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日讯】（中央社记者蒋宜婷、陈亦伟台北2日电）日本学者三泽真美惠今天发表新书“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带领读者一窥日据时期台湾电影人的生存困境外，更为台湾电影史补上遗失的一页。
谈起对台湾电影的浓厚兴趣，三泽真美惠说，她的人生被1980后的“台湾新电影”所改变，侯孝贤“悲情城市”及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两部电影更是她研究生涯的起点。
三泽真美惠解释，年轻时在日本当杂志记者的期间，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新电影”。当时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在日本上映，广受日本观众欢迎。日后她决心来台留学，就是因为侯孝贤与杨德昌各呈现台湾社会不同面貌，而令她想深入探究台湾复杂文化背景。
在台大攻读历史硕士期间，三泽真美惠做了许多日据时期国家电影政策的研究，并发现台湾电影史研究不够完整。文献多从光复后开始，对于日据时期缺乏探讨外，甚至能说是世人所遗忘。
三泽在书中特别提到何非光及刘呐鸥2名日据时期的台籍电影人。抗战期间赴重庆、导演多部抗战电影的何非光，在大陆沦陷后，他居留大陆却被看成“台湾特务”、“日本间谍”，但台湾却因他滞留“匪区”而刻意忽视，让他被两岸遗忘。
而有留日背景的刘呐鸥，中日战争前虽在大陆帮国民政府制作电影，但抗战爆发、上海失守后，他被迫留在上海帮日军制作电影，又被当成“汉奸”，后来不幸遭到暗杀。
三泽认为，何非光及刘呐鸥都是日据时期在政治夹缝中交涉生存的电影人，之后从台湾跨境到大陆，更面临里外不是人的处境，两人的故事因而成为她的研究重点素材。
台大出版中心主任项洁坦言，在阅读此书前，从未听过何非光及刘呐鸥，也认为台湾近代史仍须重新被面对。对于“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一书发表，三泽庆幸自己善尽历史学徒责任，将被众人遗忘的历史重新呈现。
谈起对台湾电影的浓厚兴趣，三泽真美惠说，她的人生被1980后的“台湾新电影”所改变，侯孝贤“悲情城市”及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两部电影更是她研究生涯的起点。
三泽真美惠解释，年轻时在日本当杂志记者的期间，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新电影”。当时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在日本上映，广受日本观众欢迎。日后她决心来台留学，就是因为侯孝贤与杨德昌各呈现台湾社会不同面貌，而令她想深入探究台湾复杂文化背景。
在台大攻读历史硕士期间，三泽真美惠做了许多日据时期国家电影政策的研究，并发现台湾电影史研究不够完整。文献多从光复后开始，对于日据时期缺乏探讨外，甚至能说是世人所遗忘。
三泽在书中特别提到何非光及刘呐鸥2名日据时期的台籍电影人。抗战期间赴重庆、导演多部抗战电影的何非光，在大陆沦陷后，他居留大陆却被看成“台湾特务”、“日本间谍”，但台湾却因他滞留“匪区”而刻意忽视，让他被两岸遗忘。
而有留日背景的刘呐鸥，中日战争前虽在大陆帮国民政府制作电影，但抗战爆发、上海失守后，他被迫留在上海帮日军制作电影，又被当成“汉奸”，后来不幸遭到暗杀。
三泽认为，何非光及刘呐鸥都是日据时期在政治夹缝中交涉生存的电影人，之后从台湾跨境到大陆，更面临里外不是人的处境，两人的故事因而成为她的研究重点素材。
台大出版中心主任项洁坦言，在阅读此书前，从未听过何非光及刘呐鸥，也认为台湾近代史仍须重新被面对。对于“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一书发表，三泽庆幸自己善尽历史学徒责任，将被众人遗忘的历史重新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