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5日讯】从4月16日在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到17日、18日赴四川宜宾参加“唐君毅研究会成立大会”，再乘火车到北京五、六天中，我连续接受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日报、CNN、BBC、美国之音、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采访，感触良多。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天然地关切这座城市的命运。我曾在1993年、1995年、 2002年和2006年策划了电视文献纪录片《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和《下江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做过关于“重庆谈判”的专题演讲，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发表过《重庆的历史天空》等文章。重庆曾是中国战时陪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枢，是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它曾作为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并列齐名的二战名都而享誉世界，我深为我所属的这座城市骄傲。
我曾说过，重庆是中国救亡图存年代最后的耶路撒冷，重庆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自由、正义、文明与和平事业的贡献，极为卓绝，至为重大。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重庆，中国将再次亡都以至亡国，亚洲和世界的前途将是另外一番面貌。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１日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以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建国、创立联合政府的道路，反而在苏美冷战格局下走向现代中国人最大一次相互残杀的国共内战，其历史教训非常惨烈而沉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廓清和总结。——重庆的使命未尽。
由我组织多位重庆画家绘制的抗战巨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于２０１０年７月7号首展台湾期间，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曾在宴请《浩》画主创团队人士的宴会上，邀请薄熙来访台。台湾画展归来后，我曾致函薄熙来，敦促他正面了解重庆历史，慎思两岸关系，接受连战的邀请。
重庆不是井冈山、延安，重庆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堡垒。红歌不代表重庆精神，不能植根这方神奇山水的历史土壤。７０年前，马思聪、郑自声、刘雪庵、黄自等音乐家曾在重庆指挥万人大合唱，《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嘉陵江上》、《旗正飘飘》、《热血》、《自由神》等抗战歌曲曾响彻长江、嘉陵江上空，义薄云天，是中国人２０世纪真正的救亡之声和英雄交响曲。
薄熙来在重庆的所言所行一开始就让我失望．他罔顾重庆作为抗战中国最高象征的伟大历史，罔顾弥合民族创伤、复兴中华并最终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现代统一的时代使命，以一己一派私欲私利，将“红歌”这种源自仇恨、暴力、偏执和血腥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强加于重庆，全然违逆历史传统和民族大义，必为时代不容。
在“唱红”甚嚣尘上、重庆四处悬挂赤旗被戏称“西红柿”、“红都”的时候，我即接受《华盛顿邮报》和《美国之音》、《悉尼晨报》等外媒采访，指出薄在重庆大唱《红歌》，是在精神上对重庆的侮辱，也是对毛泽东死后中国人争取自由和现代文明的共同愿望的挑战，完全不合时宜。我不忍眼见这名对重庆并无感情，只把重庆作为实现个人工具的山西人在这里为所欲为，引用曾在重庆羁旅流徙两年之久的诗圣杜甫的名句为薄熙来预作写照：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4月16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我即意识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拐点正在出现。
我因偶然原因，略知海伍德命案导致王立军与薄熙来关系急速恶化的情形，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的文件内容基本吻合。我的分析是，谷开来在海伍德命案上责任重大，王立军不愿销毁或交出有关罪证，于是导致与薄熙来对其采取非常措施。我还获悉，王立军父亲曾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和“内人党”。我相信这样的家庭背景，对王、薄最终分道扬镳具有特殊的作用。令我意外的是，就是这么一些支离破碎点滴“情况”，让西方媒体大感兴趣。尽管我再三声明，我所了解者非常有限，我提供的分析和评价远比那些“情况”更有价值，但是我关于重庆模式、倒薄的影响、中国政治前景可能变局的分析和评论，却并没有“广而告之”。而这点“情况”，竟让我成了一个“爆料者”。我对这个称呼陌生不已，世事荒唐，也无可如何。
据友人电告，网上有评论说我有为薄熙来和王立军辩解之嫌。对前者，我认为他格局偏狭，私念太重，为其政治野心所囿；对后者，我认为他在“打黑”中严重破坏法纪，侵犯人权，他为薄熙来充任打手的劣迹令人厌恶，但他在最后一刻“投奔自由”，客观上促使“重庆模式”破产，导致薄熙来政治生命完结，乃是为这个危机四伏又死水一潭的局面打开一丝门缝，其影响不可低估。
我特意提请记者们注意这一事件中所凸显的人性。谷开来肯定难免司法惩处，那是因为她参与了致人死命的重大罪恶，这一罪恶原自她内心的仇恨，仇恨又因为孤独，孤独则与其丈夫掌握巨大权力又野心勃勃以至天良泯灭、道德沦丧有关。我在宜宾会上也公开指出，重庆几人日益暴露的罪错，权欲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丧失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我认为，多年来国人太过关注“大人物”命运里的权谋争斗，却大大忽略了他们的人格结构和精神价值取向。而历史的恶无不潜藏于人性中，表现于其沉浮生死之际。
我同时提请记者注意，重庆事件极富戏剧性，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洛杉矶时报记者曾建议并问我：是否愿意与好莱坞合作拍成电影。我对此建议甚表欣赏，写剧本是我所愿。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是戏剧史。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舞台，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三人在重庆上演的就是一幕历史悲喜剧。被政治权争和经济膨胀损害了审美情趣和戏剧感的国人，如果仍然仅仅停留在对权力较量和金钱聚敛卑劣格局的观看中，不知历史隐蔽的目的永远通过人性来表现，那么已然落幕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廉价的政治表演，而与1949年以来其他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一样，只能归于小市民茶馀饭后的谈资，或沦为新一代野心家的“通鉴”之物。
我谈及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对重庆和中国的特殊意义。经过毛泽东腥风血雨党内斗争的当代执政当局，早已放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路线斗争”的惩罚罪名，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实验”，确实是“另行一套”。在中央大一统极权统治已逾两千年的中国，这是政治大忌。孔子曾指控鲁国季孙氏“八侑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挑战现实中共大政方针，是冒天之大不韪。我并不赞成中国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纲常，在重庆事件中，我所反对的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毛氏个人独裁和灾难性的意识形态复辟，而把中国引向新型极权主义的危险倾向。如果“重庆模式”以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和普世文明为取向，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在薄熙来一边；如果薄熙来致力于抗战陪都历史遗产的发掘，弘扬，超越党派、阶级、意识形态牢笼，致力于民族复兴和现代统一，我也将坚定地支持以此为内涵的“重庆模式”。
我强烈地预感到，中国再次处于历史关头。薄熙来毛氏红色政治复辟的实验突然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我有责任把这一真正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可能性，传达给国人，这是我接受外媒采访的最大动机。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媒体对重庆事件的关注，已构成世界舆论对中国时局和命运高度关切的特殊领域。同时，我觉察到一个可叹的事实：先后专程飞抵重庆的西方记者，扛着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却四出碰壁。偌大重庆，即使薄熙来大势已去，其劣绩败行渐次浮出水面，新主政者贵为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明确清除薄的影响，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敢于和能够公开接受采访——人们仍然心有馀悸，仍然陷于窃窃私语和各种言传、“版本”之间。明哲保身、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仍然有效地控制着重庆，那些在薄熙来时代红得发紫的局内人和知情者，全都三缄其口，看客做派和小市民心态再次君临这座吸引了全世界眼光的城池。西方记者的“职业精神”与我的同胞们的世故，冷漠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对比。我当然能体察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某种历史恐惧感，有太多类似“祸从口出”、“抢打出头鸟”一类的古训，更有太多不堪回首的惨痛教训，“少说为佳”、“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已成为一代人的人生座右铭。薄熙来、王立军两位外地人“敢做敢为敢说敢言”，至今震慑重庆，所称“老百姓”者，甚至怀念感戴他们，两相比较，世态人心如此，宁不哀哉！
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小心成了重庆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好几位西方记者问我，你没有顾虑，不怕吗？我苦笑，人非草木，岂能无怕。我还有那么多文字待写，12集电视片《孔子》正在全力展开，几篇一拖再拖的约稿如债附身，历时八载的《浩气长流》海内外展事让我如牛负重，我好几次欲拒采访，回到“正事”上。
我不比他人愚笨。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采访意味着什么。“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造谣惑众”的罪名随时可加，众多隐藏在暗处的“毛粉”、“爱国贼”以及薄熙来的同党们，随时会以难以逆料的方式加害于我。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话题如此重要，命运安排这一新角色，我就只能遵照内心的指令履行这一新的义务。
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最初是关于“爆料”的传言，很快有人指责我丧失独立人格，与中共“保持一致”，甚至有人指斥我为薄熙来“辩护”。昨天（21日）有人告知，王康如此连续不断、密集地接受外媒采访，竟然至今逍遥法外，多半是受高层指派，并得到特别保护云云。
连外媒也发出类似提问，我曾再三声明，我是民间学人，称为“民间思想家”我当仁不让，绝无任何机构和个人授意。我对十数家西方媒体的采访答问，纯然出自独立知识人的良知、责任感，出自我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现实局势的思考。我的作品可以证明，我是重庆忠贞不二的代言人，为重庆洗刷污垢，为重庆招魂，是上天垂降的恩典，我责无旁贷。
重庆曾两次改绘中国历史版图。一次是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重庆合川钓鱼城，引发蒙古40年争夺大汗地位之战，欧亚历史因此改变。更自觉伟大的一次，是重庆有幸成为中国抗战陪都的历史。现在，重庆再次引起强烈瞩目，2012年春季在这里发生的事件，再次改变了中国。中国历史门扉被突然叩响，犹如“命运交响曲”那一串不朽的乐音。这是天意，不能违抗，其馀种种，已不足为虑了。
我告知西方记者，重庆事件有人性偶然性戏剧性，它的意义远逾重庆。它是1976、198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上意义别具的重大事像。由薄、谷、王三人上演的戏剧已在重庆落幕，其教训和启示性应得到及时而公正的小结。
我告诉记者，可以把温家宝与薄熙来两位共产党高官做比较。他们之间在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对立，实质是中国不同选择和前途的较量。我希望，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失势和“重庆模式”破产，会使中国向着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珍惜时机，巩固和扩大这一转变。
还没有临到正式总结重庆模式的时候，然而，必须指出，如果不进行温家宝先生再三呼吁的政治改革，不彻底铲除“封建馀孽和文革残馀”，“薄熙来现像”将随时可能发生，以更具灾难性的方式发生，甚至可能危害中国。
重庆事件特别令人扼腕的是，人民依然是看客。“均贫富”、“明君圣主”的东方专制土壤仍然深厚，对毛泽东的迷恋和崇拜仍然是阻挡中国人获得精神自由和政治解放的最大障碍。
命运待我不薄，在短短几天内接受世界不同国度、肤色和价值观的记者采访。恐怕没有第二中国人享有这种厚遇。在二十馀个小时采访中，几个现像给我留下深刻印像。一个是，西方记者都很谦恭、严谨、大都学过中国历史，懂中文，虽然还是洋腔洋调，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好感、疑惑和忧虑，每每引发我感慨系之我与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碍。在全球后化时代，他们绝不是“非我族类”，也没有敌视和轻蔑中国的言辞。作为采访和被采访者，我们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也有“选择性使用”的令我哭笑不得的时候。有个记者称我为“商人”，我告诉他，在中国，最不配被称作商人的人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我。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些西方记者对中国城市街道的熟悉，他们准时到达地点的能力，令我佩服。外地朋友到我在重庆办公室，通常要来回五个电话以上，西方记者只需一次联系。再者，西方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甚至超过了我的同胞。他们流露的人类之爱，对中国的关切、同情和理解，常常令我感动。最后一个印像是，每家媒体都有华裔青年男女参与，他们几乎与我的孙子辈一样年轻，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和美国本土。我不知道他们面对一个白胡子中国老头有何感想。对于我，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也是我不倦于接受采访的一个美好原因。
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中，不时想起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英国人科斯对中国的告诫：我是一个出生于１９１０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但如今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即缺乏思想自由，这是中国诸多弊端险像丛生的根源。自由思想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专制的解毒剂，可使中国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使中国造福自己和世界。
西方正直善良之士一直在对中国发出类似忠告。我在接受采访时，切身感到受到“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我的文化思想界的朋友一直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和责任，我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这一事实，应列于这种权利和责任，算是对科斯先生的一次回应。
同时我也清醒地感受和意识到，这样的权利和责任在当下中国，仍然冒有相当的风险，可能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事实上，我的亲人朋友都为我捏把汗，我也接到某官方机构的告诫。但是，如果我因此放弃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就是自我精神窒息和人格变卖。孔子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诗经》早有这样富于启示性的提问，我愿引为这篇仓促写就的文字作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
2012年4月23日 北京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天然地关切这座城市的命运。我曾在1993年、1995年、 2002年和2006年策划了电视文献纪录片《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和《下江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做过关于“重庆谈判”的专题演讲，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发表过《重庆的历史天空》等文章。重庆曾是中国战时陪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枢，是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它曾作为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并列齐名的二战名都而享誉世界，我深为我所属的这座城市骄傲。
我曾说过，重庆是中国救亡图存年代最后的耶路撒冷，重庆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自由、正义、文明与和平事业的贡献，极为卓绝，至为重大。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重庆，中国将再次亡都以至亡国，亚洲和世界的前途将是另外一番面貌。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１日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以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建国、创立联合政府的道路，反而在苏美冷战格局下走向现代中国人最大一次相互残杀的国共内战，其历史教训非常惨烈而沉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廓清和总结。——重庆的使命未尽。
由我组织多位重庆画家绘制的抗战巨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于２０１０年７月7号首展台湾期间，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曾在宴请《浩》画主创团队人士的宴会上，邀请薄熙来访台。台湾画展归来后，我曾致函薄熙来，敦促他正面了解重庆历史，慎思两岸关系，接受连战的邀请。
重庆不是井冈山、延安，重庆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堡垒。红歌不代表重庆精神，不能植根这方神奇山水的历史土壤。７０年前，马思聪、郑自声、刘雪庵、黄自等音乐家曾在重庆指挥万人大合唱，《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嘉陵江上》、《旗正飘飘》、《热血》、《自由神》等抗战歌曲曾响彻长江、嘉陵江上空，义薄云天，是中国人２０世纪真正的救亡之声和英雄交响曲。
薄熙来在重庆的所言所行一开始就让我失望．他罔顾重庆作为抗战中国最高象征的伟大历史，罔顾弥合民族创伤、复兴中华并最终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现代统一的时代使命，以一己一派私欲私利，将“红歌”这种源自仇恨、暴力、偏执和血腥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强加于重庆，全然违逆历史传统和民族大义，必为时代不容。
在“唱红”甚嚣尘上、重庆四处悬挂赤旗被戏称“西红柿”、“红都”的时候，我即接受《华盛顿邮报》和《美国之音》、《悉尼晨报》等外媒采访，指出薄在重庆大唱《红歌》，是在精神上对重庆的侮辱，也是对毛泽东死后中国人争取自由和现代文明的共同愿望的挑战，完全不合时宜。我不忍眼见这名对重庆并无感情，只把重庆作为实现个人工具的山西人在这里为所欲为，引用曾在重庆羁旅流徙两年之久的诗圣杜甫的名句为薄熙来预作写照：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4月16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我即意识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拐点正在出现。
我因偶然原因，略知海伍德命案导致王立军与薄熙来关系急速恶化的情形，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的文件内容基本吻合。我的分析是，谷开来在海伍德命案上责任重大，王立军不愿销毁或交出有关罪证，于是导致与薄熙来对其采取非常措施。我还获悉，王立军父亲曾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和“内人党”。我相信这样的家庭背景，对王、薄最终分道扬镳具有特殊的作用。令我意外的是，就是这么一些支离破碎点滴“情况”，让西方媒体大感兴趣。尽管我再三声明，我所了解者非常有限，我提供的分析和评价远比那些“情况”更有价值，但是我关于重庆模式、倒薄的影响、中国政治前景可能变局的分析和评论，却并没有“广而告之”。而这点“情况”，竟让我成了一个“爆料者”。我对这个称呼陌生不已，世事荒唐，也无可如何。
据友人电告，网上有评论说我有为薄熙来和王立军辩解之嫌。对前者，我认为他格局偏狭，私念太重，为其政治野心所囿；对后者，我认为他在“打黑”中严重破坏法纪，侵犯人权，他为薄熙来充任打手的劣迹令人厌恶，但他在最后一刻“投奔自由”，客观上促使“重庆模式”破产，导致薄熙来政治生命完结，乃是为这个危机四伏又死水一潭的局面打开一丝门缝，其影响不可低估。
我特意提请记者们注意这一事件中所凸显的人性。谷开来肯定难免司法惩处，那是因为她参与了致人死命的重大罪恶，这一罪恶原自她内心的仇恨，仇恨又因为孤独，孤独则与其丈夫掌握巨大权力又野心勃勃以至天良泯灭、道德沦丧有关。我在宜宾会上也公开指出，重庆几人日益暴露的罪错，权欲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丧失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我认为，多年来国人太过关注“大人物”命运里的权谋争斗，却大大忽略了他们的人格结构和精神价值取向。而历史的恶无不潜藏于人性中，表现于其沉浮生死之际。
我同时提请记者注意，重庆事件极富戏剧性，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洛杉矶时报记者曾建议并问我：是否愿意与好莱坞合作拍成电影。我对此建议甚表欣赏，写剧本是我所愿。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是戏剧史。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舞台，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三人在重庆上演的就是一幕历史悲喜剧。被政治权争和经济膨胀损害了审美情趣和戏剧感的国人，如果仍然仅仅停留在对权力较量和金钱聚敛卑劣格局的观看中，不知历史隐蔽的目的永远通过人性来表现，那么已然落幕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廉价的政治表演，而与1949年以来其他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一样，只能归于小市民茶馀饭后的谈资，或沦为新一代野心家的“通鉴”之物。
我谈及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对重庆和中国的特殊意义。经过毛泽东腥风血雨党内斗争的当代执政当局，早已放弃“另立中央”、“分裂党”和“路线斗争”的惩罚罪名，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实验”，确实是“另行一套”。在中央大一统极权统治已逾两千年的中国，这是政治大忌。孔子曾指控鲁国季孙氏“八侑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挑战现实中共大政方针，是冒天之大不韪。我并不赞成中国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纲常，在重庆事件中，我所反对的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毛氏个人独裁和灾难性的意识形态复辟，而把中国引向新型极权主义的危险倾向。如果“重庆模式”以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和普世文明为取向，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在薄熙来一边；如果薄熙来致力于抗战陪都历史遗产的发掘，弘扬，超越党派、阶级、意识形态牢笼，致力于民族复兴和现代统一，我也将坚定地支持以此为内涵的“重庆模式”。
我强烈地预感到，中国再次处于历史关头。薄熙来毛氏红色政治复辟的实验突然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我有责任把这一真正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可能性，传达给国人，这是我接受外媒采访的最大动机。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媒体对重庆事件的关注，已构成世界舆论对中国时局和命运高度关切的特殊领域。同时，我觉察到一个可叹的事实：先后专程飞抵重庆的西方记者，扛着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却四出碰壁。偌大重庆，即使薄熙来大势已去，其劣绩败行渐次浮出水面，新主政者贵为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明确清除薄的影响，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敢于和能够公开接受采访——人们仍然心有馀悸，仍然陷于窃窃私语和各种言传、“版本”之间。明哲保身、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仍然有效地控制着重庆，那些在薄熙来时代红得发紫的局内人和知情者，全都三缄其口，看客做派和小市民心态再次君临这座吸引了全世界眼光的城池。西方记者的“职业精神”与我的同胞们的世故，冷漠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对比。我当然能体察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某种历史恐惧感，有太多类似“祸从口出”、“抢打出头鸟”一类的古训，更有太多不堪回首的惨痛教训，“少说为佳”、“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已成为一代人的人生座右铭。薄熙来、王立军两位外地人“敢做敢为敢说敢言”，至今震慑重庆，所称“老百姓”者，甚至怀念感戴他们，两相比较，世态人心如此，宁不哀哉！
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小心成了重庆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好几位西方记者问我，你没有顾虑，不怕吗？我苦笑，人非草木，岂能无怕。我还有那么多文字待写，12集电视片《孔子》正在全力展开，几篇一拖再拖的约稿如债附身，历时八载的《浩气长流》海内外展事让我如牛负重，我好几次欲拒采访，回到“正事”上。
我不比他人愚笨。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采访意味着什么。“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造谣惑众”的罪名随时可加，众多隐藏在暗处的“毛粉”、“爱国贼”以及薄熙来的同党们，随时会以难以逆料的方式加害于我。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话题如此重要，命运安排这一新角色，我就只能遵照内心的指令履行这一新的义务。
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最初是关于“爆料”的传言，很快有人指责我丧失独立人格，与中共“保持一致”，甚至有人指斥我为薄熙来“辩护”。昨天（21日）有人告知，王康如此连续不断、密集地接受外媒采访，竟然至今逍遥法外，多半是受高层指派，并得到特别保护云云。
连外媒也发出类似提问，我曾再三声明，我是民间学人，称为“民间思想家”我当仁不让，绝无任何机构和个人授意。我对十数家西方媒体的采访答问，纯然出自独立知识人的良知、责任感，出自我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现实局势的思考。我的作品可以证明，我是重庆忠贞不二的代言人，为重庆洗刷污垢，为重庆招魂，是上天垂降的恩典，我责无旁贷。
重庆曾两次改绘中国历史版图。一次是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重庆合川钓鱼城，引发蒙古40年争夺大汗地位之战，欧亚历史因此改变。更自觉伟大的一次，是重庆有幸成为中国抗战陪都的历史。现在，重庆再次引起强烈瞩目，2012年春季在这里发生的事件，再次改变了中国。中国历史门扉被突然叩响，犹如“命运交响曲”那一串不朽的乐音。这是天意，不能违抗，其馀种种，已不足为虑了。
我告知西方记者，重庆事件有人性偶然性戏剧性，它的意义远逾重庆。它是1976、198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上意义别具的重大事像。由薄、谷、王三人上演的戏剧已在重庆落幕，其教训和启示性应得到及时而公正的小结。
我告诉记者，可以把温家宝与薄熙来两位共产党高官做比较。他们之间在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对立，实质是中国不同选择和前途的较量。我希望，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失势和“重庆模式”破产，会使中国向着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珍惜时机，巩固和扩大这一转变。
还没有临到正式总结重庆模式的时候，然而，必须指出，如果不进行温家宝先生再三呼吁的政治改革，不彻底铲除“封建馀孽和文革残馀”，“薄熙来现像”将随时可能发生，以更具灾难性的方式发生，甚至可能危害中国。
重庆事件特别令人扼腕的是，人民依然是看客。“均贫富”、“明君圣主”的东方专制土壤仍然深厚，对毛泽东的迷恋和崇拜仍然是阻挡中国人获得精神自由和政治解放的最大障碍。
命运待我不薄，在短短几天内接受世界不同国度、肤色和价值观的记者采访。恐怕没有第二中国人享有这种厚遇。在二十馀个小时采访中，几个现像给我留下深刻印像。一个是，西方记者都很谦恭、严谨、大都学过中国历史，懂中文，虽然还是洋腔洋调，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好感、疑惑和忧虑，每每引发我感慨系之我与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碍。在全球后化时代，他们绝不是“非我族类”，也没有敌视和轻蔑中国的言辞。作为采访和被采访者，我们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也有“选择性使用”的令我哭笑不得的时候。有个记者称我为“商人”，我告诉他，在中国，最不配被称作商人的人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我。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些西方记者对中国城市街道的熟悉，他们准时到达地点的能力，令我佩服。外地朋友到我在重庆办公室，通常要来回五个电话以上，西方记者只需一次联系。再者，西方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甚至超过了我的同胞。他们流露的人类之爱，对中国的关切、同情和理解，常常令我感动。最后一个印像是，每家媒体都有华裔青年男女参与，他们几乎与我的孙子辈一样年轻，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和美国本土。我不知道他们面对一个白胡子中国老头有何感想。对于我，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也是我不倦于接受采访的一个美好原因。
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中，不时想起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英国人科斯对中国的告诫：我是一个出生于１９１０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但如今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即缺乏思想自由，这是中国诸多弊端险像丛生的根源。自由思想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专制的解毒剂，可使中国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使中国造福自己和世界。
西方正直善良之士一直在对中国发出类似忠告。我在接受采访时，切身感到受到“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我的文化思想界的朋友一直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和责任，我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这一事实，应列于这种权利和责任，算是对科斯先生的一次回应。
同时我也清醒地感受和意识到，这样的权利和责任在当下中国，仍然冒有相当的风险，可能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事实上，我的亲人朋友都为我捏把汗，我也接到某官方机构的告诫。但是，如果我因此放弃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就是自我精神窒息和人格变卖。孔子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诗经》早有这样富于启示性的提问，我愿引为这篇仓促写就的文字作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
2012年4月23日 北京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