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7日讯】因为要出版几本文学作品，这段时间在忙着整理自己的草稿，这才发现以往所写的杂文中，有几篇是议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想把这几篇文章分期贴到博客上，可想了想，文章的篇幅太长，不适合呆在博客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这倒是重新勾起了我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加上前两天又在网上刚看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一时性起，索性就这个题目再聊聊。
读网上的博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网友对所涉及的问题，喜欢想当然地从零开始，也不管这类问题前人是否探讨过，说过些什么，是不是已有公认的定义或定论。我看到的这篇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是如此。该文将一个人的知识是否深刻，当成了判断此人够不够格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而它区别知识深浅的尺度，又扯到了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在这篇博文看来，文科只事关知识的多寡，惟有理科才有知识的深浅之分。由此推论，人文学者很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是搞理科的科学家，才具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
这真是对公共知识分子定义的革命性解构，它已与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风牛马不相及了。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有兴趣的人不妨去读读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在这本着作中，波斯纳给公共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即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自己的专业边界，就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人。
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首先是知识分子；二是能经常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至于其他的因素，如此人学的是什么专业，是搞文科还是搞理科的，就不成其为条件了。
知识的深浅与否也与此没多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与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无关，而只会影响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有深度的人，具备做大公共知识分子的潜力；知识与见解都比较肤浅的人，也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种人也许只能做不入流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少不了要以公共媒体为平台，就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由此又引申出一个题目：什么是公共问题？这类问题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把公共问题与专业知识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这类问题不仅没有严格的专业边界，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公共问题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这是它最明显的特点。
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规范与实证，这是自休谟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性质不同的两大认知对象，由此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依据这种划分，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分成了两种：价值型与工具型的知识分子。用屁股思考也能知道，既然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就公共问题表达意见，那么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就得是价值型的知识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价值型的学人，相应地，他们的高低拙劣、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也主要体现在对公共问题的价值关怀和判断上。首先要能坚守价值底线，像为希特勒之流张目的文化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人渣；其次他们得有一定的价值高度，越高越好，而这种高度虽然与知识的多寡有关，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此人是否怀揣价值情怀，对人性有无深刻的洞见，具不具备获得超越性体验的起码能力，以及心灵的高度和纯度如何
由此又扯到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篇博文认为，文科只有知识的多少之分、理科才有知识深浅的区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知识的深浅与多寡是有联系的，但文理科又有所不同。我的判断恰恰相反，在知识的数量与高（深）度的关系上，理科或自然科学，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性更高，而且这种依赖是二维的，既依赖知识的遗传积淀，又依赖关联知识的积累。一个现代物理学家，如果不能同时是熟练的数学家，这个人必定一事无成。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文理科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是如何的不一样。我假设了一种这样的情况：如果欧几里得从坟墓里爬出来，他能做什么？他顶多只能去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而若是孔子从棺材中钻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他老人家既可以去当幼师，也能直奔北大清华，在那里当大牌教授。这里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遗传性，类似于生命遗传，科学家不能获得积累下来的所有重要知识，好比新生命失去了基因遗传，这种科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这种知识积累的依赖就要弱得多。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人，但孔夫子去大学讲国学，讲伦理哲学，这些后来出现的知识的缺失，对他并不会构成多大障碍。他能否成为现代的哲学大师，这些东西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别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人文学科就不需要知识的积淀，并且必定是肤浅的呢？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只能说，人文学科需要的积淀的维度有所不同，判断这类学问的高（深）度的标准也不一样。做一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需要厚实的知识积累，良好的逻辑训练。当一名出色的人文学者，同样需要有坚实的逻辑训练，知识也是越多越好，但重要的是，此人更需要的还是怀抱和洞彻人性的胸襟，能在超验世界遨游的心灵。说到知识的积累，也主要是这种学问的积累，或者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的积淀。孔子掌握的知识量，尽管可能比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少，但由于他具有这种胸襟和心灵，心灵的高度超越了大多数现代文人，因此，他若能“穿越”到现代中国来，即使不增加任何知识量，只需在白话文上稍稍训练一下，就能成为当代中国的顶级人文大师。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说到做公共知识分子，恰恰是人文学者，而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具优势。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他们的专业大都落在人文学科之内。理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些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些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转了行的前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理科教育，可后来改了行，现在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者从事相关的工作。另一种是那些世界巅峰级的理论科学家。他们能对人文社会现象做出深刻的判断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无不具备超越性思维的能力，从事的研究也达到了形上世界的边缘，在这个接近或处于超验体验的领域，文理科的界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但除此之外，那些普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工具型的工程师们，他们尽管满脑子的学问和逻辑，也读了不少人文社会方面的书籍，却由于缺乏感怀人文价值的心灵，洞悉社会人性的视角，甚至连这方面的兴趣都没有，他们若是贸然撞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很容易的就会露出马脚。即使像杨政宁、李远哲这类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他们进入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时，也会显示出惊人的无知。
顺便说一下，前苏联社会晚期已经在溃烂，它的上层统治者却浑然不觉，这一点，也与那时的克林姆林宫里面，呆着的尽是些工程师型的政治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情况又有所区别，以上分析也未必适合他们。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绝大多数来自人文学者队伍，但说来惭愧，这并未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源于我们与世不同的教育。在这种搞笑的教育几十年的熏陶下，中国产生了一大堆的不是三缺一，而是三缺三的人文知识分子，既缺乏常识型知识，又缺乏逻辑训练，还缺乏价值底线和关怀。他们中的不少人，因为缺乏知识，或者即使脑子里装了一堆知识，也是死记硬背下来的，这些知识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拥抱在一起，所以常常会显得很无知。他们的逻辑基础也很差劲，常常把顶多只能类比，根本无法演绎的中国逻辑当成逻辑，所以他们的长篇大论，又会显得很无聊。他们更没有心灵高度，价值情怀，没有守住底线的自觉，因而尤其显得无耻。他们虽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却由于无知、无聊、无耻三者兼具，也就成了地球上别具一格的另类公共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读网上的博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网友对所涉及的问题，喜欢想当然地从零开始，也不管这类问题前人是否探讨过，说过些什么，是不是已有公认的定义或定论。我看到的这篇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是如此。该文将一个人的知识是否深刻，当成了判断此人够不够格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而它区别知识深浅的尺度，又扯到了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在这篇博文看来，文科只事关知识的多寡，惟有理科才有知识的深浅之分。由此推论，人文学者很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是搞理科的科学家，才具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
这真是对公共知识分子定义的革命性解构，它已与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风牛马不相及了。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有兴趣的人不妨去读读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在这本着作中，波斯纳给公共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即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自己的专业边界，就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人。
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首先是知识分子；二是能经常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至于其他的因素，如此人学的是什么专业，是搞文科还是搞理科的，就不成其为条件了。
知识的深浅与否也与此没多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与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无关，而只会影响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有深度的人，具备做大公共知识分子的潜力；知识与见解都比较肤浅的人，也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种人也许只能做不入流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少不了要以公共媒体为平台，就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由此又引申出一个题目：什么是公共问题？这类问题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把公共问题与专业知识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这类问题不仅没有严格的专业边界，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公共问题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这是它最明显的特点。
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规范与实证，这是自休谟以来，学术界公认的性质不同的两大认知对象，由此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依据这种划分，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分成了两种：价值型与工具型的知识分子。用屁股思考也能知道，既然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就公共问题表达意见，那么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就得是价值型的知识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价值型的学人，相应地，他们的高低拙劣、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也主要体现在对公共问题的价值关怀和判断上。首先要能坚守价值底线，像为希特勒之流张目的文化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人渣；其次他们得有一定的价值高度，越高越好，而这种高度虽然与知识的多寡有关，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此人是否怀揣价值情怀，对人性有无深刻的洞见，具不具备获得超越性体验的起码能力，以及心灵的高度和纯度如何
由此又扯到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篇博文认为，文科只有知识的多少之分、理科才有知识深浅的区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知识的深浅与多寡是有联系的，但文理科又有所不同。我的判断恰恰相反，在知识的数量与高（深）度的关系上，理科或自然科学，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性更高，而且这种依赖是二维的，既依赖知识的遗传积淀，又依赖关联知识的积累。一个现代物理学家，如果不能同时是熟练的数学家，这个人必定一事无成。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文理科对知识积淀的依赖是如何的不一样。我假设了一种这样的情况：如果欧几里得从坟墓里爬出来，他能做什么？他顶多只能去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而若是孔子从棺材中钻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他老人家既可以去当幼师，也能直奔北大清华，在那里当大牌教授。这里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遗传性，类似于生命遗传，科学家不能获得积累下来的所有重要知识，好比新生命失去了基因遗传，这种科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这种知识积累的依赖就要弱得多。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人，但孔夫子去大学讲国学，讲伦理哲学，这些后来出现的知识的缺失，对他并不会构成多大障碍。他能否成为现代的哲学大师，这些东西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别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人文学科就不需要知识的积淀，并且必定是肤浅的呢？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只能说，人文学科需要的积淀的维度有所不同，判断这类学问的高（深）度的标准也不一样。做一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需要厚实的知识积累，良好的逻辑训练。当一名出色的人文学者，同样需要有坚实的逻辑训练，知识也是越多越好，但重要的是，此人更需要的还是怀抱和洞彻人性的胸襟，能在超验世界遨游的心灵。说到知识的积累，也主要是这种学问的积累，或者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的积淀。孔子掌握的知识量，尽管可能比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少，但由于他具有这种胸襟和心灵，心灵的高度超越了大多数现代文人，因此，他若能“穿越”到现代中国来，即使不增加任何知识量，只需在白话文上稍稍训练一下，就能成为当代中国的顶级人文大师。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说到做公共知识分子，恰恰是人文学者，而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具优势。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他们的专业大都落在人文学科之内。理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些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些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转了行的前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理科教育，可后来改了行，现在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或者从事相关的工作。另一种是那些世界巅峰级的理论科学家。他们能对人文社会现象做出深刻的判断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无不具备超越性思维的能力，从事的研究也达到了形上世界的边缘，在这个接近或处于超验体验的领域，文理科的界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但除此之外，那些普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工具型的工程师们，他们尽管满脑子的学问和逻辑，也读了不少人文社会方面的书籍，却由于缺乏感怀人文价值的心灵，洞悉社会人性的视角，甚至连这方面的兴趣都没有，他们若是贸然撞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很容易的就会露出马脚。即使像杨政宁、李远哲这类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他们进入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时，也会显示出惊人的无知。
顺便说一下，前苏联社会晚期已经在溃烂，它的上层统治者却浑然不觉，这一点，也与那时的克林姆林宫里面，呆着的尽是些工程师型的政治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情况又有所区别，以上分析也未必适合他们。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绝大多数来自人文学者队伍，但说来惭愧，这并未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源于我们与世不同的教育。在这种搞笑的教育几十年的熏陶下，中国产生了一大堆的不是三缺一，而是三缺三的人文知识分子，既缺乏常识型知识，又缺乏逻辑训练，还缺乏价值底线和关怀。他们中的不少人，因为缺乏知识，或者即使脑子里装了一堆知识，也是死记硬背下来的，这些知识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拥抱在一起，所以常常会显得很无知。他们的逻辑基础也很差劲，常常把顶多只能类比，根本无法演绎的中国逻辑当成逻辑，所以他们的长篇大论，又会显得很无聊。他们更没有心灵高度，价值情怀，没有守住底线的自觉，因而尤其显得无耻。他们虽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却由于无知、无聊、无耻三者兼具，也就成了地球上别具一格的另类公共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