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剑彤综合报导）十八大前的中共政坛，在薄熙来事件冲击下，难掩躁动情绪。有台湾媒体刊文指出，中共政治改革多年来一直滞后，重庆、广东和浙江模式，都是在体制内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尝试，各有其重大缺陷。
重庆模式
台湾《旺报》5月22日发表社论，分析了中共改革的三条道路。
首先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文章说薄氏所使用的“改革”手段，是开动强大的政府机器，由上而下推行的。“这种办法，毛时代的中国、纳粹时代的德国都使用过，缺乏新思维，反倒有戕害民主法治人权的弊端，这是连一些同情重庆模式的学者都承认的。”
据《路透社》报导，目前重庆街头，仍有大量在建的半拉子基础设施、办公楼、住宅社区。庞大的工地，不仅纪录着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行“重庆模式”的政绩，也尤如饥饿的巨兽，等待吞食新的巨额资金投入。
曾任担任过世界银行和IMF顾问的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说，所谓的重庆模式是政治人物为政治目的大搞的政绩工程，并没有考虑财力和商业效益情况。可以说，重庆债务问题早都埋下了隐患，只不过最近的政治事件加快了问题的曝发。
时事评论家文昭说，实际上薄熙来“唱红打黑”所谓的“重庆经验”，是想画出一条路线，为今后共产党权力换届以后，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居心叵测。事实上对现在的胡锦涛中央和未来的习进平和李克强这一代领导班子构成挑战了。
文昭说：“他在推广他的重庆经验的过程中不遗馀力，他不仅动员很多中共的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到重庆来肯定他的经验，他曾经把几个常委都弄到重庆去，去肯定他这个经验去称赞他，这样一来对胡锦涛中央来施加压力，这样就好像是所谓的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好像就是一定要把他推到中央了。”
王立军2月事发后，中共官方新华社快讯主编温志丹在微博发贴称，王立军一事意味重庆唱红打黑被间接否定，重庆模式接近破产。
广东模式
社论所提到的第二条中共政改道路是汪洋主导的广东模式。在薄熙来倒台之前，汪洋和薄一直在参与一场罕见的，公开的，关于谁的做法才是对中国最好的模式的争论。
社论指出，和薄熙来相比，汪洋少了好大喜功与特立独行，多了些开明平实作风。不过，广东模式在政治改革上着墨有限，乌坎经验固然意义不小，但本质上却是既有法治的落实。
文章分析，广东的改革之所以受人关注，一是对外开放较早，邻近香港，社会上自由空气较浓，公权力较受到约束，二是近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在社会组织管理上有所放开，至于其他政治体制上的革新，的确相当有限。
汪洋在广东发起“解放思想”，挑战江的政治命根子“三个代表”﹐试图把广东建成胡的“科学发展观”实验基地。他在广东率先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试点﹐树立乌坎选举样板﹐受到中央保守派阻力﹐汪洋喊出了要为政改“杀出一条血路”﹑“向党和政府开刀”等。《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指出﹐胡锦涛企图依靠汪洋来提出一个“腾笼换鸟”的经济政策﹐代替现有的高能耗、高投资、低效率﹑以出口为主的，而牺牲环保﹑牺牲工农利益的经济模式，让广东成为实现他的“科学发展观”的基地。这成为后来“广东模式”的一部分。
汪洋近期言论大胆破禁。
《德国之声》5月16日报导《中国南方（广东）确定了前进方向》。报导写道：目前在中国南方广东主政的汪洋，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因广东的经济模式符合北京领导人的愿望。
报导援引《法兰克福汇报》说：“汪洋的胜利也是其信念的胜利。作为改革者，他相信透明、参与和私营经济。广州是第一批公开预算的大城市。”
作为改革派大员，汪洋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政改方案。
5月9日，在广东第11届党代会报告里，汪洋语出惊人，强调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汪洋同时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汪洋讲话一结束，国内的媒体纷纷以汪洋的大胆言辞为标题做报导。有舆论认为，汪洋与温家宝形成了“南北呼应”，这些现象表明有可能是传言所指的温家宝若干政改方案在党内得到了认可。汪洋可能在试图寻找走向废除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完全实施民主制度的过程当中，但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浙江模式
至于第三个模式，则是部分学者所推介的浙江模式。社论分析，浙江道路的独特性首先在私营经济的壮大，事实上，学者口中笔下的“浙江模式”原先更多的是在讨论“经济”，而非“政治”。
而浙江经济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社论指出“实在大有疑问”，而其自身的瓶颈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也更加明显，转型升级、自主创新、环境与劳动等问题，都不断侵蚀浙江模式的经济基础。浙江部分地区的政改经验的确弥足珍贵，但连新华社的评论都指出“在稍大一点的层面上就很少看到有真正发自官员集体内心的治理改良尝试”。
2011年9月21日失踪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据传欠款高达20亿元。大批保安把守在温州信泰集团新厂房门口。（网络图片）
社论还特别提到，人们在看到浙江先进之处时，也别忘了钱云会事件、血铅和毒胶囊案件也都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2011年，“民企之乡”浙江温州陷入工厂倒闭潮！当局透露仅9月22日一天，该市就有9个工厂老板跑路，多因资金链断裂，而欠薪纠纷随时形成群体事件。而同月21日失踪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据传欠款高达20亿元。至去年12月，浙江再度涌现新一波企业主跑路潮。中国媒体统计去年截至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业主跑路，甚至9人因此走上绝路。
经济学者谢田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靠“高利贷”周转资金，而高利贷则拖垮了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陷入了僵局。
因此，社论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体制内的改革动力十分微弱，有改革理想的人们难免会期待权力格局的变化能成为改革启动的契机。由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和薄熙来下台等一系列事件，十八大前夕的大陆局势也更为复杂。
重庆模式
台湾《旺报》5月22日发表社论，分析了中共改革的三条道路。
首先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文章说薄氏所使用的“改革”手段，是开动强大的政府机器，由上而下推行的。“这种办法，毛时代的中国、纳粹时代的德国都使用过，缺乏新思维，反倒有戕害民主法治人权的弊端，这是连一些同情重庆模式的学者都承认的。”
据《路透社》报导，目前重庆街头，仍有大量在建的半拉子基础设施、办公楼、住宅社区。庞大的工地，不仅纪录着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行“重庆模式”的政绩，也尤如饥饿的巨兽，等待吞食新的巨额资金投入。
曾任担任过世界银行和IMF顾问的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说，所谓的重庆模式是政治人物为政治目的大搞的政绩工程，并没有考虑财力和商业效益情况。可以说，重庆债务问题早都埋下了隐患，只不过最近的政治事件加快了问题的曝发。
时事评论家文昭说，实际上薄熙来“唱红打黑”所谓的“重庆经验”，是想画出一条路线，为今后共产党权力换届以后，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居心叵测。事实上对现在的胡锦涛中央和未来的习进平和李克强这一代领导班子构成挑战了。
文昭说：“他在推广他的重庆经验的过程中不遗馀力，他不仅动员很多中共的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到重庆来肯定他的经验，他曾经把几个常委都弄到重庆去，去肯定他这个经验去称赞他，这样一来对胡锦涛中央来施加压力，这样就好像是所谓的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好像就是一定要把他推到中央了。”
王立军2月事发后，中共官方新华社快讯主编温志丹在微博发贴称，王立军一事意味重庆唱红打黑被间接否定，重庆模式接近破产。
广东模式
社论所提到的第二条中共政改道路是汪洋主导的广东模式。在薄熙来倒台之前，汪洋和薄一直在参与一场罕见的，公开的，关于谁的做法才是对中国最好的模式的争论。
社论指出，和薄熙来相比，汪洋少了好大喜功与特立独行，多了些开明平实作风。不过，广东模式在政治改革上着墨有限，乌坎经验固然意义不小，但本质上却是既有法治的落实。
文章分析，广东的改革之所以受人关注，一是对外开放较早，邻近香港，社会上自由空气较浓，公权力较受到约束，二是近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在社会组织管理上有所放开，至于其他政治体制上的革新，的确相当有限。
汪洋在广东发起“解放思想”，挑战江的政治命根子“三个代表”﹐试图把广东建成胡的“科学发展观”实验基地。他在广东率先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试点﹐树立乌坎选举样板﹐受到中央保守派阻力﹐汪洋喊出了要为政改“杀出一条血路”﹑“向党和政府开刀”等。《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指出﹐胡锦涛企图依靠汪洋来提出一个“腾笼换鸟”的经济政策﹐代替现有的高能耗、高投资、低效率﹑以出口为主的，而牺牲环保﹑牺牲工农利益的经济模式，让广东成为实现他的“科学发展观”的基地。这成为后来“广东模式”的一部分。
汪洋近期言论大胆破禁。
《德国之声》5月16日报导《中国南方（广东）确定了前进方向》。报导写道：目前在中国南方广东主政的汪洋，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因广东的经济模式符合北京领导人的愿望。
报导援引《法兰克福汇报》说：“汪洋的胜利也是其信念的胜利。作为改革者，他相信透明、参与和私营经济。广州是第一批公开预算的大城市。”
作为改革派大员，汪洋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政改方案。
5月9日，在广东第11届党代会报告里，汪洋语出惊人，强调说：“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汪洋同时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汪洋讲话一结束，国内的媒体纷纷以汪洋的大胆言辞为标题做报导。有舆论认为，汪洋与温家宝形成了“南北呼应”，这些现象表明有可能是传言所指的温家宝若干政改方案在党内得到了认可。汪洋可能在试图寻找走向废除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完全实施民主制度的过程当中，但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浙江模式
至于第三个模式，则是部分学者所推介的浙江模式。社论分析，浙江道路的独特性首先在私营经济的壮大，事实上，学者口中笔下的“浙江模式”原先更多的是在讨论“经济”，而非“政治”。
而浙江经济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社论指出“实在大有疑问”，而其自身的瓶颈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也更加明显，转型升级、自主创新、环境与劳动等问题，都不断侵蚀浙江模式的经济基础。浙江部分地区的政改经验的确弥足珍贵，但连新华社的评论都指出“在稍大一点的层面上就很少看到有真正发自官员集体内心的治理改良尝试”。
2011年9月21日失踪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据传欠款高达20亿元。大批保安把守在温州信泰集团新厂房门口。（网络图片）
社论还特别提到，人们在看到浙江先进之处时，也别忘了钱云会事件、血铅和毒胶囊案件也都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2011年，“民企之乡”浙江温州陷入工厂倒闭潮！当局透露仅9月22日一天，该市就有9个工厂老板跑路，多因资金链断裂，而欠薪纠纷随时形成群体事件。而同月21日失踪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据传欠款高达20亿元。至去年12月，浙江再度涌现新一波企业主跑路潮。中国媒体统计去年截至10月初，浙江全省有228名企业主跑路，甚至9人因此走上绝路。
经济学者谢田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完全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靠“高利贷”周转资金，而高利贷则拖垮了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陷入了僵局。
因此，社论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体制内的改革动力十分微弱，有改革理想的人们难免会期待权力格局的变化能成为改革启动的契机。由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和薄熙来下台等一系列事件，十八大前夕的大陆局势也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