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9日讯】中国的污染已成了人尽皆知却不得其详的“国家机密”。最近，《南方周末》发表一篇“‘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 将国土整治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沿着这篇报导的相关信息翻查下去，我看到了一连串令人崩溃的信息。
一、土地污染总体状况属于“国家机密”
“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讲述了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层层传达到各地环境监测站，要求监测人员利用GPS指引，严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网格化方式采样。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却秘而不宣。参与调查的专家因为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此次调查的情况。还有官员干脆解释：环境数据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专家率先发声。有些专家认为这次“大规模、粗比例尺”的调查过于粗疏，未能真实反映国内土地污染情况，实际情况比这份报告所述要严重得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比国家环保总署公布的1.5亿亩多了整整一倍。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与矿山开采冶炼区，约有70%的土地受到污染。
以上污染数据说明中国国土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中国的“毒地净化”行业还处于蛮荒时代
所谓“毒地”，是各国工业化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美国有一个专用名称，叫“棕色地块”（Brownfield Site），意指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此需要经过净化处理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美国关于“棕色地块”概念的法律界定，始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根据该法案，棕色地块是一些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因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害和危险物的污染而影响到它们的重新利用。40多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 各相关城市社区和NGO积极配合，整治棕色地块很有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待以后另行文介绍。
美国及西方国家修复棕色地块的现成经验，基本不在中国视野之内。据报导，中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源于北京三名工人中毒事件。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2006年武汉某小区发生住户中毒事件，苏州市发生建筑工人中毒事件，经调查，才知道这些地块原是化工厂旧址。自此之后，“毒地修复”才开始进入中国的环保议程，小范围试行。仅武汉在最近两年就出现过三起较为严重的毒土地事件，北京、广州、湖南等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所述，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近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原来地处城市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搬迁，留下的厂址虽然高度污染，但却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可以说，“棕色地块”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噩梦，只是中国百姓毫无知情权，没有人知道自己居住的小区的相关历史资料。
北京当局到底还是个政府，不是黑社会。由于土地污染情况日益严重，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终于也想到要“整治国土”了。近些年，从矿区环境修复开始，到农村环境修复与城市房地产用地的“净化处理”。按照环保部《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其馀由地方自筹——虽然严重不足，但总算开了一个头。
三、毒地修复成了“黑匣子”
“毒地修复”这一专业工程，在美国要历经若干专业程序与十几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在中国却以“短平快”的方式敷衍完成。各地政府表面上也奉行“先治理，再出让”模式，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真正的问题出在发包者与承包者的关系上：土壤修复的“买单”者是地方政府，承接项目者多为政府属下环境科学院开办的公司。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中，毒地修复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条新兴的利益链条。
由于官方坚持环境数据事关“国家安全”，“毒地修复”这个新产业从诞生之日开始，其活动就处于隐蔽状态，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直到2012年2月21日“毒地修复”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知这个新兴产业，不仅项目遍布全国，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由于是根巨大的利益链条，各种各样的利益攀附者不愿意张扬；再加上污染场地的数据与真实污染状况有距离而引致的成本问题，毒地修复成了一个“黑匣子”。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因此，中国污染地块的修复，从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到环境监控信息等所有信息，一律不向公众公开——在美国，这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基本信息。
于是，“毒地修复”在中国成了这样的状态：本该挖地五至七米的变成一、两米；有毒的土壤未经处理拉走，将污染转移至别处。由于要快速，于是罔顾专业程序，导致修复成本成百倍地上升；没有真正的监管，修复工程敷衍了事。于是这个毒地修复行业实际上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南方周末》等媒体的相关报导说明，搬迁工厂遗留下的大量棕色地块未经“清毒”，已被建成经适房、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留下无穷后患。许多中国人花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就是一套毒房子。
以往，由于政府严重不作为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高度污染，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我曾多次说过，中国的国土安全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好不容易开始的“国土整治”，一定要看作中国人自救的重要国策。政府官员不要将这个行业当作新兴的寻租空间，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高度自律，否则没人救得了中国，救得了中国人。须知国土再继续沦陷成污染之地，上层与富豪固然可以逃离，但广大底层与中产者却无处可逃。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一、土地污染总体状况属于“国家机密”
“不能说的土壤普查秘密”讲述了一个故事：2006年夏天，《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层层传达到各地环境监测站，要求监测人员利用GPS指引，严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网格化方式采样。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但调查的最终结论却秘而不宣。参与调查的专家因为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此次调查的情况。还有官员干脆解释：环境数据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专家率先发声。有些专家认为这次“大规模、粗比例尺”的调查过于粗疏，未能真实反映国内土地污染情况，实际情况比这份报告所述要严重得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公开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比国家环保总署公布的1.5亿亩多了整整一倍。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与矿山开采冶炼区，约有70%的土地受到污染。
以上污染数据说明中国国土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中国的“毒地净化”行业还处于蛮荒时代
所谓“毒地”，是各国工业化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美国有一个专用名称，叫“棕色地块”（Brownfield Site），意指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此需要经过净化处理之后才能投入使用。
美国关于“棕色地块”概念的法律界定，始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and Liability Act，CERCLA）。根据该法案，棕色地块是一些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因为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害和危险物的污染而影响到它们的重新利用。40多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 各相关城市社区和NGO积极配合，整治棕色地块很有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待以后另行文介绍。
美国及西方国家修复棕色地块的现成经验，基本不在中国视野之内。据报导，中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源于北京三名工人中毒事件。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2006年武汉某小区发生住户中毒事件，苏州市发生建筑工人中毒事件，经调查，才知道这些地块原是化工厂旧址。自此之后，“毒地修复”才开始进入中国的环保议程，小范围试行。仅武汉在最近两年就出现过三起较为严重的毒土地事件，北京、广州、湖南等地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在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所述，中国土壤污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建设。有些场地污染浓度已超过有关标准的数百倍甚至更高，污染深度甚至达到地下几十米。近年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原来地处城市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搬迁，留下的厂址虽然高度污染，但却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可以说，“棕色地块”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噩梦，只是中国百姓毫无知情权，没有人知道自己居住的小区的相关历史资料。
北京当局到底还是个政府，不是黑社会。由于土地污染情况日益严重，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终于也想到要“整治国土”了。近些年，从矿区环境修复开始，到农村环境修复与城市房地产用地的“净化处理”。按照环保部《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其馀由地方自筹——虽然严重不足，但总算开了一个头。
三、毒地修复成了“黑匣子”
“毒地修复”这一专业工程，在美国要历经若干专业程序与十几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在中国却以“短平快”的方式敷衍完成。各地政府表面上也奉行“先治理，再出让”模式，从搬迁企业收购土地，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修复治理，完成治理后再进入土地市场。真正的问题出在发包者与承包者的关系上：土壤修复的“买单”者是地方政府，承接项目者多为政府属下环境科学院开办的公司。一些环科院不仅承担了前期的调查评估，甚至还在从事后期的工程承包，变成了环境修复公司，自己取样、自己分析、自己验收——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中，毒地修复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条新兴的利益链条。
由于官方坚持环境数据事关“国家安全”，“毒地修复”这个新产业从诞生之日开始，其活动就处于隐蔽状态，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直到2012年2月21日“毒地修复”的龙头企业——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宣布其创业板的上市计划，外界才得知这个新兴产业，不仅项目遍布全国，还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由于是根巨大的利益链条，各种各样的利益攀附者不愿意张扬；再加上污染场地的数据与真实污染状况有距离而引致的成本问题，毒地修复成了一个“黑匣子”。土壤修复从业者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一个污染场地如同一个黑匣子，在打开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场地真实的污染情况，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金修复。因此，中国污染地块的修复，从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到环境监控信息等所有信息，一律不向公众公开——在美国，这是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基本信息。
于是，“毒地修复”在中国成了这样的状态：本该挖地五至七米的变成一、两米；有毒的土壤未经处理拉走，将污染转移至别处。由于要快速，于是罔顾专业程序，导致修复成本成百倍地上升；没有真正的监管，修复工程敷衍了事。于是这个毒地修复行业实际上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南方周末》等媒体的相关报导说明，搬迁工厂遗留下的大量棕色地块未经“清毒”，已被建成经适房、商品房和公共设施，留下无穷后患。许多中国人花一辈子的积蓄买的就是一套毒房子。
以往，由于政府严重不作为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高度污染，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我曾多次说过，中国的国土安全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今好不容易开始的“国土整治”，一定要看作中国人自救的重要国策。政府官员不要将这个行业当作新兴的寻租空间，企业需要“流淌道德血液”，高度自律，否则没人救得了中国，救得了中国人。须知国土再继续沦陷成污染之地，上层与富豪固然可以逃离，但广大底层与中产者却无处可逃。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