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7日讯】近日，一份调查引发广泛关注。调查题目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城市中，月薪标准居于第一位的是上海，“不惶恐”的底线为 9250元，其次是深圳，8780元月薪不惶恐，北京为8550元，以此类推。这个结果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大家普遍认为，即使个人收入超过了所谓“不惶恐”的标准，恐怕人们还是生活在惶恐不安当中。
关于“不惶恐”的问卷不觉让人想起了前段时间“你幸福吗”的调查。CCAV记者走上街头问路人幸福与否，不料一位大叔回答说：我姓曾。这段对话成为网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我不知道那位曾大叔每月领多少工资，也不知道他的月收入是否会让他感到惶恐。但假如央视记者问他的问题换成是“你惶恐吗”，我想，他应该会不假思索的回答问题说：“记者同志，本来我不惶恐，但你的这个问题问得我很惶恐。”曾大叔其实是很聪明的人，他既不想说出违心的答案，也害怕自己因为诚实而被跨省。于是，他除了姓曾别无选择。
当你在网上说句话、接受个小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要先掂量一下言论会不会被跨省，请问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不“惶恐”呢？太惶恐了，微臣简直是诚惶诚恐。显然，这种惶恐并不单纯是收入问题，即使和收入有一点关系吧，但收入越高并不证明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就会活得越不惶恐。实际上，穷人有穷人的惶恐，富人也有富人的惶恐。普通穷人害怕住不上房、结不起婚、看不起病、退不起休，整日心怀戚戚，活得如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般毫无安全感。但是中国的富人活得也很惶恐：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社会治安恶劣不堪，最让他们惶恐不安的事情是：要是身边某个官员一不小心落马了，自己可能会被调查小组的同志一起请进局子。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在一本书里说，从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以肇，到今天高度机械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常戚戚”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人们，尤其当一个社会无法为其公民提供有效的庇护之时，它的各个阶层都会感到莫名的惶恐。这种惶恐，是一种体制性的集体惶恐，而不单纯关系到经济收入的问题。系统化的惶恐才是惶恐的本质。
换句话说，“惶恐”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常态，但在某些极端的社会形态下，这种惶恐感会异常之高，而且是各阶层集体陷入惶恐。试问，在一个人人都活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有谁会还会记得说好的“幸福”呢？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叙事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描述了沙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农奴制度之后，俄国社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作者藉故事人物之口描述了他们寻访“能过上好日子”的人的过程，但最后却发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俄罗斯帝国，从上到下没有谁是真正获得幸福的人。表面优渥的上层阶级受着来自底层造反的压力，鸭梨山大；底层则沦为所谓“改革”的受害者，怨气四溢，可以说每个人都活得惴惴不安。此后的史实证明，俄国人用暴力革命结束了这种集体的惴惴不安，同时又开启了另一种更为恐怖的惴惴不安。
有人说，在河蟹社会唯一活得幸福的人是李刚、双江以及他们的儿子，但事实证明李刚们后来活得也很惶恐，不是吗？进一步说，即使地位尊贵如瓜瓜者，也是随时弄不好就需要米国政治避难的主，或者在京城开宝马也得注意，谨防车毁人亡。至于我们这些靠喝三聚氰胺长大的底层屁民，命如蓬草，连惶恐的资格怕都不具备。普通人的惶恐，还包括空气有毒、食品有害、高铁出轨、谣言可畏这类普世价值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仅仅是个收入问题。因为任凭你收入再高，河蟹社会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线是不会变的。惶恐，便是石头摸多了摸出的心病，过河时脚指头经常被潜伏河底的河蟹给夹着，由此落下了惶恐的病根。换言之，要想不再惶恐，最佳办法就是别继续干摸石头过河的勾当，而是正经修座桥，像个正常人那样从桥上走过河。
在天朝，从最高高在上的那个人，下到流落街头的一介乞丐，如今人人似乎都被“惶恐”附了体，包括作者在内。大家都不希望每次摸过河的时候都被河蟹夹脚，所以大家这才拼命攒钱逃离河蟹社会、移民到修桥的美利坚，成为华侨。其实当美国人哪里好呀，一群头脑简单吃着转基因食品的暴发户而已。但最起码，在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生活至少我不用改姓曾，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家门外有人拍门高喊：老乡，开门！我们是京东快递的，查水表！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关于“不惶恐”的问卷不觉让人想起了前段时间“你幸福吗”的调查。CCAV记者走上街头问路人幸福与否，不料一位大叔回答说：我姓曾。这段对话成为网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我不知道那位曾大叔每月领多少工资，也不知道他的月收入是否会让他感到惶恐。但假如央视记者问他的问题换成是“你惶恐吗”，我想，他应该会不假思索的回答问题说：“记者同志，本来我不惶恐，但你的这个问题问得我很惶恐。”曾大叔其实是很聪明的人，他既不想说出违心的答案，也害怕自己因为诚实而被跨省。于是，他除了姓曾别无选择。
当你在网上说句话、接受个小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要先掂量一下言论会不会被跨省，请问这样的生活怎么可能不“惶恐”呢？太惶恐了，微臣简直是诚惶诚恐。显然，这种惶恐并不单纯是收入问题，即使和收入有一点关系吧，但收入越高并不证明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就会活得越不惶恐。实际上，穷人有穷人的惶恐，富人也有富人的惶恐。普通穷人害怕住不上房、结不起婚、看不起病、退不起休，整日心怀戚戚，活得如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般毫无安全感。但是中国的富人活得也很惶恐：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社会治安恶劣不堪，最让他们惶恐不安的事情是：要是身边某个官员一不小心落马了，自己可能会被调查小组的同志一起请进局子。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在一本书里说，从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以肇，到今天高度机械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常戚戚”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人们，尤其当一个社会无法为其公民提供有效的庇护之时，它的各个阶层都会感到莫名的惶恐。这种惶恐，是一种体制性的集体惶恐，而不单纯关系到经济收入的问题。系统化的惶恐才是惶恐的本质。
换句话说，“惶恐”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常态，但在某些极端的社会形态下，这种惶恐感会异常之高，而且是各阶层集体陷入惶恐。试问，在一个人人都活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有谁会还会记得说好的“幸福”呢？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叙事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描述了沙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农奴制度之后，俄国社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作者藉故事人物之口描述了他们寻访“能过上好日子”的人的过程，但最后却发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俄罗斯帝国，从上到下没有谁是真正获得幸福的人。表面优渥的上层阶级受着来自底层造反的压力，鸭梨山大；底层则沦为所谓“改革”的受害者，怨气四溢，可以说每个人都活得惴惴不安。此后的史实证明，俄国人用暴力革命结束了这种集体的惴惴不安，同时又开启了另一种更为恐怖的惴惴不安。
有人说，在河蟹社会唯一活得幸福的人是李刚、双江以及他们的儿子，但事实证明李刚们后来活得也很惶恐，不是吗？进一步说，即使地位尊贵如瓜瓜者，也是随时弄不好就需要米国政治避难的主，或者在京城开宝马也得注意，谨防车毁人亡。至于我们这些靠喝三聚氰胺长大的底层屁民，命如蓬草，连惶恐的资格怕都不具备。普通人的惶恐，还包括空气有毒、食品有害、高铁出轨、谣言可畏这类普世价值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仅仅是个收入问题。因为任凭你收入再高，河蟹社会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线是不会变的。惶恐，便是石头摸多了摸出的心病，过河时脚指头经常被潜伏河底的河蟹给夹着，由此落下了惶恐的病根。换言之，要想不再惶恐，最佳办法就是别继续干摸石头过河的勾当，而是正经修座桥，像个正常人那样从桥上走过河。
在天朝，从最高高在上的那个人，下到流落街头的一介乞丐，如今人人似乎都被“惶恐”附了体，包括作者在内。大家都不希望每次摸过河的时候都被河蟹夹脚，所以大家这才拼命攒钱逃离河蟹社会、移民到修桥的美利坚，成为华侨。其实当美国人哪里好呀，一群头脑简单吃着转基因食品的暴发户而已。但最起码，在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生活至少我不用改姓曾，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家门外有人拍门高喊：老乡，开门！我们是京东快递的，查水表！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