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0日讯】一个写颂歌，也死于颂歌的作家
“共识网”有篇署名王俊义的文章，讲述了作家杨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于颂歌，也死于颂歌的事儿。文章说：六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人4000万左右。在人民饥饿得难以忍受时，散文家杨朔看到的，却是比荔枝蜜还要甘甜的生活。他在散文《荔枝蜜》中这样写道：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甘甜呢。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也许杨朔渐渐被人忘记了，可他的散文《荔枝蜜》还在用一种歌颂形式，来记忆饿死人的时代。读他散文的人感觉，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根本就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假若把杨朔的《荔枝蜜》和杨继绳的《墓碑》放在一起，人们怎么评价，两个姓杨的人笔下的同一个时代的历史。文章说，杨朔是个写颂歌的作家，可他也因为写颂歌获罪，吃安眠药自杀了。罪行之一，就是颂歌《荔枝蜜》中说的蜂王被蜜蜂供养，是在影射毛泽东。你看，一个写颂歌的人，也会在颂歌里留下把柄，成为死去的理由。杨朔的散文《海市》、《雪浪花》、《茶花赋》，都是六十年代初期颂歌的典范，但是，人们都在里边找到了杨朔“反动”的一面。文章最后说，杨朔死的很惨，甚至没留下自己的身体。在他的骨灰盒里，装着的是他的钢笔和眼镜。这就是，一个颂歌写作者的悲惨结局。
校园“谍战”戕害儿童身心
有媒体报导，最近，深圳前海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校方称，此举是为了了解学生心里情况，以便及时解决。对此，网上有篇署名欧阳凯的文章评论说：校园“谍战”并不奇怪，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身边的很多所谓的“好学生”，都是老师的谍报员，以班干部为主，他们就像埋藏在整个班级里的定时炸弹，随时将身边同学的情况汇报给老师，比如哪个学生谈恋爱了，哪个同学背后骂老师了等等，都是汇报的重点。在中国当下，这种设立“情报员”的方式管理学生，近乎常态，在学校师生对立的情况下，老师为了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就需要在班级设立“情报员”，蒐集“情报”，以对违纪学生进行“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近年来，不断有这种新闻见诸报端。“武汉某初中二年级班主任刘老师，在管理班级时，鼓励同学互相监督、举报，被举报的同学要扣分，举报者加分”。如今，这种“人盯人”的谍战情节，也渗透到中国的大学里，成为学校规训、管理学生的一大“利器”。《武汉晚报》曾经报导，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新班规，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被一名神秘同学，于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文章说，校园谍战在小学异常普遍，这种谍战延续了几十年，逐渐蔓延到现在的大学校园。“告密”，在道德上难以被人接受，它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使周围的人感到了不安全。有心理学家表示，对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一生中，他都很难坦诚地、轻松地面对他人。除此之外，鼓励告密也让“告密者”陷入到一种“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来自“被告者”的暴力伤害。这说明，用“告密游戏”进行班级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胆大包天的懦夫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经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共识网”有篇署名王俊义的文章，讲述了作家杨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于颂歌，也死于颂歌的事儿。文章说：六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人4000万左右。在人民饥饿得难以忍受时，散文家杨朔看到的，却是比荔枝蜜还要甘甜的生活。他在散文《荔枝蜜》中这样写道：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甘甜呢。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也许杨朔渐渐被人忘记了，可他的散文《荔枝蜜》还在用一种歌颂形式，来记忆饿死人的时代。读他散文的人感觉，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根本就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假若把杨朔的《荔枝蜜》和杨继绳的《墓碑》放在一起，人们怎么评价，两个姓杨的人笔下的同一个时代的历史。文章说，杨朔是个写颂歌的作家，可他也因为写颂歌获罪，吃安眠药自杀了。罪行之一，就是颂歌《荔枝蜜》中说的蜂王被蜜蜂供养，是在影射毛泽东。你看，一个写颂歌的人，也会在颂歌里留下把柄，成为死去的理由。杨朔的散文《海市》、《雪浪花》、《茶花赋》，都是六十年代初期颂歌的典范，但是，人们都在里边找到了杨朔“反动”的一面。文章最后说，杨朔死的很惨，甚至没留下自己的身体。在他的骨灰盒里，装着的是他的钢笔和眼镜。这就是，一个颂歌写作者的悲惨结局。
校园“谍战”戕害儿童身心
有媒体报导，最近，深圳前海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校方称，此举是为了了解学生心里情况，以便及时解决。对此，网上有篇署名欧阳凯的文章评论说：校园“谍战”并不奇怪，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身边的很多所谓的“好学生”，都是老师的谍报员，以班干部为主，他们就像埋藏在整个班级里的定时炸弹，随时将身边同学的情况汇报给老师，比如哪个学生谈恋爱了，哪个同学背后骂老师了等等，都是汇报的重点。在中国当下，这种设立“情报员”的方式管理学生，近乎常态，在学校师生对立的情况下，老师为了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就需要在班级设立“情报员”，蒐集“情报”，以对违纪学生进行“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近年来，不断有这种新闻见诸报端。“武汉某初中二年级班主任刘老师，在管理班级时，鼓励同学互相监督、举报，被举报的同学要扣分，举报者加分”。如今，这种“人盯人”的谍战情节，也渗透到中国的大学里，成为学校规训、管理学生的一大“利器”。《武汉晚报》曾经报导，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新班规，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被一名神秘同学，于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文章说，校园谍战在小学异常普遍，这种谍战延续了几十年，逐渐蔓延到现在的大学校园。“告密”，在道德上难以被人接受，它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使周围的人感到了不安全。有心理学家表示，对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一生中，他都很难坦诚地、轻松地面对他人。除此之外，鼓励告密也让“告密者”陷入到一种“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来自“被告者”的暴力伤害。这说明，用“告密游戏”进行班级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胆大包天的懦夫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经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