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2日讯】我常常抱怨自己命运不济，一是碰上了三年灾害，成天肚子饿得咕咕叫，所幸没有沦为数千万饿鬼之一魂；二是遇上了文革浩劫，神差鬼领般地发疯造反，大学梦断，落个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反而思之，命运再多舛，比起那些罹难冤狱的人来说，还是幸运的。在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任何一个好端端的良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交人民管制，或蹲监坐牢，甚至吃枪子儿。我引以为欣慰的是，两次在劫脱逃。
第一劫，是在大饥荒年月，我上小学六年级。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个经营日杂商品的全民单位。隆冬的一个周末，清理仓库，好多零散的鞭炮被当作垃圾堆在门外。我和住在一个大院里的秦小二（他上五年级）一嘀咕，就每人装了半书包。晚饭后，我们俩把书包一提就到外面寻开心去了。哪有孩子不喜欢放爆竹的，平时没得放，惟有到了过年时候才能享受几天，而且没有鞭爆，每顿饭前只准放三个散爆竹，家里舍不得钱多买，是没有钱多买。
父亲经常出差，担心我清早睡过了头，专门给我买了个小闹钟。闹钟走不了几天就会慢下来，每星期要到邮电局对一次时间。那时候，没有收音机，很难到对钟的地方，只能跑到邮电局对。邮电局营业到晚上八点半，我们一路溜跶，对了钟往回走时，已是九点钟了。我们站在城河的冰冻上（当时河水结冰约半尺厚），秦小二把偷他爸的香烟拿出来，我们一人点着一支，把爆竹倒出来猛放开来。长的尺把一串，短的三五个一串。对着火就扔，不停地点火，不停地扔出去，噼噼叭叭响个不停。那时节无甚娱乐，老百姓除了饿还是饿，“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整个县城一片死寂，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惟有爆竹声在夜空里久久回荡，好开心，好过瘾。
爆竹不多了，我跟秦小二说，留点过几天再放吧，两个人就拉着手往家里跑。商业局大院离城河只几百米远，等我们跑到大门前时才发现后面追上来一支队伍，约摸十好几个人，正规军服，荷枪实弹（县武装部驻军），拉成个半圆形，一个个枪口冲着我们俩。两个兵上来搜身，从头摸到脚。秦小二吓得嚎啕大哭。当兵的从我口袋里拽出了闹钟，便大叫道：“看看，还带着钟，是对准时间放的！”于是就有人下命令了：“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带走！”
就在我们俩被扭住胳膊要被带走的时候，门卫陈叔从便门中披着衣服走了出来，他满脸陪笑道：“嗨嗨，什么特务？我们院的俩孩子，一个是秦局长的，一个是老石同志的。”
一个兵质问陈叔：“你说的当真？你敢担保？”陈叔说：“我以党籍担保！”那个兵（看样子是个官儿）走近陈叔和他耳语道：“首长以为是蒋匪反攻大陆，攻打县城了。”陈叔大笑道：“嘿嘿，怎么可能呢，借给老蒋一个天胆，他也不敢哪！”
多亏陈叔没睡着，及时相救，要不然，“班房”那是蹲定了，即便第二天被保出来，寒冬腊月的一夜也难熬呀，更何况还要背上蒋匪特务的黑锅。
工作许多年以后，我还经常琢磨这桩荒唐事。龟缩于台湾一隅的国民党反动派，怎么有能力反攻大陆呢？我们硬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警惕蒋匪反攻大陆”，搞全民皆兵总动员，为啥呢？其实，真正的目的，在于转嫁危机，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一说战备，要打仗了，老百姓哪个还敢叫唤饿？饿死人也不无所谓，毕竟打仗是头等大事。不能说这是欺骗，应该说这是维稳的良策，精明的“阳谋”。
第二劫，发生在“四人帮”覆灭前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治丧期长达近20天。国家元首死了，官方及公共场所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乃国际通例，理所应该。但是，公安机关为此部署专项查禁严打，未免过分了。老百姓婚庆嫁娶不准贴喜联散喜糖办喜宴，招待亲朋不能置酒水，违者轻则治安拘留，重则判刑坐牢。因为这档子事，当时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一时间公安拘留所人满为患，我差一点儿也被抓进了进去。
当时我在县商业局工作，住在机关统包的东方红宾馆。一天中午三位老同学到我房间里来玩，见桌子上摆着两瓶洋河大曲（紧俏商品，凭票供应），偏要过过酒瘾。于是我就让前面饭店给送来四个小菜盘，在房间里小喝起来。酒后，我们几个去逛街浏览大字报专栏了。
事后知道，宾馆一个姓李的服务员向公安局报告，说我在房间里设宴请酒。两个警察到房间扑了个空，就去我的工作单位抓人。
下午三点我刚到办公室，王局长就把我叫去了。他气恼地拍着桌子训斥：“你是想尝尝八大两的味道怎么的？你的胆子够大的了，竟敢违反禁令喝酒，公安局来抓你来了！”王局长见我惶恐有点颤抖，声音缓和了些：“我给他们打了保票，说你滴酒不尝，沾酒就过敏，绝不可能喝酒。不然，他们守在这里不走，非把你抓走不可。”我很感激感动，下意识地给王局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眼眶湿湿地，说：“多谢王叔！”因为他曾经与我父亲同事过。
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开这个纠结，人民共和国的“忠君”意识怎么比皇权专制时代还厉害？古时时候，皇帝驾崩治丧，也只是朝堂举哀，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守灵吊孝，坊间黎民百姓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料想，人民共和国却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了。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个最大的“勤务员”，仅此而已，有必要强制全国老百姓家家户户哭丧“斋戒”吗？实在不可思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5月9日在广东省党代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一先河之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皇恩浩荡”的意识是个颠覆，是民主法制理念的飞跃，具有醍醐灌顶之意。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蒙蔽在“领袖是人民大救星”的误区。悖谬的理当反正，颠倒的理当再颠倒过来。其实，人民是领袖的大恩人，没有人民的不懈牺牲和没完没了的付出，哪里有你的领袖的江山宝座？没有人民这个衣食父母，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官员只能喝西北风。近年来，中央反覆强调“不折腾”，意在告诫全党，万万不要再折腾老百姓了。按照这个理念理解，即便是“最大的勤务员”驾鹤西去，也不应该强迫全国老百姓如何如何。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第一劫，是在大饥荒年月，我上小学六年级。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个经营日杂商品的全民单位。隆冬的一个周末，清理仓库，好多零散的鞭炮被当作垃圾堆在门外。我和住在一个大院里的秦小二（他上五年级）一嘀咕，就每人装了半书包。晚饭后，我们俩把书包一提就到外面寻开心去了。哪有孩子不喜欢放爆竹的，平时没得放，惟有到了过年时候才能享受几天，而且没有鞭爆，每顿饭前只准放三个散爆竹，家里舍不得钱多买，是没有钱多买。
父亲经常出差，担心我清早睡过了头，专门给我买了个小闹钟。闹钟走不了几天就会慢下来，每星期要到邮电局对一次时间。那时候，没有收音机，很难到对钟的地方，只能跑到邮电局对。邮电局营业到晚上八点半，我们一路溜跶，对了钟往回走时，已是九点钟了。我们站在城河的冰冻上（当时河水结冰约半尺厚），秦小二把偷他爸的香烟拿出来，我们一人点着一支，把爆竹倒出来猛放开来。长的尺把一串，短的三五个一串。对着火就扔，不停地点火，不停地扔出去，噼噼叭叭响个不停。那时节无甚娱乐，老百姓除了饿还是饿，“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整个县城一片死寂，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惟有爆竹声在夜空里久久回荡，好开心，好过瘾。
爆竹不多了，我跟秦小二说，留点过几天再放吧，两个人就拉着手往家里跑。商业局大院离城河只几百米远，等我们跑到大门前时才发现后面追上来一支队伍，约摸十好几个人，正规军服，荷枪实弹（县武装部驻军），拉成个半圆形，一个个枪口冲着我们俩。两个兵上来搜身，从头摸到脚。秦小二吓得嚎啕大哭。当兵的从我口袋里拽出了闹钟，便大叫道：“看看，还带着钟，是对准时间放的！”于是就有人下命令了：“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带走！”
就在我们俩被扭住胳膊要被带走的时候，门卫陈叔从便门中披着衣服走了出来，他满脸陪笑道：“嗨嗨，什么特务？我们院的俩孩子，一个是秦局长的，一个是老石同志的。”
一个兵质问陈叔：“你说的当真？你敢担保？”陈叔说：“我以党籍担保！”那个兵（看样子是个官儿）走近陈叔和他耳语道：“首长以为是蒋匪反攻大陆，攻打县城了。”陈叔大笑道：“嘿嘿，怎么可能呢，借给老蒋一个天胆，他也不敢哪！”
多亏陈叔没睡着，及时相救，要不然，“班房”那是蹲定了，即便第二天被保出来，寒冬腊月的一夜也难熬呀，更何况还要背上蒋匪特务的黑锅。
工作许多年以后，我还经常琢磨这桩荒唐事。龟缩于台湾一隅的国民党反动派，怎么有能力反攻大陆呢？我们硬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警惕蒋匪反攻大陆”，搞全民皆兵总动员，为啥呢？其实，真正的目的，在于转嫁危机，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一说战备，要打仗了，老百姓哪个还敢叫唤饿？饿死人也不无所谓，毕竟打仗是头等大事。不能说这是欺骗，应该说这是维稳的良策，精明的“阳谋”。
第二劫，发生在“四人帮”覆灭前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治丧期长达近20天。国家元首死了，官方及公共场所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乃国际通例，理所应该。但是，公安机关为此部署专项查禁严打，未免过分了。老百姓婚庆嫁娶不准贴喜联散喜糖办喜宴，招待亲朋不能置酒水，违者轻则治安拘留，重则判刑坐牢。因为这档子事，当时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一时间公安拘留所人满为患，我差一点儿也被抓进了进去。
当时我在县商业局工作，住在机关统包的东方红宾馆。一天中午三位老同学到我房间里来玩，见桌子上摆着两瓶洋河大曲（紧俏商品，凭票供应），偏要过过酒瘾。于是我就让前面饭店给送来四个小菜盘，在房间里小喝起来。酒后，我们几个去逛街浏览大字报专栏了。
事后知道，宾馆一个姓李的服务员向公安局报告，说我在房间里设宴请酒。两个警察到房间扑了个空，就去我的工作单位抓人。
下午三点我刚到办公室，王局长就把我叫去了。他气恼地拍着桌子训斥：“你是想尝尝八大两的味道怎么的？你的胆子够大的了，竟敢违反禁令喝酒，公安局来抓你来了！”王局长见我惶恐有点颤抖，声音缓和了些：“我给他们打了保票，说你滴酒不尝，沾酒就过敏，绝不可能喝酒。不然，他们守在这里不走，非把你抓走不可。”我很感激感动，下意识地给王局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眼眶湿湿地，说：“多谢王叔！”因为他曾经与我父亲同事过。
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开这个纠结，人民共和国的“忠君”意识怎么比皇权专制时代还厉害？古时时候，皇帝驾崩治丧，也只是朝堂举哀，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守灵吊孝，坊间黎民百姓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料想，人民共和国却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了。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个最大的“勤务员”，仅此而已，有必要强制全国老百姓家家户户哭丧“斋戒”吗？实在不可思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5月9日在广东省党代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一先河之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皇恩浩荡”的意识是个颠覆，是民主法制理念的飞跃，具有醍醐灌顶之意。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蒙蔽在“领袖是人民大救星”的误区。悖谬的理当反正，颠倒的理当再颠倒过来。其实，人民是领袖的大恩人，没有人民的不懈牺牲和没完没了的付出，哪里有你的领袖的江山宝座？没有人民这个衣食父母，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官员只能喝西北风。近年来，中央反覆强调“不折腾”，意在告诫全党，万万不要再折腾老百姓了。按照这个理念理解，即便是“最大的勤务员”驾鹤西去，也不应该强迫全国老百姓如何如何。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