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1日讯】【编者按】加拿大着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今年七月初到访新加坡，出席了英语着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介绍会。会后，有记者提出：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认为那与己无关。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又特别撰写了本文作为全面回答。
有人问到：为甚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甚么关系？
我说：你还在等甚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德国的马丁•尼莫拉牧师在1938年曾经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正如伊森‧葛特曼的调查所显示的，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
当1933年纳粹上台统治德国时，许多人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甚么我们要在乎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这与我有何相干？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对此却没有发言权。同一个月，在下议院，张伯伦为他的绥靖政策辩解称：希特勒指捷克当时虐待其境内的德裔少数族群。张伯伦还说：那是一个在“距离我们遥远的国度里、一群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之间发生的争论。”现在看来，张伯伦当年的论调完全适用于今日的法轮功问题。有人可以说：中国以外的人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个局外人不感兴趣的纷争。可是，张伯伦在那场他和他的许多英国同僚“不了解”的人群“争议”中对希特勒的姑息，却在不到12个月之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四十万英国人的死亡、蔓延全球的战火以及大屠杀。
德国纳粹主张的灭绝式的反犹主义、要消灭各地的犹太人的决心，酿成并且延长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给犹太族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无以言表的。犹太社区牺牲了六百万生灵，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欧意第绪小城镇的文化彻底消亡。
全球也因而付出了代价。犹太人对全球的科技、艺术、文化和学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果没有逃亡、成为难民，也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那些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之死也是世界的损失。试想：如果他们能够幸免于难，将会为地球村做出何等贡献。
二次大战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一场灾难和悲剧。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六千二百万，包括两千五百万军人和三千七百万平民（其中三千一百万是非犹太人平民）。
反犹主义和纳粹侵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纳粹德国入侵他国为的是消灭当地的犹太人。露西‧大卫多维茨（Lucy Davidowicz）在其着作《1933-1945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写道，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实际用二次大战来掩盖他们对犹太人有计划的谋杀。(注一)
而反犹主义和日本的侵略其实也有关联。日本之所以有机会入侵亚洲是因为一方面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方同盟；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进攻亚洲的殖民势力--法国、荷兰及英国，从而造成了亚洲的权力真空。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把整个世界拖下了水。
这场战争的破坏性在战后依然延续。1945年建立的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8年即被废除，留下一半的案卷没有起诉,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奥地利总统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不仅如此，还有数以千计的罪犯没有被确认或被指控。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全力起诉追查的话，他们定会被绳之以法。同盟国的动机是期望在冷战中把西德保留在他们一边。（注二）
要有效抵制纳粹分子，就必须是全方位的。[不幸的是]，本来作为战后机构计划的一部份，打算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法庭，但是这一计划却作废了。同样的，地方的司法机构也不得不避开起诉当地的纳粹屠杀罪犯。
当年对纳粹分子的豁免演变成日后一个接一个种族灭绝罪行的执照。豁免犯下群体屠杀罪的纳粹分子与二战后接连不断的反人类罪行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罪行发生在卢旺达、柬埔寨、波斯尼亚和苏丹。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来逆转二十一世纪悲剧的发生，我有如下建议：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一开始之际便进行全球化的、强有力的抗议。然而，我们不能逆转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人类可以通过二次大战中取得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实行镇压的国家里，针对一个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的全民仇恨会带来全球性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我们最好要去了解它、而且要赶快了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群体所实行的虐待很可能将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
虽然中国没有要侵略其他国家以杀害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但是，间谍活动、渗透和企图压制已然是常规作业。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以威胁、恐吓、政治欺凌以及金钱利诱等手段来妖魔化、边缘化法轮功。
对人权的压迫是一个正在扩散的且无法洗刷掉污点。它决不止于今天的受害者。除非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今日之受害者，否则，明天，受害的就可能是我们。
侵犯人权者往往采取“分而征服”的战略。他们通过分隔受害者与局外人，在那些本可以出手相助的人群中制造冷漠，从而可以对最脆弱者施行攻击。我们必须让局外人意识到：他们和受害者本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那份冷漠。
令人遗憾的是，有那样多的侵犯人权的案例需要我们与之抗争。当选择从哪个案例着手时，应该首先解决最恶劣的事件。我们需要帮助那些在本国无法自助的受害者。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为法轮功大声疾呼的人权活动家，你自己也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人权受害者。高智晟先生的例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局外人一定要帮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只有局外人才有安全保障的优势。
在海外对那些残酷政权的人权迫害进行抗争似乎令人绝望。因为那些侵害是如此根深蒂固，看起来根本不会松动。可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取消，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解体，拉丁美洲国家安全局势的变化，还有不久前埃及和突尼斯暴政被推翻，这些事件都清晰地显示出了相反的结论。
这些政权的僵化也正意味着它们是易碎的。对于其犯下的人权罪行施加压力逐步地撼动了此类政权，直到它们最终破裂（坍塌）。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针对侵犯人权进行抗议时，我们首要的听众应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我们的抗议行为不一定会打动侵犯人权的人，但肯定能触动受害者。对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困境中最糟的部份是绝望感，那是由于感觉自己不被注意或被人遗弃而产生的。我们要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反对。我们的呼声将为受害者提供一剂良方。
人权属于个人而非政府。把人权交由政府打理，那么它必定枯萎。每一个个体必须维护人权以确保这些权利生生不息。
反人类罪是针对我们一切人的。当反人类的罪行发生时，我们都是受害者。当我们自己面临受害之境时，当人类家庭的另一些成员正在饱受凌辱时，我们不应默不作声。
对于那些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发声抗议不仅是关乎他人的体现，也不只是为了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它是关乎我们自身、关乎现在。
与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抗争是人道主义和关爱的表现，而对它装聋作哑则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我们的所行决定了我们如何为自我定位。如果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我们其实正在侵蚀着自身的人性，把我们变成自私冷漠的人群。
作为非法轮功修炼者，我们起来抗议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恰恰因为我们并不修炼法轮功，而不应说：“尽管我们不修炼法轮功”。当我们凭着人道主义精神，跨越地域、精神和文化的隔阂，我们便能够确立自身最基本的整体性，团结一致。人道主义精神，那是我们共有的、属于人的纽带。
注一：班坦姆出版社，1976年，纽约，第122页。
注二：参见大卫‧麦塔斯和苏珊‧钱伦道夫合着的《迟来的正义：纳粹战犯在加拿大》，夏默希尔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作者大卫‧麦塔斯是加拿大蒙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一位着名国际人权律师。有8本专着，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为多宗国际组织的人权案件进行辩护。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获得过众多奖项与荣誉。）
文章来源：《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有人问到：为甚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甚么关系？
我说：你还在等甚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德国的马丁•尼莫拉牧师在1938年曾经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正如伊森‧葛特曼的调查所显示的，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
当1933年纳粹上台统治德国时，许多人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甚么我们要在乎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这与我有何相干？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对此却没有发言权。同一个月，在下议院，张伯伦为他的绥靖政策辩解称：希特勒指捷克当时虐待其境内的德裔少数族群。张伯伦还说：那是一个在“距离我们遥远的国度里、一群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之间发生的争论。”现在看来，张伯伦当年的论调完全适用于今日的法轮功问题。有人可以说：中国以外的人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个局外人不感兴趣的纷争。可是，张伯伦在那场他和他的许多英国同僚“不了解”的人群“争议”中对希特勒的姑息，却在不到12个月之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四十万英国人的死亡、蔓延全球的战火以及大屠杀。
德国纳粹主张的灭绝式的反犹主义、要消灭各地的犹太人的决心，酿成并且延长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给犹太族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无以言表的。犹太社区牺牲了六百万生灵，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欧意第绪小城镇的文化彻底消亡。
全球也因而付出了代价。犹太人对全球的科技、艺术、文化和学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果没有逃亡、成为难民，也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那些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之死也是世界的损失。试想：如果他们能够幸免于难，将会为地球村做出何等贡献。
二次大战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一场灾难和悲剧。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六千二百万，包括两千五百万军人和三千七百万平民（其中三千一百万是非犹太人平民）。
反犹主义和纳粹侵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纳粹德国入侵他国为的是消灭当地的犹太人。露西‧大卫多维茨（Lucy Davidowicz）在其着作《1933-1945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写道，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实际用二次大战来掩盖他们对犹太人有计划的谋杀。(注一)
而反犹主义和日本的侵略其实也有关联。日本之所以有机会入侵亚洲是因为一方面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方同盟；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进攻亚洲的殖民势力--法国、荷兰及英国，从而造成了亚洲的权力真空。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把整个世界拖下了水。
这场战争的破坏性在战后依然延续。1945年建立的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8年即被废除，留下一半的案卷没有起诉,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奥地利总统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不仅如此，还有数以千计的罪犯没有被确认或被指控。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全力起诉追查的话，他们定会被绳之以法。同盟国的动机是期望在冷战中把西德保留在他们一边。（注二）
要有效抵制纳粹分子，就必须是全方位的。[不幸的是]，本来作为战后机构计划的一部份，打算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法庭，但是这一计划却作废了。同样的，地方的司法机构也不得不避开起诉当地的纳粹屠杀罪犯。
当年对纳粹分子的豁免演变成日后一个接一个种族灭绝罪行的执照。豁免犯下群体屠杀罪的纳粹分子与二战后接连不断的反人类罪行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罪行发生在卢旺达、柬埔寨、波斯尼亚和苏丹。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来逆转二十一世纪悲剧的发生，我有如下建议：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一开始之际便进行全球化的、强有力的抗议。然而，我们不能逆转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人类可以通过二次大战中取得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实行镇压的国家里，针对一个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的全民仇恨会带来全球性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我们最好要去了解它、而且要赶快了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群体所实行的虐待很可能将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
虽然中国没有要侵略其他国家以杀害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但是，间谍活动、渗透和企图压制已然是常规作业。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以威胁、恐吓、政治欺凌以及金钱利诱等手段来妖魔化、边缘化法轮功。
对人权的压迫是一个正在扩散的且无法洗刷掉污点。它决不止于今天的受害者。除非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今日之受害者，否则，明天，受害的就可能是我们。
侵犯人权者往往采取“分而征服”的战略。他们通过分隔受害者与局外人，在那些本可以出手相助的人群中制造冷漠，从而可以对最脆弱者施行攻击。我们必须让局外人意识到：他们和受害者本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那份冷漠。
令人遗憾的是，有那样多的侵犯人权的案例需要我们与之抗争。当选择从哪个案例着手时，应该首先解决最恶劣的事件。我们需要帮助那些在本国无法自助的受害者。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为法轮功大声疾呼的人权活动家，你自己也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人权受害者。高智晟先生的例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局外人一定要帮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只有局外人才有安全保障的优势。
在海外对那些残酷政权的人权迫害进行抗争似乎令人绝望。因为那些侵害是如此根深蒂固，看起来根本不会松动。可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取消，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解体，拉丁美洲国家安全局势的变化，还有不久前埃及和突尼斯暴政被推翻，这些事件都清晰地显示出了相反的结论。
这些政权的僵化也正意味着它们是易碎的。对于其犯下的人权罪行施加压力逐步地撼动了此类政权，直到它们最终破裂（坍塌）。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针对侵犯人权进行抗议时，我们首要的听众应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我们的抗议行为不一定会打动侵犯人权的人，但肯定能触动受害者。对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困境中最糟的部份是绝望感，那是由于感觉自己不被注意或被人遗弃而产生的。我们要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反对。我们的呼声将为受害者提供一剂良方。
人权属于个人而非政府。把人权交由政府打理，那么它必定枯萎。每一个个体必须维护人权以确保这些权利生生不息。
反人类罪是针对我们一切人的。当反人类的罪行发生时，我们都是受害者。当我们自己面临受害之境时，当人类家庭的另一些成员正在饱受凌辱时，我们不应默不作声。
对于那些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发声抗议不仅是关乎他人的体现，也不只是为了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它是关乎我们自身、关乎现在。
与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抗争是人道主义和关爱的表现，而对它装聋作哑则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我们的所行决定了我们如何为自我定位。如果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我们其实正在侵蚀着自身的人性，把我们变成自私冷漠的人群。
作为非法轮功修炼者，我们起来抗议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恰恰因为我们并不修炼法轮功，而不应说：“尽管我们不修炼法轮功”。当我们凭着人道主义精神，跨越地域、精神和文化的隔阂，我们便能够确立自身最基本的整体性，团结一致。人道主义精神，那是我们共有的、属于人的纽带。
注一：班坦姆出版社，1976年，纽约，第122页。
注二：参见大卫‧麦塔斯和苏珊‧钱伦道夫合着的《迟来的正义：纳粹战犯在加拿大》，夏默希尔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作者大卫‧麦塔斯是加拿大蒙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一位着名国际人权律师。有8本专着，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为多宗国际组织的人权案件进行辩护。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获得过众多奖项与荣誉。）
文章来源：《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