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谁制造了薄熙来?

2012年05月02日评论
【新唐人2012年5月2日讯】 “四人帮”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是毛时代极左体制上结出的恶果。那么,“薄熙来”是谁制造的?如果说薄熙来是他自己制造的,那么谁给他提供了舞台?当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免去薄熙来一切职务接受调查的时候,所有媒体又开始一致表示拥护中央正确的决定。

网民们不再一片狂欢,不再像粉碎四人帮那样敲锣打鼓,把整个社会的悲剧当成喜剧来跟风娱乐,人们在思考,如果没有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馆”事件,没有他对薄熙来的举报,会不会有英国人海伍德案件受到重新调查?如果没有这些变故,薄熙来会不会仍然通过唱红打黑,谋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我认为,有五种因素或力量,造就了唱红打黑、违法乱纪的薄熙来。

首先薄熙来是组织部门考察过的薄熙来。如果有党内民主竞争,符合条件的中央委员各省书记省长们公开竞选重庆市委书记,每一个人都提出公开自己的政治业绩,公开自己的政治承诺与治理方式,让重庆市全体党员们来直接投票,主张唱红打黑的薄熙来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薄熙来之所以以超越常规的方式来宣传自己、制造政绩,不惜一切代价,为的是通过民粹的力量、甚至文革时代人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力量,来神化自己,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铺垫台阶。这里面的问题仍然是党内民主不透明问题,如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径与方式可以公开,希望进入常委的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们可以通过电视与网络上的公开辩论,来让有投票权的党员们直接投票,这样的制度会使每一个希望“入常”的领导者致力于做实自己的行政业绩。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薄熙来则穷尽一切心思,为的是“政治逼宫”,为什么要逼宫,因为有一个“政治迷宫”在那里。

第二因素是政治承包体制造就薄熙来,一旦任命薄熙来为直辖市的书记,重庆就成为薄王的天下,只要他不撼动中央权威,他就是“一党之下,万众之上”的西南王,他可以复活文革精神“唱红”,也可以超越法律“打黑”,他可以让重庆街道上都种上银杏树,他可以让东北某市的公安局长直接调入重庆,通过打黑直升到副市长位置。

政治承包体制下的地方党政一把手,完全是人有多大胆子,权有多大限度。公安司法检察院全部集权于一身,当他要动用这些力量的时候,完全可以超越法律,美其名曰:“政法”,以自己的政治为法律,自己的权利稳定,压倒人权与法律。由于一切权利集于一身,他的妻子也自然分享了丈夫的政治权利。

第三因素是左翼拥戴造就了薄熙来,正如温家宝所言,中国的文革没有受到真正清理,文革甚至可能重来。这不是耸人听闻,重庆模式,如果薄熙来做大,如果他的政治图谋成功,那么在全中国再来一次文革可能成为现实。

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中共应该清理文革政治遗产。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崇拜,仍然在民间社会流行,原因是因为百姓没有看清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真相,为什么在知识阶层中很少有人崇拜毛泽东?只要有理性,看过文革真实资料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个人崇拜造成的互相残杀、对非法侵犯人权的斗争、对非法迫害知识分子,都视为反人类罪行。

身为红二代的薄熙来,家人及自己都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但他既不反思文革,也不同情家人遭遇,反而变本加厉地唱红歌,追捧毛泽东的文革方式,他歌颂或崇拜的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最容易使自己在短时间内坐大,做出政治上的惊天影响力,而且在打击政治异已或对手方面,可以超越法律,可以用政治罪名来专制对方。

毛泽东与薄熙来共同点是,自己通过权力极尽生活腐败堕落,而对外极力渲染为人民服务的清廉形象,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财富,打造个人政治形象,任何异见者或不服从者,都通过政治方式,予以严厉清除。毛泽东的政治清除,造成党的副主席林彪叛逃,而薄熙来的政治清除,造成了副市长王立军的叛逃。

簇拥使薄熙来个人权力膨胀,既有网络专家,又有知名大学教授,还有民间网站,纷纷去叫好重庆模式,认为通过一个权力者的政治手腕,就可以完成一个直辖市的治理,就可以改善民生,而重庆市民也切实感受到城市打黑后提高了安全感,城市建设也突飞猛进。但没有人去思考,这样的个人权力通过极端的控制与打压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可以持久?人们只要眼前的利益与效果,而不问制度建设,所以薄熙来的悲剧,许多人都有一份自己的贡献。

党内不民主,没有公开的竞选方式,薄熙来为了提升自己,只能利用民粹力量,通过超常规的手段来制造自己的影响力,还有就是社会信息、新闻不自由,以及官员财产与家庭人员信息不公开,造成社会对官员的误判。

先说信息与新闻不自由,造成媒体对重庆模式无法揭露或批评,似乎有某些力量在促使重庆模式做大,要让它做出成绩或成果。这些或明或暗的力量,使重庆成为政治孤岛,使薄熙来在文革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坠下悬崖。

即便是现在,有关重庆的信息都是通过境外的传言,出口转内销之后,被中国官方证实,这样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官方在刻意屏蔽信息,而使境外媒体获得了公信度,更多的人因此不相信政府信息,而翻墙到境外网站,获得原初的信息与新闻。

各个单位一方面通知每一个行政或事业单位人员晚上十一点收看电视新闻,显然是希望每一个都知道重庆事件的处理结果,但另一方面,又通知那些喜欢发表观点的人士,不要在微博上点评重庆事件。这样的控制,可谓用尽心机,但管控信息与评论,有什么意义呢?评不评论,薄熙来事件都摆在那里,政治领域没有阳光,但阴暗的宫廷政治,总会结出硕大的恶果,在阳光下臭不可闻。

再说官员财产与家庭信息不公开,媒体开始披露薄熙来家庭的信息,譬如为什么央视提到薄熙来夫人,名字居然是四个字:薄谷开来,这与大陆人名习惯完全不同,原因是她加入了外籍,而财产也相应转移到国外,海外媒体报导说,1998年的时候,她已经把财产转移到新加坡了,把孩子办到新加坡读书了,在那个地方进修了英文。

那个期间,谷开来大概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就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主要是在新加坡和英国。薄熙来一家三口人,只有身为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他是中国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官员的财产不公开、家庭成员信息不公开,导致公众对官员的信息不知情,客观助长了官员的弄虚作假、腐败行为的发生。

打击四人帮之后,中共又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夜之间全国的党员就完成了文件传达,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表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政治动员除了显示中共的动员能力,并不能显示中共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反腐败的能力。重庆人的表态更受全国关注,但如果没有王立军突发事件,没有中央直接干预,重庆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庆人大有权制约薄熙来吗?重庆市的政法与纪检委,有独立行使调查薄熙来的权力吗?中共应该将政治动员力转化到政治改革的制度推进上来,下级的表面服从,无益于政治进步,只能培养顺从的臣民。

薄熙来事件之后,中共需要来一次政治阳光行动,让每一个官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官员的财产与家庭成员信息都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不允许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但问题是,如何保证每一级的干部都能在法律之前平等地位,如果政法系统仍然可以一手遮天、以所谓政治稳定的名义来控制公检法独立执法与行政,那么,任何一个地方的书记还是可以操控法律,使自己超越法律。即便是查处薄熙来,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以“同志”的名义在内查,即,是党的纪检委在立案调查,而不是司法在独立调查。只是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由司法机关在调查。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司法是双轨制?党的高官涉案,主要由党的纪检机关立案调查,而其它人涉案,直接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所以,既然执政党希望依法执政,取信于民,让司法独立,迫在眉睫。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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