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1日讯】(新唐人报导)寒冷,饥饿,疲劳!突然失去的家,流浪的乞丐!
奥运申办成功,举国欢庆。欢庆什么呢?人们忘记了一切,人们不知道奥运将如何和自己的生活挂钩。人们,具体地说是无权无势的百姓们不知道自己已在欢庆中掉进了陷阱,将逐步、逐个的,走近深渊,走近灾难直至坟墓。
当欢庆的笑脸还未停下来,百姓们的家便陆续的被强拆,被夷为平地;财产抢光,流落街头。和自己有关的公有的厂矿土地陆续的在不知不觉中,瞬间被换了产权换了主人,自己工作了一生的单位在换了几块牌子之后,已经和自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了。就连自己的家园菜地也在突然的某一天,突然不属于自己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断的有善良无辜的百姓以各种方式失去自由、失去健康、失去生命、惨不忍睹。遍地的冤民们不得不收起笑脸,继而哭丧着脸狼狈的携妻儿涌向北京,涌向“两办”,涌向中南海。
北京“两办”等地,只管向前来告状的人们登记发放表格,填写错了不行,还得具备很多手续,少一样儿不行。起早排队,不然拿不到号儿,连大门都进不去。人们远道而来,舟车往返计算时间,样样不差,唯恐材料递不上去。路远的就只能头天晚上来到大门口排队等候,熬过漫漫长夜。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季,还是蚊虫肆虐的伏天,为的是明天一早能交上控告材料。再经过搜身、查包必不可少的安检,再随着长龙般的队伍涌到了那小小的接待窗口,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必须清晰简练准确。也就三、五分钟吧,窗口里便传出送客的的声音,同时递出一张印着某个地址的小纸条,让你到小纸条上指示的地方、部门去。这时你就可以走了,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保安上来强行让你走,同时后面等待多时的焦灼烦躁的人们也绝不会允许你再啰嗦。如果你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都不清楚,那就对不起了,材料被扔出——滚蛋!唉,一切努力归零!哭喊叫骂愤怒晕倒,都是不可以的,那里是庄严的国家级的办公殿堂,岂容屁民放肆?
中南海等地,相对简单多了。只要人去了,马上就有警察过来接待你。对待上访告状的人,都是拿身份证先登记,再通知当地政府来接人,回当地处理解决,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再来找,循环往复,年复一年。因为来访者告的就是那制造冤案的当地的官员,北京批下来的文件,所反映的问题又都转回到制造冤案的人的手里,这官司怎么可能告得下来呢?虽然官方总爱宣布:某某地没有一个上访的。如果有,听说作为上级的北京方面,是要罚当地款的,所以有“劫访的”职业的出现。“劫访的”吃住在北京全报销,算出差有补助,不需要什么能力,凶狠残忍敢下手抓人就行,打坏了没关系,“反正打的是上访的”。
专门负责中南海的安保工作的府右街派出所,面对汹涌的上访告状的全国各地冤民,负责登记,往上汇报,往下指示各地来接人,以疏散上访的人潮。先由负责外勤的大警车到中南海的各个门口和四周把“上访的”和“像上访的”人“装车”,然后卸到府右街派出所院儿里的一边儿,登记。登完记的到里边儿去等着。警察则再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往各个地方政府打电话,来接人。
这项工作是很艰苦的。有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说话很难听懂,还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的,就更难听懂。他们拿着大包儿小包儿,扶老携幼,或缺胳膊少腿拄着拐,或头顶上没有头盖骨,具体地说至少是某个部位的头盖骨少一块。随着呼吸,没有头盖骨的那一块儿在那里一动一动的,(就现在,2011年以来,就在北京的地铁里,常见一年轻女子架着双拐要钱,时而拿下帽子,让人们看那凹进一块的头顶)。或烧的面目全非,不知他或她的本来面目。还有被伤害后不能动,没死还活着的,被亲人们用一辆木质的架子车推来的。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异味儿难闻。
有的老太太穿着少数民族的脏衣服或特早年间的偏襟衣服,朴实善良,瘦小枯干得像个孩子,也就七十多斤的体重,说话听不懂,她们一定来自遥远的深山村寨,辛劳了一生,她们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好像就要倒下了。
她们或他们的诉求一定很重大,淳朴倔强使他们到几千里之外的首都来讨公道。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太高,但很自然很平静也很不容易。也可能是几只红薯或是一头牛或是一个破草棚。在城里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在官员的眼里,就更是不值得一谈,他们就该死。但是,在那山民眼里,几块红薯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口粮。一头牛就是她或他一家人最值钱的生产工具,是他家里的一个成员。一个破草棚,就是他一家老小的栖身之所,是她生活的全部。没有哪个官员会因为臣民物质生活的贫穷落后,有着诸多的艰难,生存环境这样的低廉而自责而惭愧,反而更加敢于侵吞各界扶贫的钱款,更加肆无忌惮的敢于侵占他们虽然贫穷但很洁净的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毫无心慈,毫不手软!
恶人恶势力侵犯了山民的口粮、生产工具,栖身之所,他们怎么就不可以讨公道呢?怎么就不可以到他们心目中能讨到公道的地方讨公道呢?当然,他们错了!!!
我曾在广西钦州一个偏僻的岔路口等车,就碰到过这样一家人,有过简单的对话。一个只有树枝破草席的顶子,四周有一点点儿遮挡的破棚子,搭建在湿漉漉的马路边上。只有一口柴锅周围有几只碗筷,高出地面的草铺当床,上面有几件衣服,夫妻俩和三个不大的孩子,一家五口人栖息在此,类似野人。没有手机,没有地址,没有派出所和乡镇的归属,没有人给他们定性是顺民、是灾民、是难民、是冤民。没有人过问他们的一切,当然更不可能有人出面给他们以任何的帮助。广西虽然不冷,但暴风雨来了怎办?台风来了怎办?那个破棚子是什么也挡不住的啊。如果那里没有扩展马路,那一家人还会生活在那里,自生自灭。如果扩展马路,那么那没有归属的一家人就连这个破棚子都会没有了呀!
但是,他们也是有祖国的人民,有尊严的平民百姓,祖祖辈辈创造了财富的辛勤的劳动者,今天却依然在没有底线的贫瘠的生存着。和官商权贵们挥霍无度、纸醉金迷的罪恶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执政者对自己的臣民们如此卑微的生存着,不屑一顾,麻木不仁,执政者对自己的放纵贪婪残忍无限度,有恃无恐!
一个山民心里想的就是几块红薯一头牛一个草棚,因为他们仅是山民。他们不可能和一个官员或一个科学家、航天员比能量见识,比知识比文化,但他们至少没有危害谁,没有危害家乡的青山绿水,没有危害贪污国家与人民的财富包括广袤的土地山川。而一个君王心里想的,应该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主权、发展、利益和人民的生活,使我们国家的主权不受侵害,人民不受涂炭,有温饱,有安宁。
这些失家失地、满腹冤屈、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且今后无望无助却还在执着努力的上访着,努力向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妄想解决问题的劳苦大众,一拨儿一拨儿的登完记,一拨儿一拨儿地被当地政府接走,又被当地政府的人拉回原籍更进一步的迫害打压、关精神病院、判刑。或在夜间直接拉到北京郊区的荒地里轰下车,那里没有路灯和住户,不知道东南西北,没有信号(六环以外,有一位倪先生有过此遭遇),任由他们死活怎样不管,当地政府的劫访人则开车回到在北京租住的宾馆。
有一次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儿里半夜快12点了,有很多的东北访民,刚被接走,据说他们被打的最凶。忽然,几乎所有的保安都出来了,有二、三十人,一字站开,相互双臂紧紧的挽在一起,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人墙,剩下不多的我们几个人默默的看着,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突然,传来嚎叫和哭喊声。原来是刚刚走出去的东北的访民,被劫访的当地政府人员在府右街派出所门前暴打,东北的访民遭到这突然的暴打,哭爹叫娘,就往回跑,这时,那二、三十人紧挽手臂排成一字的保安发挥了人墙的作用,坚决有力的挡住了想跑回到院子里的东北访民,结果当然一个也跑不回去呀!就在保安人墙的眼前,脚下,众多个凄惨的哭叫声中,东北访民被逐个抓捕送上囚车无一逃脱。等待他们的将是剥皮?还是剁手?
以致这么多年来,北京城盖了那么多宾馆饭店,改造了那么多地下室防空洞,都有极好的买卖。宾馆给政府劫访的人住,地下室防空洞给上访的人住。等级分明,天上人间!更有眼光有远见,更有经济实力的外地官员,宾馆住腻了,干脆斥巨资,在北京建立自己的产业:某某驻京办事处。在北京城里的好地段儿,被麦当劳、肯德基占领,被政府机关占领,被境内外富商占领,还有一项,就是被全国各地的驻京办事处占领。全国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作为各地官员的行宫,是各地官员的亲信在此主持自不必说,生活自是比北京人的我,我们,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每当我到了府右街,到了“两办”,和其他有上访的人们出现的地方,无一会看到那路旁坐在马扎儿上,满面红光,肚大腰圆的劫访人,他们吃饱了睡足了,瞪着狼一样的眼睛,窥视着自己省份的,注入黑名单的名字和照片,搜寻着那黑名单上顽固不化的,上访告状的人员的身影。一旦发现,便饿虎扑食,一拥而上,置猎物于死地。
有一次我们北京维权的人们去两办,我到了胡同口被外地的劫访人员拦住开始询问,扯拽,我不认识他们,不想和他们说话,直到我大声的发出抗议,才放手。我指责那跟我动手的人,却马上被另一拨儿劫访的人死死的拦住,使那动手的劫访者溜走。后来大家告诉我,就是想办法让你说话,当听到你不是他们要找的他们当地的口音,就不理你了,听到你是北京口音,就躲了。我只想哭。但我还是无法穿过外地“劫访的”人墙。我只好找到了停在那里的警车向他们求助,警察大声呵斥让路,一直把我送进胡同口里边,通过了人障,去找自己的人。我对这个警察非常感谢,他是北京陶然亭派出所的警察。
这都是奥运会在中国召开之前的事了。而今天,党又在召开重要会议了!不知讨论不讨论民生问题?不知西城区政府——派出所和办事处联合执法,溜门撬锁抢光我的私有合法财产的案子何日解决???
2012年6月21日
奥运申办成功,举国欢庆。欢庆什么呢?人们忘记了一切,人们不知道奥运将如何和自己的生活挂钩。人们,具体地说是无权无势的百姓们不知道自己已在欢庆中掉进了陷阱,将逐步、逐个的,走近深渊,走近灾难直至坟墓。
当欢庆的笑脸还未停下来,百姓们的家便陆续的被强拆,被夷为平地;财产抢光,流落街头。和自己有关的公有的厂矿土地陆续的在不知不觉中,瞬间被换了产权换了主人,自己工作了一生的单位在换了几块牌子之后,已经和自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了。就连自己的家园菜地也在突然的某一天,突然不属于自己了。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断的有善良无辜的百姓以各种方式失去自由、失去健康、失去生命、惨不忍睹。遍地的冤民们不得不收起笑脸,继而哭丧着脸狼狈的携妻儿涌向北京,涌向“两办”,涌向中南海。
北京“两办”等地,只管向前来告状的人们登记发放表格,填写错了不行,还得具备很多手续,少一样儿不行。起早排队,不然拿不到号儿,连大门都进不去。人们远道而来,舟车往返计算时间,样样不差,唯恐材料递不上去。路远的就只能头天晚上来到大门口排队等候,熬过漫漫长夜。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季,还是蚊虫肆虐的伏天,为的是明天一早能交上控告材料。再经过搜身、查包必不可少的安检,再随着长龙般的队伍涌到了那小小的接待窗口,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必须清晰简练准确。也就三、五分钟吧,窗口里便传出送客的的声音,同时递出一张印着某个地址的小纸条,让你到小纸条上指示的地方、部门去。这时你就可以走了,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保安上来强行让你走,同时后面等待多时的焦灼烦躁的人们也绝不会允许你再啰嗦。如果你的口头和书面的表达都不清楚,那就对不起了,材料被扔出——滚蛋!唉,一切努力归零!哭喊叫骂愤怒晕倒,都是不可以的,那里是庄严的国家级的办公殿堂,岂容屁民放肆?
中南海等地,相对简单多了。只要人去了,马上就有警察过来接待你。对待上访告状的人,都是拿身份证先登记,再通知当地政府来接人,回当地处理解决,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再来找,循环往复,年复一年。因为来访者告的就是那制造冤案的当地的官员,北京批下来的文件,所反映的问题又都转回到制造冤案的人的手里,这官司怎么可能告得下来呢?虽然官方总爱宣布:某某地没有一个上访的。如果有,听说作为上级的北京方面,是要罚当地款的,所以有“劫访的”职业的出现。“劫访的”吃住在北京全报销,算出差有补助,不需要什么能力,凶狠残忍敢下手抓人就行,打坏了没关系,“反正打的是上访的”。
专门负责中南海的安保工作的府右街派出所,面对汹涌的上访告状的全国各地冤民,负责登记,往上汇报,往下指示各地来接人,以疏散上访的人潮。先由负责外勤的大警车到中南海的各个门口和四周把“上访的”和“像上访的”人“装车”,然后卸到府右街派出所院儿里的一边儿,登记。登完记的到里边儿去等着。警察则再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往各个地方政府打电话,来接人。
这项工作是很艰苦的。有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说话很难听懂,还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的,就更难听懂。他们拿着大包儿小包儿,扶老携幼,或缺胳膊少腿拄着拐,或头顶上没有头盖骨,具体地说至少是某个部位的头盖骨少一块。随着呼吸,没有头盖骨的那一块儿在那里一动一动的,(就现在,2011年以来,就在北京的地铁里,常见一年轻女子架着双拐要钱,时而拿下帽子,让人们看那凹进一块的头顶)。或烧的面目全非,不知他或她的本来面目。还有被伤害后不能动,没死还活着的,被亲人们用一辆木质的架子车推来的。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异味儿难闻。
有的老太太穿着少数民族的脏衣服或特早年间的偏襟衣服,朴实善良,瘦小枯干得像个孩子,也就七十多斤的体重,说话听不懂,她们一定来自遥远的深山村寨,辛劳了一生,她们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好像就要倒下了。
她们或他们的诉求一定很重大,淳朴倔强使他们到几千里之外的首都来讨公道。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太高,但很自然很平静也很不容易。也可能是几只红薯或是一头牛或是一个破草棚。在城里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在官员的眼里,就更是不值得一谈,他们就该死。但是,在那山民眼里,几块红薯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口粮。一头牛就是她或他一家人最值钱的生产工具,是他家里的一个成员。一个破草棚,就是他一家老小的栖身之所,是她生活的全部。没有哪个官员会因为臣民物质生活的贫穷落后,有着诸多的艰难,生存环境这样的低廉而自责而惭愧,反而更加敢于侵吞各界扶贫的钱款,更加肆无忌惮的敢于侵占他们虽然贫穷但很洁净的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毫无心慈,毫不手软!
恶人恶势力侵犯了山民的口粮、生产工具,栖身之所,他们怎么就不可以讨公道呢?怎么就不可以到他们心目中能讨到公道的地方讨公道呢?当然,他们错了!!!
我曾在广西钦州一个偏僻的岔路口等车,就碰到过这样一家人,有过简单的对话。一个只有树枝破草席的顶子,四周有一点点儿遮挡的破棚子,搭建在湿漉漉的马路边上。只有一口柴锅周围有几只碗筷,高出地面的草铺当床,上面有几件衣服,夫妻俩和三个不大的孩子,一家五口人栖息在此,类似野人。没有手机,没有地址,没有派出所和乡镇的归属,没有人给他们定性是顺民、是灾民、是难民、是冤民。没有人过问他们的一切,当然更不可能有人出面给他们以任何的帮助。广西虽然不冷,但暴风雨来了怎办?台风来了怎办?那个破棚子是什么也挡不住的啊。如果那里没有扩展马路,那一家人还会生活在那里,自生自灭。如果扩展马路,那么那没有归属的一家人就连这个破棚子都会没有了呀!
但是,他们也是有祖国的人民,有尊严的平民百姓,祖祖辈辈创造了财富的辛勤的劳动者,今天却依然在没有底线的贫瘠的生存着。和官商权贵们挥霍无度、纸醉金迷的罪恶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执政者对自己的臣民们如此卑微的生存着,不屑一顾,麻木不仁,执政者对自己的放纵贪婪残忍无限度,有恃无恐!
一个山民心里想的就是几块红薯一头牛一个草棚,因为他们仅是山民。他们不可能和一个官员或一个科学家、航天员比能量见识,比知识比文化,但他们至少没有危害谁,没有危害家乡的青山绿水,没有危害贪污国家与人民的财富包括广袤的土地山川。而一个君王心里想的,应该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主权、发展、利益和人民的生活,使我们国家的主权不受侵害,人民不受涂炭,有温饱,有安宁。
这些失家失地、满腹冤屈、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且今后无望无助却还在执着努力的上访着,努力向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妄想解决问题的劳苦大众,一拨儿一拨儿的登完记,一拨儿一拨儿地被当地政府接走,又被当地政府的人拉回原籍更进一步的迫害打压、关精神病院、判刑。或在夜间直接拉到北京郊区的荒地里轰下车,那里没有路灯和住户,不知道东南西北,没有信号(六环以外,有一位倪先生有过此遭遇),任由他们死活怎样不管,当地政府的劫访人则开车回到在北京租住的宾馆。
有一次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儿里半夜快12点了,有很多的东北访民,刚被接走,据说他们被打的最凶。忽然,几乎所有的保安都出来了,有二、三十人,一字站开,相互双臂紧紧的挽在一起,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人墙,剩下不多的我们几个人默默的看着,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突然,传来嚎叫和哭喊声。原来是刚刚走出去的东北的访民,被劫访的当地政府人员在府右街派出所门前暴打,东北的访民遭到这突然的暴打,哭爹叫娘,就往回跑,这时,那二、三十人紧挽手臂排成一字的保安发挥了人墙的作用,坚决有力的挡住了想跑回到院子里的东北访民,结果当然一个也跑不回去呀!就在保安人墙的眼前,脚下,众多个凄惨的哭叫声中,东北访民被逐个抓捕送上囚车无一逃脱。等待他们的将是剥皮?还是剁手?
以致这么多年来,北京城盖了那么多宾馆饭店,改造了那么多地下室防空洞,都有极好的买卖。宾馆给政府劫访的人住,地下室防空洞给上访的人住。等级分明,天上人间!更有眼光有远见,更有经济实力的外地官员,宾馆住腻了,干脆斥巨资,在北京建立自己的产业:某某驻京办事处。在北京城里的好地段儿,被麦当劳、肯德基占领,被政府机关占领,被境内外富商占领,还有一项,就是被全国各地的驻京办事处占领。全国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作为各地官员的行宫,是各地官员的亲信在此主持自不必说,生活自是比北京人的我,我们,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每当我到了府右街,到了“两办”,和其他有上访的人们出现的地方,无一会看到那路旁坐在马扎儿上,满面红光,肚大腰圆的劫访人,他们吃饱了睡足了,瞪着狼一样的眼睛,窥视着自己省份的,注入黑名单的名字和照片,搜寻着那黑名单上顽固不化的,上访告状的人员的身影。一旦发现,便饿虎扑食,一拥而上,置猎物于死地。
有一次我们北京维权的人们去两办,我到了胡同口被外地的劫访人员拦住开始询问,扯拽,我不认识他们,不想和他们说话,直到我大声的发出抗议,才放手。我指责那跟我动手的人,却马上被另一拨儿劫访的人死死的拦住,使那动手的劫访者溜走。后来大家告诉我,就是想办法让你说话,当听到你不是他们要找的他们当地的口音,就不理你了,听到你是北京口音,就躲了。我只想哭。但我还是无法穿过外地“劫访的”人墙。我只好找到了停在那里的警车向他们求助,警察大声呵斥让路,一直把我送进胡同口里边,通过了人障,去找自己的人。我对这个警察非常感谢,他是北京陶然亭派出所的警察。
这都是奥运会在中国召开之前的事了。而今天,党又在召开重要会议了!不知讨论不讨论民生问题?不知西城区政府——派出所和办事处联合执法,溜门撬锁抢光我的私有合法财产的案子何日解决???
201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