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9日讯】（新唐人记者王海天综合报导）自中共建政以来，在事关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曾出现过四次“保钓”良机，但都被中共当局一一放过甚至刻意忽略，这是导致如今保钓形势异常严峻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多次放过良机的背后，毛、周、邓、江诸党魁被指要负全盘责任。
香港《亚洲周刊》近日刊发香港时评家程翔的署名文章称，中共曾有过四次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机会，但都被一一错过。一次次的回避、退让，让日本的态度亦日益强硬。今年是中日建交四十周年，却因为日方强行“国有化”钓鱼岛而迎来两国四十年来最恶劣的关系。抚今追昔，令很多第一代的保钓人士不胜唏嘘！
文章指出，这次保钓，中共虽然被动宣示主权并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强硬措辞，但其力度还嫌不足，且并未采取多少有效的实质性举动。假如有一天钓鱼岛真的永远丢失了，那么百分百的责任是在中共。
第一次
一九七一年六月，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次年五月十五日协定生效，冲绳归还日本，钓鱼岛也被捆绑在这个协定里。当时全球华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那时钓鱼岛问题才刚刚浮现，中共完全可以向美日双方提出交涉，在争端的萌芽状态就可轻松解决，但中共仅仅只限于发表一个“不承认”的声明。
除了发表声明外，中共党魁毛泽东不但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捍卫钓鱼岛主权，反而在全球保钓运动非常蓬勃、民气可用的情况下劝说保钓者“降温”。当时中共派出很多人分别到香港和美国“传达”中央关于“保钓要降温”的指示。
文章说，中共要海外保钓运动降温，其目的是不要让保钓运动影响到中共“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打开中美接触一事看，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指的应该是中美恢复对话，双方积极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华的重要事件。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毛泽东为了促成与美国和解以增加对苏联争斗的筹码，要求钓鱼岛的主权的呼声遂被刻意压制。
第二次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这本是一次捍卫钓鱼岛乃至琉球群岛的主权的绝好机会。当年由于“尼克松震荡”，日本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整个国际政治格局是日本有求于中国，所以在建交谈判过程中，日本主动提出战争赔偿以及钓鱼岛问题。
但中共在没有征询全国人民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放弃对日索偿。当年8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强调说，“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而对于钓鱼岛，周则表示暂时搁置。这个暧昧立场，被日方单方面扭曲为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
根据香港《明报》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报道，日本删改外交纪录，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关于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争端的话删去，称双方并没有共识，日方并没有同意搁置主权云云。
结果，中共对日方态度的不作为，直接导致“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单方面主张在日本传媒中泛滥，遗患至今。
第三次
一九七八年中日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来这是又一次绝好机会来讨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但又被中共轻轻放过。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岛这个问题。邓小平满不在乎的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
文章指出，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访日签署和约期间，出席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当被问及钓鱼岛时，他声称：“‘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轻松大方，令全场的记者瞠目，当时在场的日本记者顿时雀跃不已。
第四次
一九九六年，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钓鱼岛水域遇难。这是自从中日钓鱼岛争端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在该地区遇难。日本方面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因为中共完全可藉此向日本提出对处理遗体（包括现场勘察、验尸、尸体运送等）事件的管辖权，并顺势将双方从空洞的口水战转变为实质性主权谈判。事实上这也是日方所担心的。
当年日本驻港领事馆一位官员曾特意邀请香港第一代保钓人士程翔共进午餐，希望了解中方会不会就此提出关于钓鱼岛管辖权的谈判。该官员曾暗示“据他所知”日本政府愿意就此与中方开展“对话”。
这个信息被迅速转达北京，但在江泽民的手里最终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没有趁此良机机与日方交涉。中共平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伸张主权。陈毓祥几乎等于白白牺牲。
文章最后指出，正是中共一次又一次的回避、退让，才让日本敢于在钓鱼岛实行实际控制上步步得逞。如今已经四十年，日本在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事实已经随着这次拘捕香港保钓人士而变得越来越确凿，“如果在当今不能彻底解决主权问题，哪怕迫使日本表面承认钓鱼岛主权仍然有争议，我们仍然会真正的失去钓鱼岛。”
香港《亚洲周刊》近日刊发香港时评家程翔的署名文章称，中共曾有过四次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机会，但都被一一错过。一次次的回避、退让，让日本的态度亦日益强硬。今年是中日建交四十周年，却因为日方强行“国有化”钓鱼岛而迎来两国四十年来最恶劣的关系。抚今追昔，令很多第一代的保钓人士不胜唏嘘！
文章指出，这次保钓，中共虽然被动宣示主权并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强硬措辞，但其力度还嫌不足，且并未采取多少有效的实质性举动。假如有一天钓鱼岛真的永远丢失了，那么百分百的责任是在中共。
第一次
一九七一年六月，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次年五月十五日协定生效，冲绳归还日本，钓鱼岛也被捆绑在这个协定里。当时全球华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那时钓鱼岛问题才刚刚浮现，中共完全可以向美日双方提出交涉，在争端的萌芽状态就可轻松解决，但中共仅仅只限于发表一个“不承认”的声明。
除了发表声明外，中共党魁毛泽东不但没有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捍卫钓鱼岛主权，反而在全球保钓运动非常蓬勃、民气可用的情况下劝说保钓者“降温”。当时中共派出很多人分别到香港和美国“传达”中央关于“保钓要降温”的指示。
文章说，中共要海外保钓运动降温，其目的是不要让保钓运动影响到中共“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访华、打开中美接触一事看，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指的应该是中美恢复对话，双方积极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华的重要事件。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毛泽东为了促成与美国和解以增加对苏联争斗的筹码，要求钓鱼岛的主权的呼声遂被刻意压制。
第二次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这本是一次捍卫钓鱼岛乃至琉球群岛的主权的绝好机会。当年由于“尼克松震荡”，日本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整个国际政治格局是日本有求于中国，所以在建交谈判过程中，日本主动提出战争赔偿以及钓鱼岛问题。
但中共在没有征询全国人民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放弃对日索偿。当年8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强调说，“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
而对于钓鱼岛，周则表示暂时搁置。这个暧昧立场，被日方单方面扭曲为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
根据香港《明报》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报道，日本删改外交纪录，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关于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争端的话删去，称双方并没有共识，日方并没有同意搁置主权云云。
结果，中共对日方态度的不作为，直接导致“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单方面主张在日本传媒中泛滥，遗患至今。
第三次
一九七八年中日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来这是又一次绝好机会来讨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但又被中共轻轻放过。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岛这个问题。邓小平满不在乎的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
文章指出，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访日签署和约期间，出席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当被问及钓鱼岛时，他声称：“‘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轻松大方，令全场的记者瞠目，当时在场的日本记者顿时雀跃不已。
第四次
一九九六年，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钓鱼岛水域遇难。这是自从中日钓鱼岛争端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在该地区遇难。日本方面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因为中共完全可藉此向日本提出对处理遗体（包括现场勘察、验尸、尸体运送等）事件的管辖权，并顺势将双方从空洞的口水战转变为实质性主权谈判。事实上这也是日方所担心的。
当年日本驻港领事馆一位官员曾特意邀请香港第一代保钓人士程翔共进午餐，希望了解中方会不会就此提出关于钓鱼岛管辖权的谈判。该官员曾暗示“据他所知”日本政府愿意就此与中方开展“对话”。
这个信息被迅速转达北京，但在江泽民的手里最终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全没有趁此良机机与日方交涉。中共平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伸张主权。陈毓祥几乎等于白白牺牲。
文章最后指出，正是中共一次又一次的回避、退让，才让日本敢于在钓鱼岛实行实际控制上步步得逞。如今已经四十年，日本在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事实已经随着这次拘捕香港保钓人士而变得越来越确凿，“如果在当今不能彻底解决主权问题，哪怕迫使日本表面承认钓鱼岛主权仍然有争议，我们仍然会真正的失去钓鱼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