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讯】《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史名着，作者为南北朝至隋初的门阀士族颜之推。
颜之推生平
颜之推（530—约591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他的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时期，以孝而闻名于世，仕宦显达，位至东晋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勋。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颜之推本人的仕宦经历颇为坎坷，最初担任梁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
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邺（今南京布），又当过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管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
隋朝开皇年间，被太子召为学士，并终于此职。
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东晋初年，有人认为王导是皇帝（晋元帝）的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晋书·颜含传》）。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不满。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继承了这种家风，在梁武帝受禅时，愤而绝食，“数日而卒”（《南史·颜协传》）。六朝无死节之臣，像颜见远这样为君死节、奋不顾身的大臣，确实罕见。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人品高尚闻名于世。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这一传统，少年时就不慕玄学，讨厌空谈。他钻研《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北齐书·颜之推传》），在传统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颜之推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皇权振兴、南北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门阀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凭藉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室借助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士族门阀不但不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统治权，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灭门之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成为士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因素对颜之推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他本人经历坎坷，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观我生赋》）。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他从历史和现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贪得无厌，就不可能维持统治。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人才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不劳而获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观点都有进步意义。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观念深信不疑，这是他坎坷一生的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着述很多，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着名。该书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围绕下述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 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认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勉学》）。“行道”、“修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序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风操》）。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
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材，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其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属于“下愚”，“虽教无益”。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能否成材，要看后天的教育状况。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勉学》）。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
二 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教育思想
颜之推一生共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中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勉学》）。即使有点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
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着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学》）。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材培养的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着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涉务》）。
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材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勉学》）。只有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认为“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归心》）。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相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有“德”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勉学》）。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有力批判。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
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批评一些人虽然饱读经书，满腹经纶，却只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勉学》），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不知稷早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士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起技艺的。第三，颜之推还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认为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勉学》）。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勉学》）。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慕贤》）。认为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需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
的丑恶现状，要求他们“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省事》）。这些对纠正被门阀士族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 求实的家庭教育思想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士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也就是在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教子》）。切忌“无教而有爱”，过分溺爱和放纵孩子。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
颜之推认为，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他把严教和治病相比，认为：“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教子》）如果不用体罚，则“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治家》）当然，这种以体罚形式来教育孩子的做法，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
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颜之推还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勉学》）。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对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子女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
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治家》）。
只有树立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就大器。而“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勉学》）。人的学习犹如春华秋实，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6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基本规律的。他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颜之推生平
颜之推（530—约591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他的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时期，以孝而闻名于世，仕宦显达，位至东晋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勋。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诸王蕃府。颜之推本人的仕宦经历颇为坎坷，最初担任梁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
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邺（今南京布），又当过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管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
隋朝开皇年间，被太子召为学士，并终于此职。
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东晋初年，有人认为王导是皇帝（晋元帝）的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晋书·颜含传》）。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不满。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继承了这种家风，在梁武帝受禅时，愤而绝食，“数日而卒”（《南史·颜协传》）。六朝无死节之臣，像颜见远这样为君死节、奋不顾身的大臣，确实罕见。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人品高尚闻名于世。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这一传统，少年时就不慕玄学，讨厌空谈。他钻研《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北齐书·颜之推传》），在传统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颜之推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皇权振兴、南北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门阀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凭藉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室借助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士族门阀不但不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统治权，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灭门之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成为士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因素对颜之推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他本人经历坎坷，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观我生赋》）。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他从历史和现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贪得无厌，就不可能维持统治。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人才不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不劳而获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观点都有进步意义。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观念深信不疑，这是他坎坷一生的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着述很多，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着名。该书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围绕下述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 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认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勉学》）。“行道”、“修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序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风操》）。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
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材，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其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属于“下愚”，“虽教无益”。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能否成材，要看后天的教育状况。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的教育尤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勉学》）。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
二 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教育思想
颜之推一生共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夫中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勉学》）。即使有点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
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着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学》）。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材培养的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着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涉务》）。
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材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勉学》）。只有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认为“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归心》）。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相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有“德”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因此，“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使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勉学》）。这实际是对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有力批判。其次，颜之推认为读书人要务实，要学以致用。
他认为读书需得其要领，批评一些人虽然饱读经书，满腹经纶，却只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勉学》），让他去断一个案也断不清，去管一个县也不知从何下手，造屋不知楣横棁竖，种田不知稷早黍迟，这种人在社会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认为读书人最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术、医术、琴瑟、博弈、兵射、投壶这些学问也要懂一些，一则可以保健，二则可以娱心畅神，在实际生活和交际上是有用的。但这些东西只能偶尔为之，不可作为立身之本。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士族地主，从心底里是看不起技艺的。第三，颜之推还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闪光的一面。他认为不仅古往圣贤值得学习和仿效，而且“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勉学》）。
颜之推对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视。他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勉学》）。如果书案狼藉，任虫蛀鼠咬、童幼乱画、风雨毁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慕贤》）。认为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不可忽略。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需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
的丑恶现状，要求他们“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省事》）。这些对纠正被门阀士族败坏的士风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 求实的家庭教育思想
由于官学的衰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士族为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注重。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也就是在儿童刚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以诱导。为什么家教要及早进行呢？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人在幼年时期，童心未泯，天性纯真，可塑性极大，对新事物也特别容易接受，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教育，不仅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而且可为一生事业奠定良好基础。这些与现代教育理论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父母必须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教子》）。切忌“无教而有爱”，过分溺爱和放纵孩子。必须从小树立孩子的是非观，该严则严。要爱得其所，爱得有方。
颜之推认为，为了教育好孩子，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他把严教和治病相比，认为：“当以疾病为愈，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骨肉乎？诚不得已也！”（《教子》）如果不用体罚，则“笞怒废于家，竖子之过立见。”（《治家》）当然，这种以体罚形式来教育孩子的做法，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应予摒弃。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家庭教育也有影响。环境影响包括两方面：
一是周围环境，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二是长辈的风范，“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长辈的言行举止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这也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的。
颜之推还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认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勉学》）。士农工商兵皆为一业，不可以随便轻视。甚至对语言教育颜之推也很重视，认为教育子女学会正确、通用的语言和语音是父母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子女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
最后，颜之推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奋努力（《治家》）。
只有树立远大志向，才能经得起磨难，成就大器。而“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勉学》）。人的学习犹如春华秋实，只有经过艰苦的劳动，才能有收获。
颜之推本人一生虽未介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但他仍不失为我国6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以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许多是符合教育基本规律的。他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