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31日讯】陆征祥(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年)，字子欣，一作子兴，上海人。中国近代着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着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经在伦敦传教会工作。
一个被人遗忘的民国要人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圣安德修道院内，低沉缓慢的乐声配合着摇曳闪烁的灯光，庄严肃穆的气氛让人大气都不敢出。院长南文主教面前跪着十名虔诚的信徒，他们通过了修道院数月的生活体验，已获准成为本笃会的新修士。此刻，南文主教正为他们举行“更衣礼”。
本笃会是天主教中称得上最古老的一支教派，它以清苦简朴和顽固守旧闻名于世。它向来不重豪华的礼仪，但是这天，修道院却破例接待了许多显赫的来宾。
在一旁观瞻的人，除了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的神职人员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当时的驻比利时公使、驻法公使、驻葡萄牙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以及这些外交官的眷属们。驻瑞士公使贝尔捷也在场。这群军政要人，尤其是外交官们来到这僻静的修道院，是因为在这十个即将脱下凡装俗服的人中，有一个曾长期担任要职的中国人—曾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史上参与签订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与巴黎和会有着密切关系的陆征祥。
五十六岁的陆征祥换上了黑粗布的修士服，原本单薄的躯体更显得瘦弱。他那剃得秃秃的小脑袋、干瘪的面颊和松弛的嘴角，使他显出与年龄不符的衰老和疲惫。从一副老式无框的圆眼镜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一对典型的中国人的小黑眼睛，那眼神里透着一种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柔顺。在场的中外官员们各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沉默地、略带好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中国老人。他们中有的人或许记得一九二零年前的陆征祥，那位服饰华丽、举止典雅，带几分欧化味儿的外交总长，头顶礼帽，胸前挂满各色绶带和耀眼的勋章；依稀的山羊胡须颇有风度地垂到颔下，唇髭别致地微微向上弯着……这一切连同那含蓄而矜持的神情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
此时，他那对喜怒不形于色的小眼睛里，似乎隐隐透露出忧愁和迷惘的悲凉。在这位修士虔诚、善静和彷彿知命乐天的外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南文院长于更衣礼毕后，向十名新入会的修士致辞，最后来到陆征祥跟前，对他说：“阁下，这是您最后一次被称为阁下了。您进入修道院，并不意味着您已经中止自己作为大使的使命。从此以后，您在我们中间就是远东人民大家庭的正式代表了……”
就这样，陆征祥沉浮于宦海十多年后，绝弃了世俗，开始了他清苦的修士生活。他以近花甲之年同十二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修士一起恪守院内教规，喝凉水，啃干面包，苦苦地学习拉丁文和必修的神学。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竟然选择比利时一所修道院作为自己的墓庐，外界不由得产生疑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父亲和老师
陆征祥祖籍上海，父亲陆诚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靠给英国伦敦教会当传道员，沿街叫卖圣经、散发宗教小图片为生。可以想见，陆征祥自幼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陆征祥的母亲体弱多病，在人世上只活了三十七年。陆征祥七岁时，辗转于病床八年之久的母亲终于去世。实际上，他在失去母亲之前便已失去母爱，因为母亲在生他之前还生过一个女孩，只活了几星期就夭折了，后来才生下陆征祥。陆征祥出世时，也是羸弱不堪的。母亲生他后得了水肿病，痛苦呻吟，不能持家。整个家庭日趋贫困，及至母亲去世。幼小的陆征祥从未奢想过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摆弄父亲传道用的彩色照片。日子久了，他不但对图片中描述的人和事发生了兴趣，自己竟也会动手模仿绘制些图片了。
父亲不忍心让孩子终日在家一无所学，便设法让孩子读了几天私塾。陆征祥十三岁时，他父亲把他送进上海广方言馆，从法国教师阿尔方斯·博杜学习法文；同时也学一些中文，主要是念《四书》。陆征祥专心学了几年，十八岁时因患了一场大病，辍学一年。二十一岁时，陆征祥进北京，考入同文书馆。同文书馆是附设于当时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请了一些外国人教授外文。陆征祥在同文书馆内，跟一个叫查尔斯·瓦布罗的教授学法国文学；中文课本则是《礼记》。这个时期的陆征祥压根儿没想到由于他会外文，会使他的一生发生什么变化。他只想毕业后找个机会出国留学，学点谋生的本事回国，好在邮政、海关等需要用外文，薪金又较高的地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他的老父亲。出于这一念头，陆征祥学习十分努力，法文成绩在书馆内始终遥遥领先。他的父亲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一八八九年一月，陆征祥满二十二岁，他一生中的转机到来了。当时驻俄、德、荷、奥的四国钦差许景澄，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派陆征祥到俄国圣彼得堡任四等翻译官。陆征祥以他的随和、温顺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升至参赞。他先后在许景澄、杨儒、胡维德手下工作。许景澄的改良主义对陆征祥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面对正在衰亡的清王朝，许景澄教导陆征祥说：“对正在衰亡中的制度，你绝不要加以留恋，更不要追随它，也不要谴责它，只要克尽自己的职责，像欧洲国家卓越的政治家那样，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行了。为此，尽管一方面中国的达官贵人由于你不去阿谀奉承而不悦；另一方面，欧洲社会诅咒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为低贱的人，你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欺凌，并保持缄默。”
话是这么说，周游了列国后的许景澄，明显地感到清皇室的腐朽衰败，忧国之情仍使他萌生改良之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被许景澄视为国耻，他谆谆教诲陆征祥不要忘记。许景澄对陆征祥的影响，恰如陆征祥本人所说：“我没有他，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士。”
原来，许景澄出使欧洲，目睹天主教会的势力渗透欧洲社会各阶层，尽管他本人并非天主教徒，却苦口婆心开导弟子陆征祥说?押“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会有机会观察天主教。它有各种宗派和不同的教会。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宗派，进入它的领域并研究它的学说，实践它的戒条，观察它的管理方法。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你的外交生涯后，你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部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的核心力量后，你要把它带给中国……”陆征祥的恩师把欧洲的力量理解为天主教，他鼓励自己的弟子认真去钻研、掌握这门宗教的精髓，他自己都不会料到，这一奇特的“宗教救国论”在陆征祥的心灵上竟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八九七年，许景澄奉召回国，任吏部左侍郎，后迁至内阁学士，仍然主管外交。这时，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零年，许景澄、徐用仪等五大臣因进谏逆太后意，被当作内乱祸根的替罪羊而斩首。
陆征祥那时正随着杨儒公使，为东北三省之事同沙俄谈判。噩耗传来，陆征祥不禁大哭失声，他立志要继承恩师的志愿，在外交上做番事业以御外侮。谁知第二年，清室即同入侵的八国签订了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此刻，陆征祥内心对恩师的教诲更是铭感五内，奴化思想的影响使他认为，洋大人是不能得罪的，忠厚克制方能免招杀身之祸。
以后，在陆征祥任外交总长时，许景澄的遗像在北京他的会客室中悬挂过，也在伯尔尼中国会馆内挂过。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甚至用自己一个月的俸禄，定制了许景澄的银质圆形纪念章，分赠给荷兰女王、奥匈皇帝、沙皇及一些中国知名人士。晚年，在陆征祥当了修士后，逢先师忌日，他仍不忘撰文悼念：“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我者，我师也……”
离奇的婚姻
陆征祥自一八九三年起，在俄国圣彼得堡度过了十四个年头，到一九零六年方才结束他在俄使馆的生活。
一八九七年，对陆征祥来说，是个阴暗的年头。先是许景澄被召回国，紧接着是杨儒自缢。陆征祥作为杨儒形影不离的翻译官，详细记录了每次谈判交涉的经过。他自己说：“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驻俄公使杨儒，不就是由于沙皇逼迫他同意让出东三省的主权，清廷对此又迟迟不下明旨，杨儒悲愤交加，才走上绝路的？这对陆征祥的打击非同小可。他从中接受了些什么教训呢？他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年，即一八九八年，他似乎很快就忘却了悲痛，同比利时驻俄公使勒海的亲戚，一位比国将军的孙女培德·博斐热恋起来。两人交往了约一年，于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的圣卡特琳天主教堂正式结婚。
当时使馆上下，包括尚在世的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对陆征祥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无不极力反对。但陆征祥不顾一切，违背了众人的意愿，完全拜倒在这位体格健壮、谈吐风雅的外国名门闺秀的石榴裙下。他对培德女士可谓一见倾心，不但言听计从，且逢人便夸自己的妻子如何贤惠睿智，如何值得崇敬。他自己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
人们很快发现，素来谨慎谦恭的陆征祥变了。他从信仰基督教改为皈依天主教；剪掉了长得几乎拖到地上的辫子，激烈的行动甚至超出了维新变法的康、梁，以致他每次回国休假、办事，都不得不重新装上一条假辫子，去同清朝官员们厮混。
陆征祥对外籍夫人的钟爱在当时上流社会几乎尽人皆知，伉俪之情为中外人士所瞩目。然而奇怪的是，丈夫自始至终讳言妻子的年龄。人们只知道，陆征祥结婚时是二十八岁，却无法推断他那位装束华贵、举止优雅的外国夫人的真实年龄。年轻的陆征祥对自己的妻子始终用情专一，绝不沾染达官贵人们常有的寻花问柳的通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黄发碧眼女子日益丰满富态起来，她虽然从未养育过一儿半女，但在干瘦矮小的陆征祥身边却俨然有着母亲的风度。陆征祥从不提及妻子的出生年月，直到陆征祥去世后，这一秘密才被他的秘书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原来培德夫人比她的丈夫大了十八岁之多！陆征祥的身世使他产生一种寻求依护的情感，年长的妻子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上，实际都起着“母亲”的作用。
一九一二年，陆征祥首次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培德夫人被袁世凯邀请来协助接待各国使节夫人，她熟谙礼节，深得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好感。袁世凯称她为“女礼官长”。
后来，陆征祥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从此把培德夫人视作自己唯一的亲人。
外交征途如履薄冰
一九零六年后，陆征祥凭着他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柔顺的性情，又依仗着他那位黄发碧眼的妻子的点拨，来往穿梭于欧洲各国。他曾调任过清廷驻荷兰的公使，先后参加过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当然那都毫无实际意义。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备受欺凌的中国，不啻是个讽刺。
就拿一九零七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来说，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当时驻海牙的公使陆征祥担任。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名单上，仅次于陆征祥的却是一个外国人——前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汉森·福斯特。这位福斯特不仅对自己的国籍、身份彷彿一无所知，还专横地把他的外孙，他所疼爱的十九岁的杜勒斯定位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陆征祥又一次深感洋人权威的厉害。他由于长期在国外，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交往，自然会发现外国同中国比，有许多不同处，比如，外国的君臣在宴会上可以一同喝酒、跳舞，而清朝皇帝即使在国势艰危时，仍念念不忘“龙体尊严”。他不明白原因何在，但类似的这些差别，使他在政治上开始倾向“改良”。
一八九六年六月，李鸿章以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名，带着儿子神秘地来到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陆征祥在圣彼得堡例行外交礼仪，对李鸿章莫斯科一行的真正内情毫不了解。他在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后，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才见到这些密约的全文。
没过几年，日俄关系紧张起来。陆征祥恰在这时得知父亲病重，他迫于形势无法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国事、家事缠身，他感到苦闷、伤感，但他还是努力在外交界活动。一九零六年，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还专程去俄国谒见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沙皇赠赐的大授勋章。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外籍夫人的“襄助”。在培德夫人的帮助下，陆征祥在大小列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争平衡、求生存。同样，由于夫人的斡旋应酬，他在荷兰同上层人物混得也不错。夫妻俩尽一切可能讲究使馆的排场，并举办各种名目的宴会。在夫人的指点下，陆征祥在瑞士洛加诺湖畔买下一幢别墅，以培德夫人母亲的名字命名，称之为“盖达别墅”。
这一期间，陆征祥以公使身份，曾受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在北京举行谈判，于一九一一年签订了“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接着，他又被派往俄国任公使。他携夫人重返俄国首都，大整使馆屋舍，精心布置，准备举行一系列宴会，这是他在各种矛盾的缝隙中保存个人体面的惯用手法。一个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小人物因此被各国使节称赞为“懂得外交”的中国“新式外交家”。在中国被各国垂涎虎视的时候，陆征祥这样的“外交家”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
正当陆征祥踌躇满志，要广交新友联络旧友时，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发展到南北议和的阶段。陆征祥在北京结识的朋友梁士诒密电嘱他联合外交使节电促溥仪退位。驻俄参赞王广祈也力主发电。于是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电，促清帝溥仪退位。陆征祥不知道，梁士诒同袁世凯有何等密切的关系，梁的密电实乃袁的意旨。
果然，陆征祥第二天就收到了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发回的电文，电文表彰陆征祥“趋重共和”，“拟请留中，毋庸降旨”。陆征祥受宠若惊，驱帝运动更加积极，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发了第二份促电。这份促电得到驻意、日、德、英、奥等国使节们的响应，他们纷纷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两个月后，清帝溥仪接受礼遇终于退位，袁世凯一举夺得总统宝座。他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阁，唐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陆当时还在国外，接电后复文，表示自己精力、才力皆不足以应付时艰，坚辞不就。国内再三来电，声称陆是早已赞成共和之人，不任职于理不合。陆征祥与夫人商议后，动身启程，回国就职了。
陆征祥就职后，一切比照法国、比利时的外交机构行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巴黎的外交官制服礼仪为楷模，对他主管的外交部人员的服装款式和脱帽行礼都来了个改革。然后他又搜集了许多资料，打算对外交行政也做一番改革变动。比如对选用人员、经费开支、工作制度等等，他都有过一些规划，应当说，他心里确曾希望前进一步。他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至少在外交事务上“现代化”——欧化一些，但他的尝试仅限于细枝末节，在关键的、重大的问题上，他不仅无法按一般国际惯例行事，反而还得做出妥协让步。就拿外国驻中国的使节来说，他们的使馆集中于东交民巷，一切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遇有利害关系就集会联合商量对策，形成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一个外交总长在他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陆征祥是无法按一般外交惯例召见他们的。他只好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移樽就教，让外交部的秘书走访、联络各外国使节。这一劣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的末日。
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派别多如牛毛。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当权人物如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先是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令陆征祥继任总理。哪晓得这位只会开宴会、点菜单的外交总长对此毫无经验，事先连发言稿也未准备就匆匆去出席议会。他一看数百名闹哄哄的议员就吓呆了，既提不出施政方针，又讲不清阁员名单，文不对题、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气，全场大哗。结果，袁世凯命他提出的那些候选人全遭否决。他狼狈不堪，当即辞职。赵秉钧起而代之当了总理，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暂时被安置在总统府内当“顾问”。
梁如浩好景不长，上任一个月就辞职，陆征祥重又上任当他的外交总长。这时沙俄外交大臣企图利用同陆的旧关系，吞并外蒙古。陆的妥协遭到国会反对，他不得不再次辞职。外交总长一职由孙宝琦就任。由于国外各种势力的牵制和影响，国内政治变幻莫测，政治舞台上各式人物来回更替。然而不管怎么换，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摆脱不了中国受外国列强欺侮的局面。
陆征祥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竭尽一切可能不卷入其中。他高举“超然主义”的旗帜，标榜自己无党无派，说穿了，就是哪派也不敢得罪。他不过是一个腐朽无能的北洋政府的外交工具而已。
文章来源：海内与海外
一个被人遗忘的民国要人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圣安德修道院内，低沉缓慢的乐声配合着摇曳闪烁的灯光，庄严肃穆的气氛让人大气都不敢出。院长南文主教面前跪着十名虔诚的信徒，他们通过了修道院数月的生活体验，已获准成为本笃会的新修士。此刻，南文主教正为他们举行“更衣礼”。
本笃会是天主教中称得上最古老的一支教派，它以清苦简朴和顽固守旧闻名于世。它向来不重豪华的礼仪，但是这天，修道院却破例接待了许多显赫的来宾。
在一旁观瞻的人，除了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的神职人员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当时的驻比利时公使、驻法公使、驻葡萄牙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以及这些外交官的眷属们。驻瑞士公使贝尔捷也在场。这群军政要人，尤其是外交官们来到这僻静的修道院，是因为在这十个即将脱下凡装俗服的人中，有一个曾长期担任要职的中国人—曾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史上参与签订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与巴黎和会有着密切关系的陆征祥。
五十六岁的陆征祥换上了黑粗布的修士服，原本单薄的躯体更显得瘦弱。他那剃得秃秃的小脑袋、干瘪的面颊和松弛的嘴角，使他显出与年龄不符的衰老和疲惫。从一副老式无框的圆眼镜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一对典型的中国人的小黑眼睛，那眼神里透着一种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柔顺。在场的中外官员们各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沉默地、略带好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中国老人。他们中有的人或许记得一九二零年前的陆征祥，那位服饰华丽、举止典雅，带几分欧化味儿的外交总长，头顶礼帽，胸前挂满各色绶带和耀眼的勋章；依稀的山羊胡须颇有风度地垂到颔下，唇髭别致地微微向上弯着……这一切连同那含蓄而矜持的神情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
此时，他那对喜怒不形于色的小眼睛里，似乎隐隐透露出忧愁和迷惘的悲凉。在这位修士虔诚、善静和彷彿知命乐天的外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南文院长于更衣礼毕后，向十名新入会的修士致辞，最后来到陆征祥跟前，对他说：“阁下，这是您最后一次被称为阁下了。您进入修道院，并不意味着您已经中止自己作为大使的使命。从此以后，您在我们中间就是远东人民大家庭的正式代表了……”
就这样，陆征祥沉浮于宦海十多年后，绝弃了世俗，开始了他清苦的修士生活。他以近花甲之年同十二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修士一起恪守院内教规，喝凉水，啃干面包，苦苦地学习拉丁文和必修的神学。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竟然选择比利时一所修道院作为自己的墓庐，外界不由得产生疑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父亲和老师
陆征祥祖籍上海，父亲陆诚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靠给英国伦敦教会当传道员，沿街叫卖圣经、散发宗教小图片为生。可以想见，陆征祥自幼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陆征祥的母亲体弱多病，在人世上只活了三十七年。陆征祥七岁时，辗转于病床八年之久的母亲终于去世。实际上，他在失去母亲之前便已失去母爱，因为母亲在生他之前还生过一个女孩，只活了几星期就夭折了，后来才生下陆征祥。陆征祥出世时，也是羸弱不堪的。母亲生他后得了水肿病，痛苦呻吟，不能持家。整个家庭日趋贫困，及至母亲去世。幼小的陆征祥从未奢想过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摆弄父亲传道用的彩色照片。日子久了，他不但对图片中描述的人和事发生了兴趣，自己竟也会动手模仿绘制些图片了。
父亲不忍心让孩子终日在家一无所学，便设法让孩子读了几天私塾。陆征祥十三岁时，他父亲把他送进上海广方言馆，从法国教师阿尔方斯·博杜学习法文；同时也学一些中文，主要是念《四书》。陆征祥专心学了几年，十八岁时因患了一场大病，辍学一年。二十一岁时，陆征祥进北京，考入同文书馆。同文书馆是附设于当时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请了一些外国人教授外文。陆征祥在同文书馆内，跟一个叫查尔斯·瓦布罗的教授学法国文学；中文课本则是《礼记》。这个时期的陆征祥压根儿没想到由于他会外文，会使他的一生发生什么变化。他只想毕业后找个机会出国留学，学点谋生的本事回国，好在邮政、海关等需要用外文，薪金又较高的地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他的老父亲。出于这一念头，陆征祥学习十分努力，法文成绩在书馆内始终遥遥领先。他的父亲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一八八九年一月，陆征祥满二十二岁，他一生中的转机到来了。当时驻俄、德、荷、奥的四国钦差许景澄，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派陆征祥到俄国圣彼得堡任四等翻译官。陆征祥以他的随和、温顺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升至参赞。他先后在许景澄、杨儒、胡维德手下工作。许景澄的改良主义对陆征祥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面对正在衰亡的清王朝，许景澄教导陆征祥说：“对正在衰亡中的制度，你绝不要加以留恋，更不要追随它，也不要谴责它，只要克尽自己的职责，像欧洲国家卓越的政治家那样，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行了。为此，尽管一方面中国的达官贵人由于你不去阿谀奉承而不悦；另一方面，欧洲社会诅咒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为低贱的人，你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欺凌，并保持缄默。”
话是这么说，周游了列国后的许景澄，明显地感到清皇室的腐朽衰败，忧国之情仍使他萌生改良之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被许景澄视为国耻，他谆谆教诲陆征祥不要忘记。许景澄对陆征祥的影响，恰如陆征祥本人所说：“我没有他，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士。”
原来，许景澄出使欧洲，目睹天主教会的势力渗透欧洲社会各阶层，尽管他本人并非天主教徒，却苦口婆心开导弟子陆征祥说?押“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会有机会观察天主教。它有各种宗派和不同的教会。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宗派，进入它的领域并研究它的学说，实践它的戒条，观察它的管理方法。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你的外交生涯后，你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部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的核心力量后，你要把它带给中国……”陆征祥的恩师把欧洲的力量理解为天主教，他鼓励自己的弟子认真去钻研、掌握这门宗教的精髓，他自己都不会料到，这一奇特的“宗教救国论”在陆征祥的心灵上竟深深地扎下了根。
一八九七年，许景澄奉召回国，任吏部左侍郎，后迁至内阁学士，仍然主管外交。这时，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零年，许景澄、徐用仪等五大臣因进谏逆太后意，被当作内乱祸根的替罪羊而斩首。
陆征祥那时正随着杨儒公使，为东北三省之事同沙俄谈判。噩耗传来，陆征祥不禁大哭失声，他立志要继承恩师的志愿，在外交上做番事业以御外侮。谁知第二年，清室即同入侵的八国签订了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此刻，陆征祥内心对恩师的教诲更是铭感五内，奴化思想的影响使他认为，洋大人是不能得罪的，忠厚克制方能免招杀身之祸。
以后，在陆征祥任外交总长时，许景澄的遗像在北京他的会客室中悬挂过，也在伯尔尼中国会馆内挂过。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甚至用自己一个月的俸禄，定制了许景澄的银质圆形纪念章，分赠给荷兰女王、奥匈皇帝、沙皇及一些中国知名人士。晚年，在陆征祥当了修士后，逢先师忌日，他仍不忘撰文悼念：“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我者，我师也……”
离奇的婚姻
陆征祥自一八九三年起，在俄国圣彼得堡度过了十四个年头，到一九零六年方才结束他在俄使馆的生活。
一八九七年，对陆征祥来说，是个阴暗的年头。先是许景澄被召回国，紧接着是杨儒自缢。陆征祥作为杨儒形影不离的翻译官，详细记录了每次谈判交涉的经过。他自己说：“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驻俄公使杨儒，不就是由于沙皇逼迫他同意让出东三省的主权，清廷对此又迟迟不下明旨，杨儒悲愤交加，才走上绝路的？这对陆征祥的打击非同小可。他从中接受了些什么教训呢？他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年，即一八九八年，他似乎很快就忘却了悲痛，同比利时驻俄公使勒海的亲戚，一位比国将军的孙女培德·博斐热恋起来。两人交往了约一年，于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的圣卡特琳天主教堂正式结婚。
当时使馆上下，包括尚在世的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对陆征祥同一个外国女子结婚无不极力反对。但陆征祥不顾一切，违背了众人的意愿，完全拜倒在这位体格健壮、谈吐风雅的外国名门闺秀的石榴裙下。他对培德女士可谓一见倾心，不但言听计从，且逢人便夸自己的妻子如何贤惠睿智，如何值得崇敬。他自己说：“这是我生平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
人们很快发现，素来谨慎谦恭的陆征祥变了。他从信仰基督教改为皈依天主教；剪掉了长得几乎拖到地上的辫子，激烈的行动甚至超出了维新变法的康、梁，以致他每次回国休假、办事，都不得不重新装上一条假辫子，去同清朝官员们厮混。
陆征祥对外籍夫人的钟爱在当时上流社会几乎尽人皆知，伉俪之情为中外人士所瞩目。然而奇怪的是，丈夫自始至终讳言妻子的年龄。人们只知道，陆征祥结婚时是二十八岁，却无法推断他那位装束华贵、举止优雅的外国夫人的真实年龄。年轻的陆征祥对自己的妻子始终用情专一，绝不沾染达官贵人们常有的寻花问柳的通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黄发碧眼女子日益丰满富态起来，她虽然从未养育过一儿半女，但在干瘦矮小的陆征祥身边却俨然有着母亲的风度。陆征祥从不提及妻子的出生年月，直到陆征祥去世后，这一秘密才被他的秘书在清理遗物时发现，原来培德夫人比她的丈夫大了十八岁之多！陆征祥的身世使他产生一种寻求依护的情感，年长的妻子在他的生活和事业上，实际都起着“母亲”的作用。
一九一二年，陆征祥首次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培德夫人被袁世凯邀请来协助接待各国使节夫人，她熟谙礼节，深得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好感。袁世凯称她为“女礼官长”。
后来，陆征祥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从此把培德夫人视作自己唯一的亲人。
外交征途如履薄冰
一九零六年后，陆征祥凭着他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柔顺的性情，又依仗着他那位黄发碧眼的妻子的点拨，来往穿梭于欧洲各国。他曾调任过清廷驻荷兰的公使，先后参加过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当然那都毫无实际意义。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备受欺凌的中国，不啻是个讽刺。
就拿一九零七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来说，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当时驻海牙的公使陆征祥担任。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名单上，仅次于陆征祥的却是一个外国人——前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汉森·福斯特。这位福斯特不仅对自己的国籍、身份彷彿一无所知，还专横地把他的外孙，他所疼爱的十九岁的杜勒斯定位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陆征祥又一次深感洋人权威的厉害。他由于长期在国外，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交往，自然会发现外国同中国比，有许多不同处，比如，外国的君臣在宴会上可以一同喝酒、跳舞，而清朝皇帝即使在国势艰危时，仍念念不忘“龙体尊严”。他不明白原因何在，但类似的这些差别，使他在政治上开始倾向“改良”。
一八九六年六月，李鸿章以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名，带着儿子神秘地来到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陆征祥在圣彼得堡例行外交礼仪，对李鸿章莫斯科一行的真正内情毫不了解。他在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后，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才见到这些密约的全文。
没过几年，日俄关系紧张起来。陆征祥恰在这时得知父亲病重，他迫于形势无法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国事、家事缠身，他感到苦闷、伤感，但他还是努力在外交界活动。一九零六年，陆征祥任驻荷兰公使时，还专程去俄国谒见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沙皇赠赐的大授勋章。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外籍夫人的“襄助”。在培德夫人的帮助下，陆征祥在大小列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争平衡、求生存。同样，由于夫人的斡旋应酬，他在荷兰同上层人物混得也不错。夫妻俩尽一切可能讲究使馆的排场，并举办各种名目的宴会。在夫人的指点下，陆征祥在瑞士洛加诺湖畔买下一幢别墅，以培德夫人母亲的名字命名，称之为“盖达别墅”。
这一期间，陆征祥以公使身份，曾受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在北京举行谈判，于一九一一年签订了“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接着，他又被派往俄国任公使。他携夫人重返俄国首都，大整使馆屋舍，精心布置，准备举行一系列宴会，这是他在各种矛盾的缝隙中保存个人体面的惯用手法。一个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小人物因此被各国使节称赞为“懂得外交”的中国“新式外交家”。在中国被各国垂涎虎视的时候，陆征祥这样的“外交家”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
正当陆征祥踌躇满志，要广交新友联络旧友时，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发展到南北议和的阶段。陆征祥在北京结识的朋友梁士诒密电嘱他联合外交使节电促溥仪退位。驻俄参赞王广祈也力主发电。于是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电，促清帝溥仪退位。陆征祥不知道，梁士诒同袁世凯有何等密切的关系，梁的密电实乃袁的意旨。
果然，陆征祥第二天就收到了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发回的电文，电文表彰陆征祥“趋重共和”，“拟请留中，毋庸降旨”。陆征祥受宠若惊，驱帝运动更加积极，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发了第二份促电。这份促电得到驻意、日、德、英、奥等国使节们的响应，他们纷纷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两个月后，清帝溥仪接受礼遇终于退位，袁世凯一举夺得总统宝座。他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阁，唐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陆当时还在国外，接电后复文，表示自己精力、才力皆不足以应付时艰，坚辞不就。国内再三来电，声称陆是早已赞成共和之人，不任职于理不合。陆征祥与夫人商议后，动身启程，回国就职了。
陆征祥就职后，一切比照法国、比利时的外交机构行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巴黎的外交官制服礼仪为楷模，对他主管的外交部人员的服装款式和脱帽行礼都来了个改革。然后他又搜集了许多资料，打算对外交行政也做一番改革变动。比如对选用人员、经费开支、工作制度等等，他都有过一些规划，应当说，他心里确曾希望前进一步。他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至少在外交事务上“现代化”——欧化一些，但他的尝试仅限于细枝末节，在关键的、重大的问题上，他不仅无法按一般国际惯例行事，反而还得做出妥协让步。就拿外国驻中国的使节来说，他们的使馆集中于东交民巷，一切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遇有利害关系就集会联合商量对策，形成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一个外交总长在他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陆征祥是无法按一般外交惯例召见他们的。他只好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移樽就教，让外交部的秘书走访、联络各外国使节。这一劣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的末日。
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派别多如牛毛。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当权人物如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先是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令陆征祥继任总理。哪晓得这位只会开宴会、点菜单的外交总长对此毫无经验，事先连发言稿也未准备就匆匆去出席议会。他一看数百名闹哄哄的议员就吓呆了，既提不出施政方针，又讲不清阁员名单，文不对题、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气，全场大哗。结果，袁世凯命他提出的那些候选人全遭否决。他狼狈不堪，当即辞职。赵秉钧起而代之当了总理，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暂时被安置在总统府内当“顾问”。
梁如浩好景不长，上任一个月就辞职，陆征祥重又上任当他的外交总长。这时沙俄外交大臣企图利用同陆的旧关系，吞并外蒙古。陆的妥协遭到国会反对，他不得不再次辞职。外交总长一职由孙宝琦就任。由于国外各种势力的牵制和影响，国内政治变幻莫测，政治舞台上各式人物来回更替。然而不管怎么换，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摆脱不了中国受外国列强欺侮的局面。
陆征祥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竭尽一切可能不卷入其中。他高举“超然主义”的旗帜，标榜自己无党无派，说穿了，就是哪派也不敢得罪。他不过是一个腐朽无能的北洋政府的外交工具而已。
文章来源：海内与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