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日讯】【《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 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干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注十二】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注十三】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馀作为剩馀价值被国家拿走，剩馀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注十四】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馀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注十五】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注 释
【注十二】 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注十三】 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着《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注十四】 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注十五】 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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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 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干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注十二】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注十三】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馀作为剩馀价值被国家拿走，剩馀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注十四】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馀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注十五】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注 释
【注十二】 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注十三】 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着《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注十四】 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注十五】 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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