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0日讯】（新唐人记者宋风综合报导）薄熙来被免职后，重庆领导层的人事变动还在继续。有消息称，市委宣传、组织两部门负责人很快会换人，被视为薄熙来智囊的重庆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区委书记徐鸣，也很可能被撤换。此外，挺薄的主要网站受限，有“红歌角”之称的重庆人民广场立了告示牌：不准在广场唱歌跳舞。北京持续多年的景山公园红歌会也被取缔，毛像、横幅消失。有人称，周日还有人被抓走。
但网路上有两种不同声音：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
挺薄势力在活动 声音渐弱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3月15日在“第一视频”节目中仍然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并为薄熙来叫冤，号称：薄熙来被撤职，是反革命政变。不过，据传孔庆东被北大停课。
而另一位着名左派人士司马南也被指与薄熙来关系十分密切。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黄奇帆在揭发交代薄熙来问题时说，薄熙来下令要把司马南扶植为学雷锋的标兵...司马南一直在按照薄熙来的指示收集和散布攻击温、习的资讯，他儿子在美国的学费均由薄熙来特批拨款。
此外，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艺人赵本山等与薄有密切利益瓜葛的富商，也遭到了出入境限制。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等挺薄的文章全部撤除，甚至还被关闭了几日。
据传，中共高层除了周永康以外，目前已经没有公开挺薄的人了。
学者如何看唱红打黑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曾经写了一篇有关打黑的报告，对重庆打黑中的一些不足进行了披露，引起震动。薄去职后，童教授写了篇《应当反思些什么》的文章。
童教授认为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活动压制下去。
另外，重庆打黑过程办案透明度低，仅仅通过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普遍违背程式，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等等。
学者吴祚来则揭露，重庆日报为了吹捧“唱红” 满足薄熙来的脸面，曾经制造假新闻，三次假借吴祚来个人名义，说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吴祚来指出，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
记者姜维平也认为，“唱红”是煽动个人崇拜，“打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966年是抓“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如今是“黑社会”；过去是抓“走资派”，现在是“保护伞”；过去搞“语录本”，现在是《读点经典》；过去是“送最高指示”，现在变成“红色短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残留与封建意识。
重庆模式的实质
时评人王思想分析指出，唱红打黑抄袭了1930年代的中华苏维埃模式。9•18事变以后，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割据之国，1931年江西的中华苏维埃，1932年东北的满州国。中华苏维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资源获取一部分财政收入，同时还有一笔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财。宣传队一面大肆宣传所谓马列主义，一面对地主进行妖魔化，让大家树立仇恨，占有地主的财产。
唱红为什么一定要与打黑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重庆忠实地学习并继承了1930年代的这一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地主的财产终究有分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依靠人们主动去创造。重庆依靠财政拨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来收买下层民众的做法，无法持续，更不可能推广到全国。这就像中共上台后，又通过人民公社收回去一样，那些曾经欢呼的贫农彻底傻了。
吴祚来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薄熙来在重庆没有为民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没有支持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没有组建工会；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维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资讯封锁与宣传控制，使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共同富裕，官员也人人自危
吴祚来指出：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问题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资深传媒人黄秀辉撰文指出，从王立军 “休假式治疗”到薄熙来被免，官员成了“高危职业”。他认为，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的强权政治——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
黄秀辉强调，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但网路上有两种不同声音：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
挺薄势力在活动 声音渐弱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3月15日在“第一视频”节目中仍然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并为薄熙来叫冤，号称：薄熙来被撤职，是反革命政变。不过，据传孔庆东被北大停课。
而另一位着名左派人士司马南也被指与薄熙来关系十分密切。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黄奇帆在揭发交代薄熙来问题时说，薄熙来下令要把司马南扶植为学雷锋的标兵...司马南一直在按照薄熙来的指示收集和散布攻击温、习的资讯，他儿子在美国的学费均由薄熙来特批拨款。
此外，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艺人赵本山等与薄有密切利益瓜葛的富商，也遭到了出入境限制。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等挺薄的文章全部撤除，甚至还被关闭了几日。
据传，中共高层除了周永康以外，目前已经没有公开挺薄的人了。
学者如何看唱红打黑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曾经写了一篇有关打黑的报告，对重庆打黑中的一些不足进行了披露，引起震动。薄去职后，童教授写了篇《应当反思些什么》的文章。
童教授认为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活动压制下去。
另外，重庆打黑过程办案透明度低，仅仅通过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普遍违背程式，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等等。
学者吴祚来则揭露，重庆日报为了吹捧“唱红” 满足薄熙来的脸面，曾经制造假新闻，三次假借吴祚来个人名义，说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吴祚来指出，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
记者姜维平也认为，“唱红”是煽动个人崇拜，“打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966年是抓“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如今是“黑社会”；过去是抓“走资派”，现在是“保护伞”；过去搞“语录本”，现在是《读点经典》；过去是“送最高指示”，现在变成“红色短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残留与封建意识。
重庆模式的实质
时评人王思想分析指出，唱红打黑抄袭了1930年代的中华苏维埃模式。9•18事变以后，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割据之国，1931年江西的中华苏维埃，1932年东北的满州国。中华苏维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资源获取一部分财政收入，同时还有一笔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财。宣传队一面大肆宣传所谓马列主义，一面对地主进行妖魔化，让大家树立仇恨，占有地主的财产。
唱红为什么一定要与打黑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重庆忠实地学习并继承了1930年代的这一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地主的财产终究有分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依靠人们主动去创造。重庆依靠财政拨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来收买下层民众的做法，无法持续，更不可能推广到全国。这就像中共上台后，又通过人民公社收回去一样，那些曾经欢呼的贫农彻底傻了。
吴祚来在德国之声发表文章认为，薄熙来在重庆没有为民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没有支持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没有组建工会；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维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资讯封锁与宣传控制，使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共同富裕，官员也人人自危
吴祚来指出：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问题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资深传媒人黄秀辉撰文指出，从王立军 “休假式治疗”到薄熙来被免，官员成了“高危职业”。他认为，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的强权政治——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
黄秀辉强调，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