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9日讯】今天碰见我那当律师的侄子，因为他的孩子想上我们这里的幼儿园；所以需要我们帮忙。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说‘在中国当律师其实很难’；然而他的话却使我想写篇这方面的文章，‘在中国难的只有律师吗’？其实我很早就读到了博联访谈《刘晓原‘在中国当律师很悲哀’》的这篇文章，但却一直不知道写点什么；说律师不好吗，可我们有很多律师照样滋润得很；因为我们的法官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而律师同样也有这样的人；因为我就领教过这样的律师。正因为如此，我只能产生一个感慨；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都很悲哀，因为大家都不容易；都太累。
首先说我们社会最风光的官，这可是我们社会最光宗耀祖的人；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心酸。首先是在自己的领导面前装孙子，全部如同电视剧中黄埔军校的学生见蒋介石；甚至比这更加过的官比比皆是。也就是说自己要会在上级领导面前装无知，同时还要通过领导的讲话就茅塞顿开。所以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就当不了中国的官，因为我经常为上级领导指正其错误。如此说来中国的官悲哀吧，因为自己比领导强还要装出领导真的是神；竟然事事都能指示自己。
要知道在上级领导面前装孙子还只是我们社会官的一面，因为我们社会的官另一面是在下级或老百姓面前装神；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官出席会议都紧张，因为他（她）要在秘书写的讲稿中加进自己神的内容。所以中国的官在上级领导面前没有话说，而在下级或老百姓面前可是口若悬河；三不知地还要博古通今，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出席会议的领导真的是博学多才；因为有的典故连都学究都难查到，但我们的官通常要连夜翻来覆去地背诵。这能说我们的官风光吗，因为风光背后是悲哀。
其三是中国的官靠运气，因为我们社会的政绩就是坐车；你这里天灾人祸，你这个官也就不好当了。你这里老百姓上访，你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不需要什么治国安民；需要的是维稳。所以会干活的官不一定是我们社会的好官，会管理的官也不一定是好官；因为会维稳的官才是好官，而且还是上级领导需要的好官。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媒体总是聚焦维稳的官；你能说这不是悲哀吗？
既然连我们社会最风光的官都有这么多的悲哀，那么我们社会还能有什么人不悲哀呢？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律师是体制内外兼备，所以律师的职业使然既有体制内官的悲哀；也有我们社会体制外百姓的悲哀。我们社会的律师还没有人敢真的维护弱势公民的尊严与自由，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刘晓原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推出了律师制度，但随着文革的到来，该制度被取消，1979年才开始恢复，到现在已经30多年。虽然《律师法》修改过两次，但中国律师在处理公权力打压的案件（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特别敏感的案件）时，普遍感觉会见难，特别是在刑事侦查阶段。在维稳案件中，当事人被抓后，律师去会见时，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要么明确不让律师会见当事人， 要么提出种种理由来刁难律师，更可笑的，还有公安机关称‘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律师’，甚至让犯罪嫌疑人解聘律师”。
刘晓原说：“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只是它还行使刑事侦查职能，所以很多维稳案件、重大敏感有影响力案件往往是有行政权力、官权力关涉其中。有些案件的法院判决也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我曾办过一个天津的阻碍交通的案件，在当地影响很大，最后判得很重。我明确问法官，为什么这样判？法官明确告诉我，这个案件我决定不了怎么判，你们上诉吧。因为他知道，这是上面安排的，法官只是扮演扮演走过场的角色而已。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民众对司法这么失望？你去最高法院信访室看，这么多人上访，都是因为行政权力贯彻到司法权，以致于很多案子的判决是不公的。公检法之间虽说是各自独立，但又说要互相协作的”。这的确是我们社会律师的悲哀，但更是老百姓的悲哀；因为公权力直接侵犯的不是律师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律师悲哀的过程中最悲哀的还是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被权力侵犯的主体。
是啊！再看我们社会的下岗人员，他们竟然是我们社会的劣等公民；因为我们不仅权利被侵犯，而且连维护他们利益的人都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全国有一个律师为下岗人员打官司的吧，而且上访与信访还没有人管；因为我们下岗是国策。其次是改革的国企强制性将他们下岗，可国企的利润竟然从来没有分过他们。这些人上访无门，求助无人；他们不仅因为没有利益，而且连话语权都没有。我想这些人不悲哀吗？他们难道没有投错胎的感慨吗？还有我们的个体户，他们同样也是悲哀的人；因为收入水平还不是悲哀的主体，主体恐怕还是权力对他们的照顾。至于我们社会的农民工，恐怕更是悲哀的人；说他们是农民早就没有田地了，说他们是工人可还是农民工的称呼。
总之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有没有自豪的人，但悲哀的人应该是绝大多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悲哀的还真的不仅仅是律师，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悲哀。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首先说我们社会最风光的官，这可是我们社会最光宗耀祖的人；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心酸。首先是在自己的领导面前装孙子，全部如同电视剧中黄埔军校的学生见蒋介石；甚至比这更加过的官比比皆是。也就是说自己要会在上级领导面前装无知，同时还要通过领导的讲话就茅塞顿开。所以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就当不了中国的官，因为我经常为上级领导指正其错误。如此说来中国的官悲哀吧，因为自己比领导强还要装出领导真的是神；竟然事事都能指示自己。
要知道在上级领导面前装孙子还只是我们社会官的一面，因为我们社会的官另一面是在下级或老百姓面前装神；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官出席会议都紧张，因为他（她）要在秘书写的讲稿中加进自己神的内容。所以中国的官在上级领导面前没有话说，而在下级或老百姓面前可是口若悬河；三不知地还要博古通今，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出席会议的领导真的是博学多才；因为有的典故连都学究都难查到，但我们的官通常要连夜翻来覆去地背诵。这能说我们的官风光吗，因为风光背后是悲哀。
其三是中国的官靠运气，因为我们社会的政绩就是坐车；你这里天灾人祸，你这个官也就不好当了。你这里老百姓上访，你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不需要什么治国安民；需要的是维稳。所以会干活的官不一定是我们社会的好官，会管理的官也不一定是好官；因为会维稳的官才是好官，而且还是上级领导需要的好官。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媒体总是聚焦维稳的官；你能说这不是悲哀吗？
既然连我们社会最风光的官都有这么多的悲哀，那么我们社会还能有什么人不悲哀呢？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律师是体制内外兼备，所以律师的职业使然既有体制内官的悲哀；也有我们社会体制外百姓的悲哀。我们社会的律师还没有人敢真的维护弱势公民的尊严与自由，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刘晓原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推出了律师制度，但随着文革的到来，该制度被取消，1979年才开始恢复，到现在已经30多年。虽然《律师法》修改过两次，但中国律师在处理公权力打压的案件（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特别敏感的案件）时，普遍感觉会见难，特别是在刑事侦查阶段。在维稳案件中，当事人被抓后，律师去会见时，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要么明确不让律师会见当事人， 要么提出种种理由来刁难律师，更可笑的，还有公安机关称‘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律师’，甚至让犯罪嫌疑人解聘律师”。
刘晓原说：“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只是它还行使刑事侦查职能，所以很多维稳案件、重大敏感有影响力案件往往是有行政权力、官权力关涉其中。有些案件的法院判决也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我曾办过一个天津的阻碍交通的案件，在当地影响很大，最后判得很重。我明确问法官，为什么这样判？法官明确告诉我，这个案件我决定不了怎么判，你们上诉吧。因为他知道，这是上面安排的，法官只是扮演扮演走过场的角色而已。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民众对司法这么失望？你去最高法院信访室看，这么多人上访，都是因为行政权力贯彻到司法权，以致于很多案子的判决是不公的。公检法之间虽说是各自独立，但又说要互相协作的”。这的确是我们社会律师的悲哀，但更是老百姓的悲哀；因为公权力直接侵犯的不是律师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律师悲哀的过程中最悲哀的还是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被权力侵犯的主体。
是啊！再看我们社会的下岗人员，他们竟然是我们社会的劣等公民；因为我们不仅权利被侵犯，而且连维护他们利益的人都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全国有一个律师为下岗人员打官司的吧，而且上访与信访还没有人管；因为我们下岗是国策。其次是改革的国企强制性将他们下岗，可国企的利润竟然从来没有分过他们。这些人上访无门，求助无人；他们不仅因为没有利益，而且连话语权都没有。我想这些人不悲哀吗？他们难道没有投错胎的感慨吗？还有我们的个体户，他们同样也是悲哀的人；因为收入水平还不是悲哀的主体，主体恐怕还是权力对他们的照顾。至于我们社会的农民工，恐怕更是悲哀的人；说他们是农民早就没有田地了，说他们是工人可还是农民工的称呼。
总之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有没有自豪的人，但悲哀的人应该是绝大多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悲哀的还真的不仅仅是律师，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悲哀。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