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7日讯】(新唐人何雅婷综合报导)薄熙来问鼎大位的野心由来已久且路人皆知,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薄熙来为什么敢于挑战接班人制度呢?近来,有评论认为薄熙来案的最终爆发,实质上充分暴露了中共接班人制度的重大弊端,从中共几代接班人的选定和权力交接后的执政实践来看,这个有重大缺陷和极大弊端的制度如果不彻底改变,将来还会有第二个乃至第N个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出现。
薄熙来事件凸显了中共接班人制度的重大弊端
5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曾发表一篇署名未普的评论:《薄案的要害是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文章认为,中共历来所采用的那种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中共接班人制度,有重大缺陷和极大弊端。
文章认为,中共接班人的选择过程搞的是黑箱作业,密室政治;没有竞争,只有投机;没有公开选举,只有幕后策划。这个制度的特性就决定了只有循规蹈矩、唯唯诺诺、听命于上一代决策人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制度不可能不脆弱,如有强人在,还可撑一阵;强人不在,高层中任何有野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都可直接挑战。
文章表示,虽然薄熙来、习近平两人的父亲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薄熙来看不上表现比较木讷的习近平。不论比出身、比能力、比人脉、比实力、比资格,哪一方面,薄都认为自己比习近平强,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阶层,甚至问鼎第一把手。可是,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几个人在幕后猜拳划令、讨价还价的结果,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却是习近平。
薄熙来眼看六十多岁了,过了这个“入常”的村,就没有了那个“问鼎”的店,最后只好铤而走险。
此前,香港《东方日报》曾爆料指,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从心里瞧不起现在的中共领袖们,薄熙来把胡温这样的平民出身的领袖视为暂代“红二代”管理江山的家奴,并且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红二代”手中。
而《开放》杂志曾报导说,从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文章认为,已经进入21世纪的所谓现代中国,和封建王朝的“九王夺嫡”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个人争夺江山,却遗祸全中国,所以,“这是中共接班人制度的绝对失败!”这样的中共接班人制度,实在应当休矣!
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惨败的教训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而最终失败的实践,也足以发人深省、促人反思。
毛泽东当政时期先后亲自选择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五位接班人。可是,这五位“接班人”除了邓小平三起三落后最终问鼎最高权位以外,其他四个“接班人”在政治上都死的很难看。
刘少奇、邓小平是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试图对“大跃进”以后一系列“左”倾错误进行纠正,这使得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被触动了,于是,毛泽东利用了林彪的政治投机,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而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林彪这位接班人又不满意了,林彪为求自保,密谋发动武装政变而败露,被迫乘飞机外逃,身死异国。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来只是利用青年学生的热血与鲁莽来铲除政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那些“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 仗”的“混世魔王”,于是毛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选定了“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做接班人”。
然而。事实证明王洪文擅长的只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并无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于是,毛泽东又把最听他的话,最让他“放心”的华国锋指定为接班人。可等毛一死,王洪文等“四人帮”立即被揪出来承担中共的历史罪责,华国锋也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成为邓小平上位的垫脚石。
不废除接班制中国没希望
《开放杂志》曾发表了署名金钟的评论文章,剖析了中共权力交接方式的实质。
文章表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对中共的独裁体制的危害,其实曾经是认识到了的。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作了一个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存有“历史价值”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讲话的重心,就是批判“权力高度集中”。他开宗明义提出四条要求:一、权力不宜过份集中,否则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解决好交接班问题。
可是,这种比较明智的态度并未保持到底。1989年,当民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时,邓小平害怕了,他“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毛时代的独裁遗祸的记忆早已淡漠。为了能继续把持党政军大权,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并废除分权制,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对接班人的挑选标准实际上堕落为以“听话”为核心的标准。
文章批评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脑子和在中共体制内打滚一生的经验,令他完全没有其他理性资源可供利用。
文章分析到:中共目前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只能解释为这种体制的虚弱性,因为他们抓紧党政军大权不放,害怕一旦有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他的权威立刻受到挑战。文章认为,这种体制本身的腐蚀性,即使怀有开明之意的人物,落入其中,也必将被塑造成一个独裁者。
文章表示:当江泽民公然把拥有上千万信众的合法团体法轮功打成邪教加以镇压,把九八年民间温和的组党人士一网打尽,投入监牢时,为甚么体制内没有丝毫异议?这正是显示了独裁体制的淫威。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改造,寻求他路,头痛医头,舍本逐末,则中国永无超生之日。如果中共的集权性质不改变,新的接班人一样可以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文章最后说:“根本诉求应该是废除这种早已证明既荒谬又一再沦为笑柄的接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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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事件凸显了中共接班人制度的重大弊端
5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曾发表一篇署名未普的评论:《薄案的要害是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文章认为,中共历来所采用的那种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中共接班人制度,有重大缺陷和极大弊端。
文章认为,中共接班人的选择过程搞的是黑箱作业,密室政治;没有竞争,只有投机;没有公开选举,只有幕后策划。这个制度的特性就决定了只有循规蹈矩、唯唯诺诺、听命于上一代决策人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制度不可能不脆弱,如有强人在,还可撑一阵;强人不在,高层中任何有野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都可直接挑战。
文章表示,虽然薄熙来、习近平两人的父亲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薄熙来看不上表现比较木讷的习近平。不论比出身、比能力、比人脉、比实力、比资格,哪一方面,薄都认为自己比习近平强,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阶层,甚至问鼎第一把手。可是,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几个人在幕后猜拳划令、讨价还价的结果,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却是习近平。
薄熙来眼看六十多岁了,过了这个“入常”的村,就没有了那个“问鼎”的店,最后只好铤而走险。
此前,香港《东方日报》曾爆料指,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从心里瞧不起现在的中共领袖们,薄熙来把胡温这样的平民出身的领袖视为暂代“红二代”管理江山的家奴,并且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红二代”手中。
而《开放》杂志曾报导说,从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文章认为,已经进入21世纪的所谓现代中国,和封建王朝的“九王夺嫡”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个人争夺江山,却遗祸全中国,所以,“这是中共接班人制度的绝对失败!”这样的中共接班人制度,实在应当休矣!
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惨败的教训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而最终失败的实践,也足以发人深省、促人反思。
毛泽东当政时期先后亲自选择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五位接班人。可是,这五位“接班人”除了邓小平三起三落后最终问鼎最高权位以外,其他四个“接班人”在政治上都死的很难看。
刘少奇、邓小平是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试图对“大跃进”以后一系列“左”倾错误进行纠正,这使得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被触动了,于是,毛泽东利用了林彪的政治投机,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而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林彪这位接班人又不满意了,林彪为求自保,密谋发动武装政变而败露,被迫乘飞机外逃,身死异国。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来只是利用青年学生的热血与鲁莽来铲除政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那些“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 仗”的“混世魔王”,于是毛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选定了“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做接班人”。
然而。事实证明王洪文擅长的只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并无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于是,毛泽东又把最听他的话,最让他“放心”的华国锋指定为接班人。可等毛一死,王洪文等“四人帮”立即被揪出来承担中共的历史罪责,华国锋也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成为邓小平上位的垫脚石。
不废除接班制中国没希望
《开放杂志》曾发表了署名金钟的评论文章,剖析了中共权力交接方式的实质。
文章表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对中共的独裁体制的危害,其实曾经是认识到了的。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作了一个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存有“历史价值”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讲话的重心,就是批判“权力高度集中”。他开宗明义提出四条要求:一、权力不宜过份集中,否则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解决好交接班问题。
可是,这种比较明智的态度并未保持到底。1989年,当民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时,邓小平害怕了,他“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毛时代的独裁遗祸的记忆早已淡漠。为了能继续把持党政军大权,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并废除分权制,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对接班人的挑选标准实际上堕落为以“听话”为核心的标准。
文章批评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脑子和在中共体制内打滚一生的经验,令他完全没有其他理性资源可供利用。
文章分析到:中共目前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只能解释为这种体制的虚弱性,因为他们抓紧党政军大权不放,害怕一旦有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他的权威立刻受到挑战。文章认为,这种体制本身的腐蚀性,即使怀有开明之意的人物,落入其中,也必将被塑造成一个独裁者。
文章表示:当江泽民公然把拥有上千万信众的合法团体法轮功打成邪教加以镇压,把九八年民间温和的组党人士一网打尽,投入监牢时,为甚么体制内没有丝毫异议?这正是显示了独裁体制的淫威。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改造,寻求他路,头痛医头,舍本逐末,则中国永无超生之日。如果中共的集权性质不改变,新的接班人一样可以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文章最后说:“根本诉求应该是废除这种早已证明既荒谬又一再沦为笑柄的接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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