历史片断，应该是洞若观火了。作为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作为对未来的一点思索，我们还有一些话要讲，这或许是那一段历史的馀音。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要革商品经济的命，是把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作为革命对象并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本质被文化大革命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遮掩着，但又透过这些纷繁的社会政治现象显露出来。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逻辑。
文化大革命为了完成其巨大的“革命任务”，打倒巨大的敌人，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正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及社会潮流都汇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或者一时的动力。
如果对这些力量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那么，有以下方面：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包括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正像毛泽东在1976年还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支持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那样，这是他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力量之一。
二，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继续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这是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强烈倾向。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含着这个主要的内容。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经济、大搞群众运动的惯性。
这个惯性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曾有过极端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既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潮，也是党内相当一些人的思潮。既是共产党内的思潮，又是社会性的思潮。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有着长久深厚影响的国度，广大民众、包括其知识分子都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潜宗教的意义。
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或者还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联力量，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潮。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均现象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种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及社会保守力量。这种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显出了巨大的“革命性”。
六，作为平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则是对知识、文化“特权”的恐惧、抵制与仇视。
它不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也在共产党内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还是“破四旧”，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教育、科技、文艺界的“革命”，还是“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充分表现出对知识、文化“特权”的矛头指向。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还是小农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七，对经济管理“特权”的敌视与反对。
这既是对富有管理权力与管理经验的干部阶层的反对，也是对他们所依据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的反对，总起来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反对。在这里，林彪、江青这样一批“职业政治家”的“革命性”与民众中存在的反对管理系统权威的自发倾向集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力量。
八，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政治特权的民主倾向。
这种合理倾向与绝对的反对任何管理权威的不合理倾向是相互接壤的，它们之间原本有一条并不完全固定的界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冲破了这条界限。合理的民主倾向与不合理的反经济管理的倾向，混淆成一个混沌而巨大的潮流。
九，与反管理权威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这也是小农经济历史长久、小生产者思潮成汪洋大海的国家里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当文化大革命将一切秩序的限制打破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氾滥成为了一个四面奔突、冲决各种社会结构堤坝的庞大力量。
十，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理想主义”。
这是一种伦理化的社会思潮，是从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和设计社会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着。它同样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这种伦理化的政治、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常常直接地汇入了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带有狂热性质的革命理想的来源。
十一，是对领袖的极端个人崇拜。
这种绝对的领袖崇拜，既来源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来源于几千年的对父权、君权的无限尊崇，也来源于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所必须的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力结构的惯性，特别来源于在所有制领域内实行全面占领的集中化倾向。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领袖崇拜的巨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领袖崇拜。
十二，与领袖崇拜直接相关联的，还有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
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很自然地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在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度，任何对商品经济进行全面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更多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了十分充分的表现。
十三，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这些专事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的官僚阶层，与代表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管理阶层的对立与斗争。
林彪集团及江青“四人帮”集团始终将把握着国家、社会主要管理权的干部阶层当做自己权力扩张的障碍与对象。林彪集团与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权力要求，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之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无从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正是直接利用了这些力量，才得以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直接注释着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十四，在群众及青年中，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政治野心，像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这些革命造反派，就是这种“一步登天”的政治野心的代表人物。
这种政治野心是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伦理政治理想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哺育出来的，也是毛泽东、江青等人诱发、培育出来的。它是上述多种潮流的产物，同时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潮流。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来自民众的政治野心，成为林彪、江青势力的社会基础，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础。
十五，青年中的反秩序、反教育倾向，是近代历史中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可能存在的普遍倾向；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青年的青春期冲动，这更是一个普遍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青年中存在的这种倾向和冲动。
十六，文化大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还借用过其他一些力量。
曾经借用过“血统论”的力量，后来又借用过“反血统论”的力量。这种借用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权宜之计（文化大革命对很多力量的借用，都有着某种权宜之计的性质），然而，它是整个社会进入充分发动的“大革命”状态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
十七，文化大革命还借用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心理变态，无论是“迫害狂”倾向，还是“自虐狂”倾向，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变态。
在正常社会状态下压抑的这些心理能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得以释放与发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商品经济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极端性质的放手发动，造成了上述“革命力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限制，充分地发展开来。这些力量的极端解放，也便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极端的性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秩序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文化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经济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反管理权威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残酷整人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演政治暴发戏剧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表现迫害狂等人性恶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领袖崇拜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地平均特权又制造特权的运动。
这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又极端贪婪邪恶的运动。
这个极端的文化大革命，表现了各种极端，塑造了各种极端，也暴露了各种极端。当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有了极端的暴露之后，整个社会便无比清楚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