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3日讯】 二○一二年正逢中共领导人换届，多事之秋。从年初开始就接二连三发生多次震惊海内外的大事，王立军夜奔美领馆，薄熙来倒台，陈光诚向美使馆寻求避难，什邡民变……这些事件加速了中国内部的深刻危机，也让外部看到了中国社会种种难以化解的矛盾。中共高层的团结表象被打破，暴露出宫廷政治斗争乱局和中共群龙无首。政法委是维稳的专政工具，但是这个不断自我膨胀的工具最终反过来危及台上的核心领导集团；民间普遍对当前的政府强烈不满，随时可能触发大规模民变──这是从宏观角度所能得到的大致印象。
维稳人员担心自身安危
在另一方面，中国维稳的第一阵线──即具体参与维稳行动的基层人员──在微观层面上的变数，一直少被关注。在过去，专制还固若金汤，高层矛盾还未彻底公开化，民怨尚未沸腾时，就研究意义而言，基层维稳人员并不具备独立的观察对象的地位，因其可被简单视作专政工具──政法委自身的延伸。但是，当情况发展到现在，原本等同于专政工具的一部分的基层维稳人员，其个体的选择就与庞大的暴力机关发生了分裂。长期以来政法委既是他们的上级又是他们的庇护者，只有在机器自身稳固时他们才会坚决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政法委被质疑所以乃至自身安危都成问题时，他们必然会对工作的前景、任务的可靠性、个人的安全感到极大的不确定，并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对是否执行目标任务或者执行力度做出有利于个体的选择。
维稳的实际执行人员虽然还没有完整的、权威的综述和分类，从大量维稳案例报道来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员类别已经凸显出来了：一种是武装员警部队，或者特警以及参与处理突发事件的员警等等，往往以暴力压制民众，其开支正式纳入国家财政；第二种是就地看管、囚禁、监视异见人士或其他敏感目标的人员，他们除了专业的国保公安多以所在地的基层员工为主，其费用多来源于非正式的支出。前者，以什邡事件为代表，在镇压当地人民反对污染环境专案的游行示威中发挥作用，并遭到了全国舆论的声讨；后者则在陈光诚避难美使馆的事情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光诚出逃曝维稳利益链
我们从陈光诚顺利逃亡后接受的采访得知，在东师古村家里封锁监控他的人员，少则七、八十人，最多达几百人，层层看守至少七、八层。当地政府在乡里雇用人员看守陈光诚一天是一百元，维稳经费由县里一次性就可直接拨给乡里几百万，大部份的钱都被上层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钱。从这些碎片式的叙述可见维稳运作的方式：维稳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费用从上面拨付，层层下发，层层剥蚀，最终基层维稳人员──只是得到少部分利益。同时我们也看到，看守人员就是陈光诚本乡本土认识的人，他们接受这一任务仅仅只是为了得到额外收益，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个人矛盾。就维稳工作本身来说，这就存在漏洞：仅仅金钱刺激，能够保证他们做好看守工作吗？面对同乡认识的人，维稳人员必定不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事实上，陈光诚的逃亡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一个盲人，出逃的开始无人接应，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守自身就存在大疏漏，这说明维稳到了最末端，其实远远不如我们想像的严密。而负责接应陈光诚的人，譬如何培蓉透露当时她接应陈光诚的过程出奇地顺利，甚至在遭遇汽车“爆胎、走错路、找不到人甚至把人搞丢”等“乌龙”之后，仍能成功解救脚骨受伤的陈光诚。这些细节也证明非职业化维稳人员拿钱应付了事的心态应该是一个原因。
什邡抗暴让维稳人员心虚
在什邡抗暴中，维稳人员被公众否定、批判和厌憎。参与维稳的什邡特警遭到了空前的抵制，被人们看成打手和走狗。这种反应，在越来越仇视政府的当下并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在这样全国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参与过当地维稳的特警纷纷上微博力证自己清白，说明己方来到什邡仅仅例行公事，绝对没有采取过激的暴力行为。维稳人员的辩白表明他们意识到维稳工作缺乏正当性，而他们只是政府压制民众时的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外声明自己并没有“用力”，只是例行公事。这就形成了奇特的现象：政府命令专政机关人员维稳，但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应付了事，并且还要把这种态度不断向公众表白。专业化的暴力机关人员尚且如此，那么维稳还能持续下去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维稳体系不再稳固
长期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维稳系统已经逐渐露出了颓势，这已经在一系列事件中初露端倪了。营救陈光诚的何培蓉提及她被关在一间酒店里，遭到严密看守，不过看守人员态度友善，她还有机会休息。有中国维权人士指出，当局维稳已经由过去的恐惧转为常态。杭州还有国保向他监视目标“请假”，要对方不要在他离开办私事期间“惹事”。当前的国保公安已知大势已去，开始把控尺度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一些被监视的北京异见人士指出，国保有消极怠工的姿态，他们外出，国保是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维稳人员人心动荡，并给专政工具本身带来了极大的损伤。从什邡抗暴中不难发现，部份维稳人员并不敢像过去一样使用暴力，他们从头到尾都暴露于媒体聚光灯下，不能毫无顾忌使用暴力。虽然其中有流血冲突，但与过去相比毕竟威力减弱了很多──什邡老百姓对他们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及公共知识份子李承鹏等人公开到什邡调查其实就是一种警示。
为什么维稳人员心态会出现变化并导致维稳出现动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维稳本身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不管从法律还是道义而言，维稳人员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们从事的工作并没有正当的法理依据，也很难算是合理的国家机关职能。
第二，舆论压力。暴力维稳遭到舆论的批判。站在政府对立面就等于正义的想法现在已经成为了社会思潮主流，因此当维稳人员暴露于媒体聚光灯下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完全的反面人物。现在的舆论不同于过去要通过主流媒体来传播，如电视、大报等等，自从网路参与进来以后，重大事件时时刻刻都会被传到网上，形成即时播放，加上微博等工具的引入，使整个社会同步跟进事态发展并作出反应：评论、批判、参与、反抗，并在显微镜下对所有人事进行追索。这就使得一切国家机关的暴力、罪行都越来越难以隐匿。通过新媒介，民间社会的舆论代替了没有公信力的官方法庭，进行更有实质性权威效果的“审判”。这种压力在什邡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警不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争先向公众表明自己对于任务的懈怠。
第三，对于自身安危的预判。有媒体从业员认为，一连串事件对国保公安造成很大打击，自觉背了黑锅，做事变得不积极。而陈光诚外逃、薄熙来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事件成了维稳转向的契机。今年以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同时也让多年来负责维稳工作的政法委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让维稳人员感到前途莫测，所以态度软化。在整个体系动摇的时候，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工作人员的心结。例如，在李旺阳被自杀以后，英文《南华早报》派往湖南邵阳的记者说，邵阳公安局长李晓葵表示，这个案子很复杂，他没有下令杀人。但他担心他会成为替罪羊。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下的缺乏合法性的机构和人事，在逐渐陷入困境时就以牺牲下级来自保，王立军和薄熙来的恩怨就是最轰动的例子。机构自身的安危成为问题，维稳人员自然会人心思变。
维稳人员心态变化是新变数
维稳人员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这值得探究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启动一连串不稳定因素。随着民怨越来越呈沸腾之势以及高层越来越难以对此进行疏导和控制，可以合理推测日后的不稳定事件将会持续性增长。这些不稳定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众多的维稳人员，从花钱临时聘请的非职业人手到职业的公安国保武警之类，他们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软化。处于镇压现场的他们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当今缺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高层惧于承担开动国家暴力机关的责任，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舆论的全面介入，冲在第一线的维稳人员谁敢赔上自己的安危？假如遇上一次规模足够大、反抗人数足够多、影响力足够大的抗暴，维稳人员的消极不作为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按照现在的态势，出现东欧剧变时军队倒戈相向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归根结底，这是在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中又一个新增变数。这一变数可能会对未来越来越多的反政府及重大事件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预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文章来源：《争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维稳人员担心自身安危
在另一方面，中国维稳的第一阵线──即具体参与维稳行动的基层人员──在微观层面上的变数，一直少被关注。在过去，专制还固若金汤，高层矛盾还未彻底公开化，民怨尚未沸腾时，就研究意义而言，基层维稳人员并不具备独立的观察对象的地位，因其可被简单视作专政工具──政法委自身的延伸。但是，当情况发展到现在，原本等同于专政工具的一部分的基层维稳人员，其个体的选择就与庞大的暴力机关发生了分裂。长期以来政法委既是他们的上级又是他们的庇护者，只有在机器自身稳固时他们才会坚决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政法委被质疑所以乃至自身安危都成问题时，他们必然会对工作的前景、任务的可靠性、个人的安全感到极大的不确定，并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对是否执行目标任务或者执行力度做出有利于个体的选择。
维稳的实际执行人员虽然还没有完整的、权威的综述和分类，从大量维稳案例报道来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员类别已经凸显出来了：一种是武装员警部队，或者特警以及参与处理突发事件的员警等等，往往以暴力压制民众，其开支正式纳入国家财政；第二种是就地看管、囚禁、监视异见人士或其他敏感目标的人员，他们除了专业的国保公安多以所在地的基层员工为主，其费用多来源于非正式的支出。前者，以什邡事件为代表，在镇压当地人民反对污染环境专案的游行示威中发挥作用，并遭到了全国舆论的声讨；后者则在陈光诚避难美使馆的事情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光诚出逃曝维稳利益链
我们从陈光诚顺利逃亡后接受的采访得知，在东师古村家里封锁监控他的人员，少则七、八十人，最多达几百人，层层看守至少七、八层。当地政府在乡里雇用人员看守陈光诚一天是一百元，维稳经费由县里一次性就可直接拨给乡里几百万，大部份的钱都被上层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钱。从这些碎片式的叙述可见维稳运作的方式：维稳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费用从上面拨付，层层下发，层层剥蚀，最终基层维稳人员──只是得到少部分利益。同时我们也看到，看守人员就是陈光诚本乡本土认识的人，他们接受这一任务仅仅只是为了得到额外收益，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个人矛盾。就维稳工作本身来说，这就存在漏洞：仅仅金钱刺激，能够保证他们做好看守工作吗？面对同乡认识的人，维稳人员必定不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事实上，陈光诚的逃亡有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一个盲人，出逃的开始无人接应，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守自身就存在大疏漏，这说明维稳到了最末端，其实远远不如我们想像的严密。而负责接应陈光诚的人，譬如何培蓉透露当时她接应陈光诚的过程出奇地顺利，甚至在遭遇汽车“爆胎、走错路、找不到人甚至把人搞丢”等“乌龙”之后，仍能成功解救脚骨受伤的陈光诚。这些细节也证明非职业化维稳人员拿钱应付了事的心态应该是一个原因。
什邡抗暴让维稳人员心虚
在什邡抗暴中，维稳人员被公众否定、批判和厌憎。参与维稳的什邡特警遭到了空前的抵制，被人们看成打手和走狗。这种反应，在越来越仇视政府的当下并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在这样全国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参与过当地维稳的特警纷纷上微博力证自己清白，说明己方来到什邡仅仅例行公事，绝对没有采取过激的暴力行为。维稳人员的辩白表明他们意识到维稳工作缺乏正当性，而他们只是政府压制民众时的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外声明自己并没有“用力”，只是例行公事。这就形成了奇特的现象：政府命令专政机关人员维稳，但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应付了事，并且还要把这种态度不断向公众表白。专业化的暴力机关人员尚且如此，那么维稳还能持续下去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维稳体系不再稳固
长期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维稳系统已经逐渐露出了颓势，这已经在一系列事件中初露端倪了。营救陈光诚的何培蓉提及她被关在一间酒店里，遭到严密看守，不过看守人员态度友善，她还有机会休息。有中国维权人士指出，当局维稳已经由过去的恐惧转为常态。杭州还有国保向他监视目标“请假”，要对方不要在他离开办私事期间“惹事”。当前的国保公安已知大势已去，开始把控尺度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一些被监视的北京异见人士指出，国保有消极怠工的姿态，他们外出，国保是睁一眼、闭一眼。这些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维稳人员人心动荡，并给专政工具本身带来了极大的损伤。从什邡抗暴中不难发现，部份维稳人员并不敢像过去一样使用暴力，他们从头到尾都暴露于媒体聚光灯下，不能毫无顾忌使用暴力。虽然其中有流血冲突，但与过去相比毕竟威力减弱了很多──什邡老百姓对他们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及公共知识份子李承鹏等人公开到什邡调查其实就是一种警示。
为什么维稳人员心态会出现变化并导致维稳出现动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维稳本身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不管从法律还是道义而言，维稳人员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们从事的工作并没有正当的法理依据，也很难算是合理的国家机关职能。
第二，舆论压力。暴力维稳遭到舆论的批判。站在政府对立面就等于正义的想法现在已经成为了社会思潮主流，因此当维稳人员暴露于媒体聚光灯下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完全的反面人物。现在的舆论不同于过去要通过主流媒体来传播，如电视、大报等等，自从网路参与进来以后，重大事件时时刻刻都会被传到网上，形成即时播放，加上微博等工具的引入，使整个社会同步跟进事态发展并作出反应：评论、批判、参与、反抗，并在显微镜下对所有人事进行追索。这就使得一切国家机关的暴力、罪行都越来越难以隐匿。通过新媒介，民间社会的舆论代替了没有公信力的官方法庭，进行更有实质性权威效果的“审判”。这种压力在什邡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警不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争先向公众表明自己对于任务的懈怠。
第三，对于自身安危的预判。有媒体从业员认为，一连串事件对国保公安造成很大打击，自觉背了黑锅，做事变得不积极。而陈光诚外逃、薄熙来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事件成了维稳转向的契机。今年以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同时也让多年来负责维稳工作的政法委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让维稳人员感到前途莫测，所以态度软化。在整个体系动摇的时候，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工作人员的心结。例如，在李旺阳被自杀以后，英文《南华早报》派往湖南邵阳的记者说，邵阳公安局长李晓葵表示，这个案子很复杂，他没有下令杀人。但他担心他会成为替罪羊。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下的缺乏合法性的机构和人事，在逐渐陷入困境时就以牺牲下级来自保，王立军和薄熙来的恩怨就是最轰动的例子。机构自身的安危成为问题，维稳人员自然会人心思变。
维稳人员心态变化是新变数
维稳人员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这值得探究的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启动一连串不稳定因素。随着民怨越来越呈沸腾之势以及高层越来越难以对此进行疏导和控制，可以合理推测日后的不稳定事件将会持续性增长。这些不稳定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众多的维稳人员，从花钱临时聘请的非职业人手到职业的公安国保武警之类，他们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软化。处于镇压现场的他们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当今缺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高层惧于承担开动国家暴力机关的责任，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舆论的全面介入，冲在第一线的维稳人员谁敢赔上自己的安危？假如遇上一次规模足够大、反抗人数足够多、影响力足够大的抗暴，维稳人员的消极不作为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按照现在的态势，出现东欧剧变时军队倒戈相向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归根结底，这是在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中又一个新增变数。这一变数可能会对未来越来越多的反政府及重大事件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预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文章来源：《争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