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前车有鉴 中国为何重蹈复辙

2012年08月12日人权
【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是近年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共官方也难以再回避。仅从水资源一项看,2011年6月3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环境总体形势十分严峻,七大水系全部都已经被污染。早在2005年对七大水系的175条河流、345个断面的监测显示,完全不可被利用的劣五类水已占到了总量的28.4%。

然而实际情况还不是表面数位这样简单,魔鬼时常藏在细节之中。因为在所谓“改革年代”中,国家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也被多次修改,水质标准被降低。这个标准在1983年颁布,1988年第一次修订、1999年第二次修订,现在施行的是2002年的第三次修订版。旅德学者、德国多蒙大学工程博士王维洛曾撰文指出,化学需氧量(COD)是水质评价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过去,化学需氧量每升20毫克即为“重污染”的四级水,不能作为饮用水,连浇灌农田都不行;按照现行的标准,只是“轻度污染”,依然可作为饮用水源。在当前的中国,有水皆污、有河皆黑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而空气、土壤等其他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的严峻。

主持人:关于与中国环境危机有关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程晓农的看法。

主持人:请您简要谈一下,中国现在的环境危机多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本;多大程度上是不必要、又可避免的破坏?

程晓农: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污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这是有一个自然的认识过程。所以在工业化早期,像英国,还有日本在70年代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确实是存在着缺乏认知,人类的常识,和企业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再加上地方政府也不懂这个问题的危害,所以造成了相当多的污染的后果,然后引起了社会反弹,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法规来限制企业。现在问题是这都已经是别的国家承受过多惨痛的教训,那么,为什么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假装糊涂?似乎中国只有增长多少个百分点。现在问题是,如果中国把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这种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办法能够扭转的,比方说,中国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据说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存在着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的后果是,土壤中残存的重金属物会通过农作物吸收后,留在农作物中,然后,再进到人的身上。重金属到人体内是无法排出去的,它一定会留在人体内,产生一系列的致癌因素。换句话讲,中共各级政府对污染的态度是,只要我有钱,能收到税,能带来经济增长,我就哪怕把子孙后代都还成癌症患者,都把他们害死,那也是在所不惜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得到好处的只是政府官员。对老百姓来说,他们除了受到污染伤害,没有任何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像大连、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起来反对污染这方面的危害。

主持人:最后来听一下文昭的看法。共产党向来强调所谓辩证法,在经济增长和环保这对矛盾中,你认为共产党的体制能把它们辩证统一起来么?

文昭:在民主社会做官其实不难,官员只要依法办事,不越权不违法,同时注意自己的操守就能安全混到退休。而在中国做官看似是一件很高难的工作,官员们都要成为哲学家,能把某些高深理论活学活用才行。但现实中做官不是写哲学论文,利益问题是很具体的。实现不了经济增长目标,当官的仕途肯定无望。出现群众的抗议,只有在他发现不及时、镇压不得力的情况下才会丢官。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些地方官仍然会以保增长为第一目标,仍然会引污染专案,只不过会更细致的宣传欺骗工作、资讯控制工作,对群众抗议及早发现、及时镇压。这可能是他们所理解的辨证统一。

主持人:《南方周末》的专栏作者“笑蜀”在启东事件后曾这样评论:“以乌坎为界,中国已进入公民对政府的训政时代,什邡、启东都是这种趋势的延伸,这趋势还将发展,不可阻挡”。确实,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已成为时代的声音,而这股声浪正在从保卫生活的小诉求,一步步走向质问造成这一切问题的体制,这个大诉求。中国公民运动的后续发展,《世事关心》将为您持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