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7日讯】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上访，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当时的总理出面责成有关人员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当晚九点多，事件和平落幕。后来这事被称为“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作为“六四”之后最大的群众事件，“四二五”上访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外界对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群众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人更是认为中共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是国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权利，逃脱不了被随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运。所以，当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共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的时候，的确让人感到一丝兴奋，仿佛觉得共产党走上了抛弃文革的不归路，法制进程不会再被中断了。
中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变过，人们又一次上当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共原本脆弱的所谓法制建设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四二五”刚过不到一百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发动了对千千万万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迫害。这场迫害就是以践踏法律为手段的，仍在襁褓中的法制建设就此再次中断，甚至开起了倒车。
在中共这样的系统，如果是为百姓说话的一个“良法”，执行起来常常就“有法不依”，这也是人们常常抱怨的“依法治国”是空话的原因。但是，如果是为了独裁者利益的恶法，因为独裁者能调动一切国家力量，从而把这个“恶法”就能轰轰烈烈地执行开来。江泽民利用“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迫害一开始，人们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现。事实上正是如此。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并不怎么认同的话，在既有体系下自然也难以搞起来。毛泽东能把文革搞起来，江泽民能把迫害法轮功搞起来，手法都是一个，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驾于原有的法律体系，以独裁者的淫威，要挟他人站队，顺者升官发财，逆者淘汰出局。毛泽东是建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来架空原来的领导机构，砸烂“公检法”，把文革之火烧到了全中国；江泽民则是如法炮制，建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六一零办公室”即为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利用“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党务机构，把对法轮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中共驻外领事馆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配合江泽民整法轮功。
“六一零办”与“文革小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自然相似的地方就很多。文革有个《公安六条》，“六一零”也有个《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六一零”利用媒体搞的诽谤宣传简直就是文革翻版，不过是因为现在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六一零”造谣攻击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是“文革小组”所望尘莫及的；对法制建设的中断当然更是这种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仔细深究，特别是在法治问题上，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1.隐蔽性
“文革小组”干甚么基本上都是公开的，都是有“革委会”文件的。我们不是说有红头文件就有道理，但是，那些人多少还是有点“理直气壮”，至少认为是所谓的紧跟毛主席的。
而“六一零”干甚么总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发正式文件，而是口头或者电话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释”等等，这些伤天害理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见诸报端和文件，但是，各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从“六一零”人员和劳教所管教那里听到这些政策，参与迫害者有恃无恐也是因为有这些政策。
“六一零”人员阻止正义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或者去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时，常说的就是所谓的“上面有政策”、“上面有通知”、“内部有文件”，让他们拿出这个政策，问他们哪里出的通知，又无言以对。“六一零”的这种秘密性，就是因为从江泽民那里起，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干的是见不得人的，是害怕日后作为罪证被清算的。从这一点看，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阴毒了。
2.原罪性
“文革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的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就有“十名正副局长、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坏人”。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三点四万馀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一千二百馀人，打伤致残三千六百馀人，拘捕判刑一千三百馀人。总体上来讲，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可以说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
而“六一零”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六一零”的中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六一零”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坚执行力量。虽然作为个体，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不愿参与迫害好人的执法人员，但从总体上说，“公检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恶者。这个性质就与文革的“靠边站”大不一样。
不让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如果有律师敢于辩护，这些律师本人就成了被打击恐吓的对像。这一切都是“六一零”操纵全国的公检法人员直接而为。执法人员滥用法律加害法轮功学员的后果，是整个法制建设的中断和倒退。今天看，是法轮功学员在受迫害，明天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事情不正是在往那方面发展吗？
文革之后，谈的是恢复法制，公检法被打倒的人，本身没有道德原罪，能够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而“六一零”是把整个公检法都直接卷入到了这场迫害中，让执法者直接变成违法者，把公检法变成了原罪拥有者。如何恢复法制？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打击。
3.持久性
“原罪性”也决定了能持续的时间长短。“文革小组”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公检法被靠边站，弄得天下大乱，要求恢复公检法的呼声高，公检法本身没有原罪，一旦决定恢复，把这些人官复原职就可以了。“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设立，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历时不过三年。
如果整个公检法直接参与迫害，要停下来就不容易，因为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维持迫害。
“六一零办”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存在。江泽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别把“政法委”书记升格到常委级别，把迫害法轮功的几个元凶，包括罗干、周永康等人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换句话说，江泽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国家机器搅动起来迫害法轮功，力度、广度都远超“文革”，整个公检法系统被挟持成为迫害的直接执行者，原罪拥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续至今。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二年王立军出逃，拔出萝卜带出泥，薄熙来、周永康浮出水面，牵动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流氓集团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江泽民对中国人民来讲，除了迫害信仰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滑坡，单就法治进程的这种彻底破坏和倒退，就已罪不可恕。迟早有一天，江泽民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文章来源：《明慧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为“六四”之后最大的群众事件，“四二五”上访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外界对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群众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人更是认为中共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是国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权利，逃脱不了被随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运。所以，当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共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的时候，的确让人感到一丝兴奋，仿佛觉得共产党走上了抛弃文革的不归路，法制进程不会再被中断了。
中共的本质从来就没有变过，人们又一次上当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共原本脆弱的所谓法制建设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四二五”刚过不到一百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发动了对千千万万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迫害。这场迫害就是以践踏法律为手段的，仍在襁褓中的法制建设就此再次中断，甚至开起了倒车。
在中共这样的系统，如果是为百姓说话的一个“良法”，执行起来常常就“有法不依”，这也是人们常常抱怨的“依法治国”是空话的原因。但是，如果是为了独裁者利益的恶法，因为独裁者能调动一切国家力量，从而把这个“恶法”就能轰轰烈烈地执行开来。江泽民利用“六一零”迫害法轮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迫害一开始，人们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现。事实上正是如此。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官员并不怎么认同的话，在既有体系下自然也难以搞起来。毛泽东能把文革搞起来，江泽民能把迫害法轮功搞起来，手法都是一个，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驾于原有的法律体系，以独裁者的淫威，要挟他人站队，顺者升官发财，逆者淘汰出局。毛泽东是建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来架空原来的领导机构，砸烂“公检法”，把文革之火烧到了全中国；江泽民则是如法炮制，建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六一零办公室”即为这个“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利用“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党务机构，把对法轮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中共驻外领事馆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配合江泽民整法轮功。
“六一零办”与“文革小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自然相似的地方就很多。文革有个《公安六条》，“六一零”也有个《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六一零”利用媒体搞的诽谤宣传简直就是文革翻版，不过是因为现在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六一零”造谣攻击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是“文革小组”所望尘莫及的；对法制建设的中断当然更是这种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仔细深究，特别是在法治问题上，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1.隐蔽性
“文革小组”干甚么基本上都是公开的，都是有“革委会”文件的。我们不是说有红头文件就有道理，但是，那些人多少还是有点“理直气壮”，至少认为是所谓的紧跟毛主席的。
而“六一零”干甚么总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发正式文件，而是口头或者电话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释”等等，这些伤天害理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见诸报端和文件，但是，各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从“六一零”人员和劳教所管教那里听到这些政策，参与迫害者有恃无恐也是因为有这些政策。
“六一零”人员阻止正义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或者去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时，常说的就是所谓的“上面有政策”、“上面有通知”、“内部有文件”，让他们拿出这个政策，问他们哪里出的通知，又无言以对。“六一零”的这种秘密性，就是因为从江泽民那里起，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干的是见不得人的，是害怕日后作为罪证被清算的。从这一点看，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阴毒了。
2.原罪性
“文革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的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就有“十名正副局长、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坏人”。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三点四万馀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一千二百馀人，打伤致残三千六百馀人，拘捕判刑一千三百馀人。总体上来讲，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可以说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
而“六一零”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六一零”的中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六一零”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坚执行力量。虽然作为个体，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不愿参与迫害好人的执法人员，但从总体上说，“公检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恶者。这个性质就与文革的“靠边站”大不一样。
不让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如果有律师敢于辩护，这些律师本人就成了被打击恐吓的对像。这一切都是“六一零”操纵全国的公检法人员直接而为。执法人员滥用法律加害法轮功学员的后果，是整个法制建设的中断和倒退。今天看，是法轮功学员在受迫害，明天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事情不正是在往那方面发展吗？
文革之后，谈的是恢复法制，公检法被打倒的人，本身没有道德原罪，能够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而“六一零”是把整个公检法都直接卷入到了这场迫害中，让执法者直接变成违法者，把公检法变成了原罪拥有者。如何恢复法制？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打击。
3.持久性
“原罪性”也决定了能持续的时间长短。“文革小组”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公检法被靠边站，弄得天下大乱，要求恢复公检法的呼声高，公检法本身没有原罪，一旦决定恢复，把这些人官复原职就可以了。“中央文革小组”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设立，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历时不过三年。
如果整个公检法直接参与迫害，要停下来就不容易，因为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维持迫害。
“六一零办”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存在。江泽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别把“政法委”书记升格到常委级别，把迫害法轮功的几个元凶，包括罗干、周永康等人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换句话说，江泽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国家机器搅动起来迫害法轮功，力度、广度都远超“文革”，整个公检法系统被挟持成为迫害的直接执行者，原罪拥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续至今。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二年王立军出逃，拔出萝卜带出泥，薄熙来、周永康浮出水面，牵动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流氓集团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江泽民对中国人民来讲，除了迫害信仰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滑坡，单就法治进程的这种彻底破坏和倒退，就已罪不可恕。迟早有一天，江泽民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文章来源：《明慧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