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5日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不经过中共政治局讨论和中国当时的最高行政系统，个人独裁专断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在官媒《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其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毛的这篇文章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使全中国陷于长达十年的血雨腥风浩劫。
“大字报”是一种张贴于墙壁上，用毛笔或粗笔书写的大号字的墙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也是文革“四大”之一，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既是一种书写形式，更是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是当时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动文革的初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指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在康生的暗中授意下所写的有关攻击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彭佩云、宋硕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贴出，引起北大一片混乱，反对者居多。其后，聂元梓纠结一批人擅自揪斗了北大领导和一批教授，引起极大混乱。但从毛泽东大字报的开头可以看出，聂元梓所做正是他所希望的。而随后，北大、北京市委也就重新“改组”了，北京的“司令部”首先被一“炮”打中。
所谓“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962年的右倾”，实指在我国三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包括十多个省份出现的大饥荒），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刘少奇等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曾同意一些地区搞包产到户，以激发广大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度过饥荒。而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当即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1962年曾给一些在大跃进运动中因为不同意见而被批判的干部纠正、平反。而文革也正是从江青授意姚文元所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在文革初，毛泽东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即为“右倾”之由来。
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实指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四个方面其实力度很大，在试点地区整了不少在这四方面有问题的人，刘少奇认为有什么就“清”什么；但毛泽东坚持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赞同，产生分歧。故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形‘左’而实右”。
毛泽东的大字报已经很明确地表白了文革“炮打司令部”的终极指向的是什么，亦即其发动文革之初衷。
毛泽东发表大字报后，大字报揭批风潮席卷全国各地。中共自己也称发生于1966－1976的文革为10年浩劫。80年代，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一亿多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最后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从表面看，发表大字报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刘邓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摧毁了中华文化，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发批判父母，学生批斗殴打老师，徒弟殴打师傅，辱圣人，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无法无天、逆天叛道。从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难以自保，不是昧着良心揭发批斗别人，就是被人揭发批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说：“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 7万1千2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
着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使中国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多少着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
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着”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着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虽然中共称十年文革为“浩劫”，“内软”，民间则称之为“太阳最红，而人间最黑”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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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是一种张贴于墙壁上，用毛笔或粗笔书写的大号字的墙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也是文革“四大”之一，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既是一种书写形式，更是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是当时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动文革的初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指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在康生的暗中授意下所写的有关攻击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彭佩云、宋硕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贴出，引起北大一片混乱，反对者居多。其后，聂元梓纠结一批人擅自揪斗了北大领导和一批教授，引起极大混乱。但从毛泽东大字报的开头可以看出，聂元梓所做正是他所希望的。而随后，北大、北京市委也就重新“改组”了，北京的“司令部”首先被一“炮”打中。
所谓“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962年的右倾”，实指在我国三年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包括十多个省份出现的大饥荒），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刘少奇等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曾同意一些地区搞包产到户，以激发广大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度过饥荒。而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当即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1962年曾给一些在大跃进运动中因为不同意见而被批判的干部纠正、平反。而文革也正是从江青授意姚文元所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在文革初，毛泽东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即为“右倾”之由来。
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实指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四个方面其实力度很大，在试点地区整了不少在这四方面有问题的人，刘少奇认为有什么就“清”什么；但毛泽东坚持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赞同，产生分歧。故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形‘左’而实右”。
毛泽东的大字报已经很明确地表白了文革“炮打司令部”的终极指向的是什么，亦即其发动文革之初衷。
毛泽东发表大字报后，大字报揭批风潮席卷全国各地。中共自己也称发生于1966－1976的文革为10年浩劫。80年代，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一亿多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大字报的天头、地脚经常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最后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从表面看，发表大字报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刘邓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摧毁了中华文化，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发批判父母，学生批斗殴打老师，徒弟殴打师傅，辱圣人，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无法无天、逆天叛道。从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难以自保，不是昧着良心揭发批斗别人，就是被人揭发批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说：“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馀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馀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馀人，703万馀人伤残； 7万1千2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
着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使中国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多少着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
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着”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着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虽然中共称十年文革为“浩劫”，“内软”，民间则称之为“太阳最红，而人间最黑”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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