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2日讯】40多年前，发生在北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曾轰动一时。1967年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以“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为名，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当时任英国驻北京办处的外交领事魏思敦爵士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他们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1967年8月，魏思敦爵士是英国驻北京办处的外交领事。他说：“根据国际上广泛被接受的传统和历史惯例，外交人员应该享受其豁免权和所在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件事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以下是魏思敦爵士对北京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回忆：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他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他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
被烧毁的代办处大楼（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躲入保险库中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份被他们占领了。
有一些人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一些人把墙推倒了一部份后进到大楼中来。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1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建筑的正面。（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一群愤怒的红卫兵 对代办处的男人女人性骚扰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像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甚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像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代办处楼（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代办处主任被打的头破血流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 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一位妇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的受害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这样形容当时混乱的场面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建筑的里面（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官媒《人民日报》称此次事件为“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
8月23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民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8月，魏思敦爵士是英国驻北京办处的外交领事。他说：“根据国际上广泛被接受的传统和历史惯例，外交人员应该享受其豁免权和所在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件事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以下是魏思敦爵士对北京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回忆：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他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他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
被烧毁的代办处大楼（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躲入保险库中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份被他们占领了。
有一些人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一些人把墙推倒了一部份后进到大楼中来。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1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建筑的正面。（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一群愤怒的红卫兵 对代办处的男人女人性骚扰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像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甚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像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代办处楼（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代办处主任被打的头破血流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 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一位妇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的受害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这样形容当时混乱的场面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建筑的里面（图片由魏思敦爵士提供）
官媒《人民日报》称此次事件为“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
8月23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民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