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5日讯】目前，第四代领导集体经营十年的中国各种隐患毕显。国内，经济萎缩、社会矛盾繁多；国际事务上，与邻国领土争端不断。过去十年形成共识的治理经验是对内“花钱买平安”，对外“外援换友谊”。
令第五代焦心的是：不仅今年各地财政告急，以往为财政下蛋的最大母鸡（土地财政）也不再下蛋。另一方面，维稳与军费这两笔硬开支却一点也不能少。
维稳：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维稳”经费开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而地方承担70%。
地方政府在“维稳”开支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越是发达地区，维稳经费投入越多。在过去15年中，对公检法与武警的总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而倒数第一至第五位的则是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与宁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仅在公检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亿元，而排名垫底的宁夏则只有19亿。
但是，落后地区的投入从绝对量看虽少，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例却很大。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检法和武警的支出，而经济落后的宁夏，这一比例则高达28.4%。这些数据表明，落后地区在“维稳”方面的经济压力要远远大于发达地区，很多省份因“维稳”而负债经营。
更严重的问题是：贫困地区投入在维稳方面的经费越多，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钱就可能越少，蕴积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多，维稳的紧迫性也就越强。
在政府眼中，维稳费用无法节省。据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已逾28万起。在社会反抗逐年增加的过程中，“维稳”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链条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敛收：通过征地、拆迁、污染来保持税收与财政收入；中端是截访、打压、控制舆论、宣传与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统、精神病院与监狱。
这条新兴产业链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分配机会，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穷乡僻壤，莫不附在这一利益链条之上。
倘若想除掉这根利益链条，无异于斩断手臂。地方政府官员怠工以至罢工、各种功能瘫痪，中央政府还怎么玩下去？
军费：无底洞
在中国军费开支的数目上，中国与美国打了不少口水仗。问题是：即便以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计算，每年高达6000多亿的军费开支也很高。
通过有关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与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案例可看到，军队系统也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军队提高其重要性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制造战争。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以2005年朱成虎少将对外国人宣称要打核大战为标志，不少军队将领数年来乐此不疲地就外交、内政发言。这在中共统治的60多年中，为胡锦涛统治时期所独有。无论是毛统治还是邓小平、江泽民统治时期，从未有军队将领不经最高层授意擅自就外交内政发言。
十八大权力斗争中，军队高层的身影隐隐可见。军委主席胡锦涛虽然提拔了不少将军以示安抚，但军队高层的政治进取姿态已是举世皆知。今年在薄熙来案发之初，胡温本想藉机打压与薄关系密切的刘源、张海阳、朱和平等人，但最后这些将军毫发未伤，全都进入十八大党代表行列，估计还会更上一层楼。
今年9月中旬发生的反日爱国游行，最开始通过《环球时报》做舆论动员的就是十位少将。其中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
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9月20日到浙江省石浦地区的渔港采访，有数名船主证实，当地渔业单位承诺发放每只船补助10万元，鼓励渔船去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显然，事实并非像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不是渔民误入有争议区域，而是中国当局有意花钱雇佣渔民去扩大事态，制造争端。
中国目前内政不稳，高层权力分配也在微妙时期，即将接位的文官关注的都是高层政治动向。此时此刻，谁能从挑起对外冲突当中获利，谁就是目前这一系列反常行动的幕后主使者。显然，只有军方才可能对制造事端感兴趣，唯其如此，它才会在高层权力分配的新格局中占据更多位子，从而提升军方在高层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可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军费。这点，在十将军的联合声明中也已经谈到：“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
习、李：难题何在？
胡温两位在不同场合都承认中国经济进入困难时期。2012年以来，地方财政面临更大的压力。随着2011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的土地财政严重受创。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2012年上半年，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 6525.9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下。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由于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下滑严重，深圳、东莞已濒临赤字边缘。2009年中央政府代31个省市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有2100多亿已经到期，但地方政府却无法还债，只能借旧还新。
在企业破产增多与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也会加大。2011年中国GDP总量总计458217.58亿元，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其中维稳费与军费共花掉12255亿。今年经济下滑严重，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李克强面对的首先是如何提振经济的难题，其次就是如何应付维稳定及军费需求增长的难题。
经济下滑越严重，社会矛盾越多；社会矛盾越多，社会反抗也越激烈，维稳的需求也越高。积聚到一定时期，将矛盾外引就成为自救之道，为此就得扩充军力。而扩充军力这事不能临时抱佛脚，得提前十年二十年，拿出大钱来办扩军这种将军们认为的“正事”。
当国家财政的钱越来越多地流进这两个漏斗时，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便成了空谈。如果这两个“漏斗”只是被动地等着财政支出源源而来，那么，高层文官还有主动权，可以调节水龙头的大小。倘若高层文官渐渐地被“漏斗”的掌控者所左右，这种局面将重塑“党”与“枪”之间的关系。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令第五代焦心的是：不仅今年各地财政告急，以往为财政下蛋的最大母鸡（土地财政）也不再下蛋。另一方面，维稳与军费这两笔硬开支却一点也不能少。
维稳：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维稳”经费开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而地方承担70%。
地方政府在“维稳”开支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越是发达地区，维稳经费投入越多。在过去15年中，对公检法与武警的总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而倒数第一至第五位的则是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与宁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仅在公检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亿元，而排名垫底的宁夏则只有19亿。
但是，落后地区的投入从绝对量看虽少，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例却很大。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检法和武警的支出，而经济落后的宁夏，这一比例则高达28.4%。这些数据表明，落后地区在“维稳”方面的经济压力要远远大于发达地区，很多省份因“维稳”而负债经营。
更严重的问题是：贫困地区投入在维稳方面的经费越多，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钱就可能越少，蕴积的社会矛盾也就越多，维稳的紧迫性也就越强。
在政府眼中，维稳费用无法节省。据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已逾28万起。在社会反抗逐年增加的过程中，“维稳”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链条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敛收：通过征地、拆迁、污染来保持税收与财政收入；中端是截访、打压、控制舆论、宣传与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统、精神病院与监狱。
这条新兴产业链为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及其亲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分配机会，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穷乡僻壤，莫不附在这一利益链条之上。
倘若想除掉这根利益链条，无异于斩断手臂。地方政府官员怠工以至罢工、各种功能瘫痪，中央政府还怎么玩下去？
军费：无底洞
在中国军费开支的数目上，中国与美国打了不少口水仗。问题是：即便以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计算，每年高达6000多亿的军费开支也很高。
通过有关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与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案例可看到，军队系统也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而军队提高其重要性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制造战争。
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以2005年朱成虎少将对外国人宣称要打核大战为标志，不少军队将领数年来乐此不疲地就外交、内政发言。这在中共统治的60多年中，为胡锦涛统治时期所独有。无论是毛统治还是邓小平、江泽民统治时期，从未有军队将领不经最高层授意擅自就外交内政发言。
十八大权力斗争中，军队高层的身影隐隐可见。军委主席胡锦涛虽然提拔了不少将军以示安抚，但军队高层的政治进取姿态已是举世皆知。今年在薄熙来案发之初，胡温本想藉机打压与薄关系密切的刘源、张海阳、朱和平等人，但最后这些将军毫发未伤，全都进入十八大党代表行列，估计还会更上一层楼。
今年9月中旬发生的反日爱国游行，最开始通过《环球时报》做舆论动员的就是十位少将。其中王海运少将谈到开启钓鱼岛争端的步骤：“我们可先派渔船去打鱼，然后海监船和海事船跟进，第三步则是出动海军。我们不怕走火，但尽量避免擦枪走火。”
这三步棋中方已经走了两步。日本《读卖新闻》记者9月20日到浙江省石浦地区的渔港采访，有数名船主证实，当地渔业单位承诺发放每只船补助10万元，鼓励渔船去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显然，事实并非像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不是渔民误入有争议区域，而是中国当局有意花钱雇佣渔民去扩大事态，制造争端。
中国目前内政不稳，高层权力分配也在微妙时期，即将接位的文官关注的都是高层政治动向。此时此刻，谁能从挑起对外冲突当中获利，谁就是目前这一系列反常行动的幕后主使者。显然，只有军方才可能对制造事端感兴趣，唯其如此，它才会在高层权力分配的新格局中占据更多位子，从而提升军方在高层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可以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军费。这点，在十将军的联合声明中也已经谈到：“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都要建设好，国家的财力要用到正事上。”
习、李：难题何在？
胡温两位在不同场合都承认中国经济进入困难时期。2012年以来，地方财政面临更大的压力。随着2011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的土地财政严重受创。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2012年上半年，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 6525.9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下。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由于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下滑严重，深圳、东莞已濒临赤字边缘。2009年中央政府代31个省市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有2100多亿已经到期，但地方政府却无法还债，只能借旧还新。
在企业破产增多与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也会加大。2011年中国GDP总量总计458217.58亿元，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其中维稳费与军费共花掉12255亿。今年经济下滑严重，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李克强面对的首先是如何提振经济的难题，其次就是如何应付维稳定及军费需求增长的难题。
经济下滑越严重，社会矛盾越多；社会矛盾越多，社会反抗也越激烈，维稳的需求也越高。积聚到一定时期，将矛盾外引就成为自救之道，为此就得扩充军力。而扩充军力这事不能临时抱佛脚，得提前十年二十年，拿出大钱来办扩军这种将军们认为的“正事”。
当国家财政的钱越来越多地流进这两个漏斗时，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便成了空谈。如果这两个“漏斗”只是被动地等着财政支出源源而来，那么，高层文官还有主动权，可以调节水龙头的大小。倘若高层文官渐渐地被“漏斗”的掌控者所左右，这种局面将重塑“党”与“枪”之间的关系。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