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成其为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终其究还是政治问题。此论算是点到了穴位。调控、房价、金融、股市、外贸、内需、消费等，可以说无一不如是。
近期，有网友盘点了几十名贪官的房产，令人触目惊心，计有，安徽黄山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35套；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军37套；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万青30馀套；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陶校兴29套；前上海房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案发后，有说50套，更多的报导是说其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总值在一亿元以上；原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现金14亿元；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传贪污90亿美元，包养46名情妇，有46套房产。
上述所例，不过只是落马的职位并不算很高的官员。所有这些，其实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若做个基本的判断，大贪官官位都很稳定，可能永远不会被查处，当属无误。假设对所有贪官的灰色、黑色房产进行统计、计算的话，数目一定是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
仅只以贪官的几十套房产计，价值也都在一亿元以上！一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够每个月几百元、几千元的民众上下多少代的收入？依几十万元即可判处死刑的标准，这些贪官够死上一千次、一万次的了！但是，被判处死刑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死刑大贪官的原因之一，怕就是在一些人看来，要这些贪官的命不公平——他们只是不幸的倒楣蛋，并且是不幸的小倒楣蛋而已。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种体制、机制、制度，都不可能纵容、允许官员如此横征暴敛、发家暴富，并且，被擒拿后还可以保住性命。这个姑且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中国当下社会之所以民怨沸腾、势若高压锅，群体事件、自爆事件接连不断，全民惶惶如丧家之犬难以终日，原因之一，即与贪官的囤房有很大关系。径直说，贪官囤房、贪官暴富，乃政经陷入死胡同的主因。
贪官为什么要囤房？当然是因为钱财多了没处放，存银行无异于隐性上交组织，一旦东窗事发，随时可能被褫夺。对不少贪官来说，又不可能如刚刚被拉下马的重庆薄姓高官一样，把80亿美金通过英国人转移至境外。如此，只能把钱财变为不动产。贪官拥有几十套房产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太富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富翁、最大的财富群体，其实不是一些名号响当当的什么排行榜上的那几个抢眼的人物，而是中国的各级台面上的贪官。
贪官囤房、贪官富有，乃至于致整个阶层成为这个社会最富有的群体，这使中国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再有实质性进展。只因为，现在的体制、机制、制度，在一些贪腐官员们看来，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圆满得不能再圆满美满、美好得不能再美好的了。是故，他们拼命也要维护、保护当下的体制、机制、制度，这不是某个人的愿望、志向，这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共同心声、共同行动。更多的时候，这个心声、行动是潜在的、默契的、自发的、合力的。
这样的心声、行动，会以组织的、程式的、合理的、合法的方式推动、施行。并且，这个心声、行动会影响、左右当下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举措——这些政策、举措的一个天然的、注定的前提，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丝毫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调控纵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难以有大的起色。原因已如前述，地方财政收入其实在其次，作为房产拥有大头的各级贪官们，才是维护、坚守高房价的推手。房地产若真的降价，那岂不是贪官们的自废、自残？
当此格局之下，城市房地产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本想都甭想。
贪官囤房，直接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高居不下，直接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制度性贫富分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级官员作为房地产大户，不断推高房价，房产升值，手中的财富不断累计增加，世代延续无忧。如此，贫者再别想拥有自己的住房。所谓中产，也要榨干自己的终身所得方能购买一套住房，还要终生做房奴。
这反映在消费上，就是世界上的顶级奢侈品，被中国社会的少部分人豪掷千金，一概包揽，买遍全世界无敌手。而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则根本无能力消费、不敢消费。所谓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无异于天方夜谭。
当然，囤房的贪官们也并非全无忧虑，他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烦恼，比如分赃不均而起的内讧，比如站错队而被清洗，比如在事故现场习惯性微笑一下而被人肉等等。是故，他们也需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境外转移财产，逃之夭夭。资料显示，过去15年，外逃贪官已将8000亿元人民币，耗子打洞般地转移到了境外。有趣的是，有些贪官走的匆忙，连境内房产都来不及变卖。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5月，仅在广州一地查封的“无主房”，就达近两千套。昂贵的房子扔大街上没人要，这在当下成为荒诞的现实。
笔者感叹的是，能对可预见的中国改革的愿景抱持坚定的信心，相信不久之后，中国会清明、透彻、公正、公平，这，需要多么大的童话般的信念与天真无邪的勇气！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近期，有网友盘点了几十名贪官的房产，令人触目惊心，计有，安徽黄山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35套；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军37套；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万青30馀套；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陶校兴29套；前上海房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案发后，有说50套，更多的报导是说其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总值在一亿元以上；原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现金14亿元；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传贪污90亿美元，包养46名情妇，有46套房产。
上述所例，不过只是落马的职位并不算很高的官员。所有这些，其实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若做个基本的判断，大贪官官位都很稳定，可能永远不会被查处，当属无误。假设对所有贪官的灰色、黑色房产进行统计、计算的话，数目一定是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
仅只以贪官的几十套房产计，价值也都在一亿元以上！一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够每个月几百元、几千元的民众上下多少代的收入？依几十万元即可判处死刑的标准，这些贪官够死上一千次、一万次的了！但是，被判处死刑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死刑大贪官的原因之一，怕就是在一些人看来，要这些贪官的命不公平——他们只是不幸的倒楣蛋，并且是不幸的小倒楣蛋而已。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种体制、机制、制度，都不可能纵容、允许官员如此横征暴敛、发家暴富，并且，被擒拿后还可以保住性命。这个姑且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中国当下社会之所以民怨沸腾、势若高压锅，群体事件、自爆事件接连不断，全民惶惶如丧家之犬难以终日，原因之一，即与贪官的囤房有很大关系。径直说，贪官囤房、贪官暴富，乃政经陷入死胡同的主因。
贪官为什么要囤房？当然是因为钱财多了没处放，存银行无异于隐性上交组织，一旦东窗事发，随时可能被褫夺。对不少贪官来说，又不可能如刚刚被拉下马的重庆薄姓高官一样，把80亿美金通过英国人转移至境外。如此，只能把钱财变为不动产。贪官拥有几十套房产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太富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富翁、最大的财富群体，其实不是一些名号响当当的什么排行榜上的那几个抢眼的人物，而是中国的各级台面上的贪官。
贪官囤房、贪官富有，乃至于致整个阶层成为这个社会最富有的群体，这使中国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再有实质性进展。只因为，现在的体制、机制、制度，在一些贪腐官员们看来，是理想得不能再理想、圆满得不能再圆满美满、美好得不能再美好的了。是故，他们拼命也要维护、保护当下的体制、机制、制度，这不是某个人的愿望、志向，这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共同心声、共同行动。更多的时候，这个心声、行动是潜在的、默契的、自发的、合力的。
这样的心声、行动，会以组织的、程式的、合理的、合法的方式推动、施行。并且，这个心声、行动会影响、左右当下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举措——这些政策、举措的一个天然的、注定的前提，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丝毫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调控纵使出吃奶的力气，也难以有大的起色。原因已如前述，地方财政收入其实在其次，作为房产拥有大头的各级贪官们，才是维护、坚守高房价的推手。房地产若真的降价，那岂不是贪官们的自废、自残？
当此格局之下，城市房地产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本想都甭想。
贪官囤房，直接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高居不下，直接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制度性贫富分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级官员作为房地产大户，不断推高房价，房产升值，手中的财富不断累计增加，世代延续无忧。如此，贫者再别想拥有自己的住房。所谓中产，也要榨干自己的终身所得方能购买一套住房，还要终生做房奴。
这反映在消费上，就是世界上的顶级奢侈品，被中国社会的少部分人豪掷千金，一概包揽，买遍全世界无敌手。而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则根本无能力消费、不敢消费。所谓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无异于天方夜谭。
当然，囤房的贪官们也并非全无忧虑，他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烦恼，比如分赃不均而起的内讧，比如站错队而被清洗，比如在事故现场习惯性微笑一下而被人肉等等。是故，他们也需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境外转移财产，逃之夭夭。资料显示，过去15年，外逃贪官已将8000亿元人民币，耗子打洞般地转移到了境外。有趣的是，有些贪官走的匆忙，连境内房产都来不及变卖。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5月，仅在广州一地查封的“无主房”，就达近两千套。昂贵的房子扔大街上没人要，这在当下成为荒诞的现实。
笔者感叹的是，能对可预见的中国改革的愿景抱持坚定的信心，相信不久之后，中国会清明、透彻、公正、公平，这，需要多么大的童话般的信念与天真无邪的勇气！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