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0日讯】 重庆近年来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外界真是雾里看花！有不少亲临重庆的所谓学者，原本应该拿出更多让人信服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以让世人看清重庆的真面目，然而，从目前披露的情况，他们也大多是为稻梁谋，替权者歌，而没有坚守一个学人应有的中立与客观。
今年初重庆发生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及其由此引发的更大政治地震后，至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庆故事才陆续被披露出来，然而这些迟到的故事究竟又是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着昨天的重庆，这依然是值得打个问号的。因为任何事物在发生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面公开的舆论监督，没有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事后再去评点，都难免不失偏颇。
重庆近年闻名于世的是“唱红打黑”，对此学界近来已经有了很多评点。应该说在打黑问题上律师界名之为“黑打”与老百姓的欢呼有很大差异，而在唱红上重庆民众的参与自愿性与红歌展现的群情高亢是否一致，仍然是值得调查研究的。在此本文所提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那些响亮的红歌后面，是否掩埋着不为人知的哭泣声。从目前网络已经披露的一些零星信息，我们可以管窥其中一些端倪。
据中国国内很有影响的天涯网在2012年2月6日网名叫王_鸿举的披露：重庆版被劳教的网友：“1.张某等三人，万州人，因为和其他朋友在天涯上谈论打黑期间刑讯逼供的话题被劳教一年三个月；2.王某，梁平人，厨师，2010年因为在腾讯网和天涯论坛谈论公安肇事车辆的问题被劳教2年，至今还在劳教所服劳役；3.杨某，王某等四名，重庆主城人，因在天涯论坛谈论交巡警问题分别被劳教1年-1年6个月；4.杨某（女）因谈论红色频道问题。被拘留三天，其它参与谈论的网友分别被拘留和劳教；5.重庆版某ID（xx亚洲)。因涉及 6.4，反腐等敏感问题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劳教2年。以上举证也只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
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三千多万人的重庆所发生的几个因言获罪的个案，那么从重庆执法头领王立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闻到一种浓浓的火药味，会理解清这种个案背后的必然，甚至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案子依然被遮盖着。据媒体登载，重庆公安最高行政长官王立军在市局党委2010年第22次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这短短的一段讲话，就透露出将政治问题法制化，而法制问题就是他们执法者掌握主动权，别人就只能成为观众了。这段话语的背后就隐藏着赤裸裸的执法者依照自己意志肆意造案的实质。这种“把事变成案子”，使得别人成“观众”的作为，昭示出执法工具化的本质。
重庆警方不仅严控民间一切质疑“唱红打黑”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也采取坚决清除出队伍并予以拘留、劳教等做法。从2010年3月9日，重庆公安局给下属单位所发的一则通报显示：
各分局，区县（自治县）局，市局直属各单位：
2010年2月以来，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在互联网“天涯社区重庆版”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造成恶劣影响。为教育警示民警，有效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2月19日23时19分、 2月26日23时06分、3月1日23时04分和3月1日23时23分，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先后四次，分别在互联网跟帖，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
该事件发生后，市局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经市局纪委调查核实清楚，市局党委决定：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行政开除处分，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临时负责人成琦行政撤职处分，责令市局禁毒总队向市局写出书面检查。----
由这则普通的通报，我们可以看出重庆警察因为在天涯社区重庆版表达一点不满，结果就招致开除，直接领导被撤职。不仅如此，后来有网友披露，有警察因在执行“唱红打黑”过程中提出质疑而遭致劳教的。可见重庆在推行“唱红打黑”过程中，不仅容不得民间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自身敢于质疑的人也坚决清除，残酷打压。
如果说重庆“打黑”因为李庄案而显示出浓厚的“黑打”颜色，那么最近网络披露出来的重庆编辑“高应朴案”就见证了“唱红”背后言禁的严酷。据高应朴的同学、同事及他妻子通过国内着名的门户网站——凯迪网披露：高应朴，1963年生，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原《亚太经济时报》（原属广东省社科院属下）编辑部主任，后任《华商时报》（原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总编室主任，80年代末曾采访过两任国家最高领导人。2009年底仅仅因在自己QQ空间写过几篇日记，对重庆打黑问题提出批评，结果被判刑3年，如今已服刑1年半。 “高应朴案”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天大冤案。与众所周知的“李庄案”不同，“李庄案”毕竟是公开审判的，并且重庆方面无论如何还算给了李庄先生“申辩”的机会，而“高应朴案”的罪名却是一个莫须有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刀俎之鱼，任人宰割。大家不妨仔细想想：高应朴仅仅在自己的 QQ空间写了几篇“日志”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言论与行动），也仅仅是对“唱红打黑”提出点个人不同意见。高应朴先生既无*****主义言论，更无*****主义行动。竟然获如此重罪，是不是非常荒唐可笑？高应朴先生案件的所有审判过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高先生被重庆秘密判决有期徒刑3年后，不许其上诉、不许其喊冤。而高应朴先生本人也表示“服从判决”，为此，还向重庆当局书面保证“永不翻案”。高应朴妻子（重庆某重点中学英语教师）还按照重庆有关领导的要求，也特地写了书面《保证书》，保证不将此案透露给任何人。
“高应朴案”从抓捕、开庭到判刑，再到让高应朴保证“服从判决”、“永不翻案”，最后到让高应朴妻子写“保证书”，一个仅仅发表几篇网络日记的案子怎么需要如此严锁密封，唯恐外界知道？这种欲盖弥彰的行径，让人不得不相信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冤情。
上面一系列对“唱红打黑”提出质疑者的命运，从天涯社区重庆版版友被劳教，到警察被开除、撤职、劳教，再到高应朴案被判刑，我们看到王立军所言将政治问题法制化与“进入法制渠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的真实意图。
在这种重庆通过监狱构筑起言禁堤防的同时，据网络近日披露国内一些为“重庆模式”鼓噪的文人却获得重庆方巨额资金资助。重庆模式的鼓吹宣传客之一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博承认，自己曾接受了重庆方面的一百万元人民币资助，并声称因此受到国安调查，已将款项退回。而另据网友爆料：为宣扬“唱红打黑”的政绩，重庆不惜巨资与女色拉拢社会知名人士来吹捧。多数着名左派文人，都曾接受重庆非正常财务渠道的巨资酬劳和女色。对于这种网络消息当然有待官方调查机构进一步核实，但某些文人的正常收入与送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花费不对等情况，却是难以说清，而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并有理由提出质疑的。
从个别当事人公开承认的资助与有待核实的知情人披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方面在推广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上所使用的金钱与监狱的软硬两手工夫。这些在“唱红打黑”后面潜藏的故事，使我们窥见一个真实的重庆面貌。
在这种以法制名义下的言禁与资助项目下的宣传中，重庆“红歌”的高亢与“打黑”的英武横扫了整个中华，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景观。以“唱红打黑”为内核的“重庆模式”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上升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必选路径上，就在这种时候，忽然发生了“王立军闯馆事件”。试想若没有这种偶然性突发事件，重庆的“唱红打黑”将会演进到什么程度？整个中国是否将复制重庆的模式？那又将有多少人要身陷囹圄？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事。
通过近期陆续披露出来的各种重庆“唱红打黑”背后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昔日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通过监狱与金钱，即大棒加胡萝卜构筑起的集权乌托邦实质，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没有充分舆论自由监督的情况下，一言堂式的政教宣传与事实会有多大的出入。也由此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近年来官媒鼓噪的“中国模式”，在本质上与“重庆模式”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模式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值得世人警惕与探求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今年初重庆发生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及其由此引发的更大政治地震后，至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庆故事才陆续被披露出来，然而这些迟到的故事究竟又是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着昨天的重庆，这依然是值得打个问号的。因为任何事物在发生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面公开的舆论监督，没有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事后再去评点，都难免不失偏颇。
重庆近年闻名于世的是“唱红打黑”，对此学界近来已经有了很多评点。应该说在打黑问题上律师界名之为“黑打”与老百姓的欢呼有很大差异，而在唱红上重庆民众的参与自愿性与红歌展现的群情高亢是否一致，仍然是值得调查研究的。在此本文所提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那些响亮的红歌后面，是否掩埋着不为人知的哭泣声。从目前网络已经披露的一些零星信息，我们可以管窥其中一些端倪。
据中国国内很有影响的天涯网在2012年2月6日网名叫王_鸿举的披露：重庆版被劳教的网友：“1.张某等三人，万州人，因为和其他朋友在天涯上谈论打黑期间刑讯逼供的话题被劳教一年三个月；2.王某，梁平人，厨师，2010年因为在腾讯网和天涯论坛谈论公安肇事车辆的问题被劳教2年，至今还在劳教所服劳役；3.杨某，王某等四名，重庆主城人，因在天涯论坛谈论交巡警问题分别被劳教1年-1年6个月；4.杨某（女）因谈论红色频道问题。被拘留三天，其它参与谈论的网友分别被拘留和劳教；5.重庆版某ID（xx亚洲)。因涉及 6.4，反腐等敏感问题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劳教2年。以上举证也只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
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三千多万人的重庆所发生的几个因言获罪的个案，那么从重庆执法头领王立军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闻到一种浓浓的火药味，会理解清这种个案背后的必然，甚至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案子依然被遮盖着。据媒体登载，重庆公安最高行政长官王立军在市局党委2010年第22次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这短短的一段讲话，就透露出将政治问题法制化，而法制问题就是他们执法者掌握主动权，别人就只能成为观众了。这段话语的背后就隐藏着赤裸裸的执法者依照自己意志肆意造案的实质。这种“把事变成案子”，使得别人成“观众”的作为，昭示出执法工具化的本质。
重庆警方不仅严控民间一切质疑“唱红打黑”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也采取坚决清除出队伍并予以拘留、劳教等做法。从2010年3月9日，重庆公安局给下属单位所发的一则通报显示：
各分局，区县（自治县）局，市局直属各单位：
2010年2月以来，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在互联网“天涯社区重庆版”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造成恶劣影响。为教育警示民警，有效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2月19日23时19分、 2月26日23时06分、3月1日23时04分和3月1日23时23分，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先后四次，分别在互联网跟帖，发表不当言论，攻击、侮辱、诋毁重庆市公安局机构改革和党政领导。
该事件发生后，市局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经市局纪委调查核实清楚，市局党委决定：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民警蒋万渊行政开除处分，给予南岸区分局交巡警支队十大队临时负责人成琦行政撤职处分，责令市局禁毒总队向市局写出书面检查。----
由这则普通的通报，我们可以看出重庆警察因为在天涯社区重庆版表达一点不满，结果就招致开除，直接领导被撤职。不仅如此，后来有网友披露，有警察因在执行“唱红打黑”过程中提出质疑而遭致劳教的。可见重庆在推行“唱红打黑”过程中，不仅容不得民间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对警察队伍自身敢于质疑的人也坚决清除，残酷打压。
如果说重庆“打黑”因为李庄案而显示出浓厚的“黑打”颜色，那么最近网络披露出来的重庆编辑“高应朴案”就见证了“唱红”背后言禁的严酷。据高应朴的同学、同事及他妻子通过国内着名的门户网站——凯迪网披露：高应朴，1963年生，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原《亚太经济时报》（原属广东省社科院属下）编辑部主任，后任《华商时报》（原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总编室主任，80年代末曾采访过两任国家最高领导人。2009年底仅仅因在自己QQ空间写过几篇日记，对重庆打黑问题提出批评，结果被判刑3年，如今已服刑1年半。 “高应朴案”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天大冤案。与众所周知的“李庄案”不同，“李庄案”毕竟是公开审判的，并且重庆方面无论如何还算给了李庄先生“申辩”的机会，而“高应朴案”的罪名却是一个莫须有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刀俎之鱼，任人宰割。大家不妨仔细想想：高应朴仅仅在自己的 QQ空间写了几篇“日志”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言论与行动），也仅仅是对“唱红打黑”提出点个人不同意见。高应朴先生既无*****主义言论，更无*****主义行动。竟然获如此重罪，是不是非常荒唐可笑？高应朴先生案件的所有审判过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高先生被重庆秘密判决有期徒刑3年后，不许其上诉、不许其喊冤。而高应朴先生本人也表示“服从判决”，为此，还向重庆当局书面保证“永不翻案”。高应朴妻子（重庆某重点中学英语教师）还按照重庆有关领导的要求，也特地写了书面《保证书》，保证不将此案透露给任何人。
“高应朴案”从抓捕、开庭到判刑，再到让高应朴保证“服从判决”、“永不翻案”，最后到让高应朴妻子写“保证书”，一个仅仅发表几篇网络日记的案子怎么需要如此严锁密封，唯恐外界知道？这种欲盖弥彰的行径，让人不得不相信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冤情。
上面一系列对“唱红打黑”提出质疑者的命运，从天涯社区重庆版版友被劳教，到警察被开除、撤职、劳教，再到高应朴案被判刑，我们看到王立军所言将政治问题法制化与“进入法制渠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的真实意图。
在这种重庆通过监狱构筑起言禁堤防的同时，据网络近日披露国内一些为“重庆模式”鼓噪的文人却获得重庆方巨额资金资助。重庆模式的鼓吹宣传客之一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博承认，自己曾接受了重庆方面的一百万元人民币资助，并声称因此受到国安调查，已将款项退回。而另据网友爆料：为宣扬“唱红打黑”的政绩，重庆不惜巨资与女色拉拢社会知名人士来吹捧。多数着名左派文人，都曾接受重庆非正常财务渠道的巨资酬劳和女色。对于这种网络消息当然有待官方调查机构进一步核实，但某些文人的正常收入与送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花费不对等情况，却是难以说清，而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并有理由提出质疑的。
从个别当事人公开承认的资助与有待核实的知情人披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方面在推广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上所使用的金钱与监狱的软硬两手工夫。这些在“唱红打黑”后面潜藏的故事，使我们窥见一个真实的重庆面貌。
在这种以法制名义下的言禁与资助项目下的宣传中，重庆“红歌”的高亢与“打黑”的英武横扫了整个中华，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景观。以“唱红打黑”为内核的“重庆模式”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上升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必选路径上，就在这种时候，忽然发生了“王立军闯馆事件”。试想若没有这种偶然性突发事件，重庆的“唱红打黑”将会演进到什么程度？整个中国是否将复制重庆的模式？那又将有多少人要身陷囹圄？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事。
通过近期陆续披露出来的各种重庆“唱红打黑”背后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昔日喧嚣一时的“重庆模式”通过监狱与金钱，即大棒加胡萝卜构筑起的集权乌托邦实质，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没有充分舆论自由监督的情况下，一言堂式的政教宣传与事实会有多大的出入。也由此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近年来官媒鼓噪的“中国模式”，在本质上与“重庆模式”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模式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值得世人警惕与探求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