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2日讯】（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丑闻中最新一件是药品的毒胶囊事件。一些人指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达到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步。图为中国超市内的食品。（网络图片）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某些市场和餐厅里，有虾和螃蟹被注入了明胶，以便增加分量。人们称之为注胶虾、注胶螃蟹。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达到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步。图为中国超市内的食品。（网络图片）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某些市场和餐厅里，有虾和螃蟹被注入了明胶，以便增加分量。人们称之为注胶虾、注胶螃蟹。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