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4日讯】元月十八日，距离春节仅四天，众所瞩目的中国最年轻女富豪吴英非法集资案二审宣判，浙江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判决。根据中国法律，死刑案件需要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如果裁定核准，将立即执行死刑。这个已被关押五年之久的年轻女子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当局选择新年前夕宣判，意图将案件影响降到最低。尽管如此，民间仍然掀起巨大声浪，“刀下留人”甚至“吴英无罪”、“量刑过重”成为主流。然而元月三十日，新华社和众多官方报刊以《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严打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为题，报道温家宝元月六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官方此时高调发表这个讲话，用意明显。
吴英的浮沉传奇
不是说中国老百姓有“仇富”心理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情一个被指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亿万富翁？吴英，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生于浙江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表现出经商才能，先后从事美容店、KTV等行业，二○○六年成立本色控股集团，广泛涉及商贸、广告、酒店、装饰材料、婚庆服务等众多商业领域。由于高调张扬，一时间闻名全国。围绕吴英和本色集团，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闻。她曾以数十亿身家荣登中国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好景不长，吴英传出被人绑架的消息，此后又收到一封夹有子弹的恐吓信。
二○○七年二月，吴英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拘留，后被金华市检察院以非法集资罪起诉，二○○九年金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判决声称，二○○五年以来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伟平等十一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七点七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三点八亿元。吴英不服上诉称，本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意图，所借资金大部份用于公司经营活动，用于购买个人物品的是很小一部份，不存在肆意挥霍，不存在欺诈行为，也没有虚构借款用途。又说，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二○一一年四月浙江省高院进行二审开庭。需要指出，无论一审和二审，都大大超过法定期限。
吴英案有很多蹊跷的地方。她是绑架案的受害人，报警却不被受理。被捕后未经审判，巨额资产被警方暗箱操作、非法处置，价格低估得离谱，有的干脆不翼而飞。经过这般摧残，吴英的公司无法经营下去，其资产化为乌有，法院却以此认定吴英根本是诈骗，可谓倒果为因。羁押之初她被奇怪地取了一个“祝素贞”的假名字。当局还派人到看守所做卧底骗取她的信任，掌握她的动态。吴英关押期间检举了大批贪腐官员，不少已被证实，但法院却未将之作为立功表现。判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而十一个所谓受害人却不承认自己被骗。更令人瞠目的是，据传有当地官员集体上书要求判处吴英死刑。吴英没有多少民愤，“官愤”却很大。种种不正常现象，使人怀疑吴英案不是一个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借助司法的谋杀。
为何判吴英死刑？
有人尖锐指出，杀吴英可谓“一箭三雕：一杀鸡儆猴，恐吓民间资金流动，阻挠自由金融制度，维持垄断特权。二杀人灭口，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三杀人夺财，重新上演杀资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为公，而是化私为官”。第二点和第三点已见上述，这是地方当局判处吴英死刑的直接原因。
用草根企业家的鲜血来维持金融垄断，是司法谋杀吴英的深层原因。集资诈骗处罚非常严厉，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中国实施严格的金融市场垄断制度，只有获得许可证才能从事金融业务。这种金融垄断缺乏效率，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占目前企业的绝大多数，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得到银行支持，无法获得贷款，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成为它们不得已的选择。地下金融在温州等地区极其普遍，极大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合理性也具有效率。地下金融出现问题，往往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所致，而非地下金融或者说市场本身的问题。就吴英案来说，虽然后期出现资金紧缺问题，但如果没有外力特别是司法不当介入，她未必不能顺利渡过难关。吴英根本不符合非法集资罪的构成要件，但她利用民间借贷取得的商业成功对金融垄断体制形成重大威胁，不得不除。
二○○八年，浙江公检法关于办理集资类案件的会议纪要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集资诈骗罪”。然而二○○八年以来浙江已经宣判了五例“非法集资案”的死刑，其中不乏吴英案这样重大争议的冤案。
吴英悲剧的启示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二十周年。而吴英的悲剧表明这种“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畸形的伪市场经济。严刑峻法保护的国有金融垄断，不是为了遵循价格信号以有效配置资源，服务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统治者攫取和瓜分财富。金融垄断是政治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
吴英的遭遇对富人阶层是一记警钟。有人将之比喻为给所有富人的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你们的财富不过是暂时替权贵保管着，一旦需要，轻轻地罗织构陷就让你倾家荡产，不仅连本带利地交出，可能还要搭上卿卿性命。”有识之士应当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用自己的财富和才智积极支持和参与维权抗争。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下，人们才能安全地挣钱，否则纵使一时风光无限，也难以避免悲剧结局。政治专制、司法腐败的社会，民间企业家的财富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物权法”和“人权法”都是形同虚设，只有权贵和豪强在狂欢。
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是彼此关联的。包括死刑存废在内的司法问题，包括金融制度在内的经济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通盘解决，也即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获得总体解决。而另一方面，关注每一个受害者，关注每一个具体人权事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坚实步骤。吴英的生死背后，带出人们关注民间借贷困局的启示。
文章来源：《动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吴英的浮沉传奇
不是说中国老百姓有“仇富”心理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情一个被指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亿万富翁？吴英，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生于浙江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表现出经商才能，先后从事美容店、KTV等行业，二○○六年成立本色控股集团，广泛涉及商贸、广告、酒店、装饰材料、婚庆服务等众多商业领域。由于高调张扬，一时间闻名全国。围绕吴英和本色集团，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闻。她曾以数十亿身家荣登中国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好景不长，吴英传出被人绑架的消息，此后又收到一封夹有子弹的恐吓信。
二○○七年二月，吴英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拘留，后被金华市检察院以非法集资罪起诉，二○○九年金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判决声称，二○○五年以来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伟平等十一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七点七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三点八亿元。吴英不服上诉称，本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意图，所借资金大部份用于公司经营活动，用于购买个人物品的是很小一部份，不存在肆意挥霍，不存在欺诈行为，也没有虚构借款用途。又说，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二○一一年四月浙江省高院进行二审开庭。需要指出，无论一审和二审，都大大超过法定期限。
吴英案有很多蹊跷的地方。她是绑架案的受害人，报警却不被受理。被捕后未经审判，巨额资产被警方暗箱操作、非法处置，价格低估得离谱，有的干脆不翼而飞。经过这般摧残，吴英的公司无法经营下去，其资产化为乌有，法院却以此认定吴英根本是诈骗，可谓倒果为因。羁押之初她被奇怪地取了一个“祝素贞”的假名字。当局还派人到看守所做卧底骗取她的信任，掌握她的动态。吴英关押期间检举了大批贪腐官员，不少已被证实，但法院却未将之作为立功表现。判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而十一个所谓受害人却不承认自己被骗。更令人瞠目的是，据传有当地官员集体上书要求判处吴英死刑。吴英没有多少民愤，“官愤”却很大。种种不正常现象，使人怀疑吴英案不是一个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借助司法的谋杀。
为何判吴英死刑？
有人尖锐指出，杀吴英可谓“一箭三雕：一杀鸡儆猴，恐吓民间资金流动，阻挠自由金融制度，维持垄断特权。二杀人灭口，埋葬吴英掌握的大量官员腐败的证据。三杀人夺财，重新上演杀资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为公，而是化私为官”。第二点和第三点已见上述，这是地方当局判处吴英死刑的直接原因。
用草根企业家的鲜血来维持金融垄断，是司法谋杀吴英的深层原因。集资诈骗处罚非常严厉，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中国实施严格的金融市场垄断制度，只有获得许可证才能从事金融业务。这种金融垄断缺乏效率，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占目前企业的绝大多数，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难以得到银行支持，无法获得贷款，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成为它们不得已的选择。地下金融在温州等地区极其普遍，极大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合理性也具有效率。地下金融出现问题，往往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所致，而非地下金融或者说市场本身的问题。就吴英案来说，虽然后期出现资金紧缺问题，但如果没有外力特别是司法不当介入，她未必不能顺利渡过难关。吴英根本不符合非法集资罪的构成要件，但她利用民间借贷取得的商业成功对金融垄断体制形成重大威胁，不得不除。
二○○八年，浙江公检法关于办理集资类案件的会议纪要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集资诈骗罪”。然而二○○八年以来浙江已经宣判了五例“非法集资案”的死刑，其中不乏吴英案这样重大争议的冤案。
吴英悲剧的启示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二十周年。而吴英的悲剧表明这种“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畸形的伪市场经济。严刑峻法保护的国有金融垄断，不是为了遵循价格信号以有效配置资源，服务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统治者攫取和瓜分财富。金融垄断是政治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
吴英的遭遇对富人阶层是一记警钟。有人将之比喻为给所有富人的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你们的财富不过是暂时替权贵保管着，一旦需要，轻轻地罗织构陷就让你倾家荡产，不仅连本带利地交出，可能还要搭上卿卿性命。”有识之士应当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用自己的财富和才智积极支持和参与维权抗争。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下，人们才能安全地挣钱，否则纵使一时风光无限，也难以避免悲剧结局。政治专制、司法腐败的社会，民间企业家的财富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物权法”和“人权法”都是形同虚设，只有权贵和豪强在狂欢。
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是彼此关联的。包括死刑存废在内的司法问题，包括金融制度在内的经济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通盘解决，也即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获得总体解决。而另一方面，关注每一个受害者，关注每一个具体人权事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坚实步骤。吴英的生死背后，带出人们关注民间借贷困局的启示。
文章来源：《动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