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3日讯】2012年12月14日出版的新一期《南都周刊》推出系列深度报道，以专号的形式“揭秘”了王立军从起家到阶下囚的全过程。此组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因此又挑起了新一轮对王立军与“重庆模式“的讨论。笔者细读此期《周刊》全文，对“南方系”新闻人的勇气与敬业精神深表敬佩。当然，可以确定的是，因为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及严酷的政治环境，虽然名曰“大起底”，此系列报道的采访者与编者们还是会把大量长期搜集的第一手材料束于高阁，或者小心藏匿。不管怎样，“南都”新闻人数年来冒着巨大危险持续追踪的热血付出仍然是极有价值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较深入地了解王立军的一份重要而又详实的材料。王立军作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核心人物，通过对他的细致入微的了解，可以让我们于关键处看破全局，于一人之命运透析无数人的沧桑。
此系列报道从王立军的起家史、治警手段、政治伎俩、包装作秀以及东窗事发几个视角，将大多数人眼中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生动地展现出来。通过这些报道，人们不仅知道了王的罪行，还会进一步了解王成为罪人的性格原因，也会引发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壤，致使王的罪行如此嚣张的肆虐蔓延？
王立军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倚仗权势横行霸道，行事张狂无法无天；他不惜代价树立个人威权，将顺者昌逆者亡的强盗哲学发挥到极致；他把无耻当成正义，把虚伪当成高雅，把残暴当成是英雄气概。可是，在他为所欲为的强悍外表的掩饰下，却是一个极度扭曲的、自卑怯懦的、虚弱、愚蠢的灵魂。他有极强的表现欲，办案时喜欢大排场，不厌其烦的用各种学术名衔包装自己，喜欢炫技，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将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到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性格特征，让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历史上的诸多暴君和无耻政客：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以及王立军的靠山薄熙来……他们与王立军在性格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二战时，美国心理学家对希特勒的人格加以研究分析，最终为总统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刻意隐藏身上的瑕疵，其实是因为对外界与他人极度的虚弱与恐惧。越是虚弱，就越要表现出强大；越是恐惧，就越是要表现得残忍。他们这样的表现，似乎是将人们都慑服于自己的淫威之下，实际的结果却只是使他们个人的心灵越来越变态、扭曲。越作秀就越虚弱，为掩盖虚弱，就要加倍作秀；越残忍就越恐惧，为了遮蔽恐惧，就更加歇斯底里的残忍。在人格的恶性循环过程中，一个个被贪欲、野心折磨的灵魂就这样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邪恶之路。
《南周》的报道中写道：“在重庆市局，王立军设置了严密的人防、技防设备。市局主楼15楼的外间为其办公室，里间为其休息场所，只有警卫员和贴身的生活秘书才能进。”他出行时，市局南门的紫薇路必须交通管制；他在外面吃饭只吃很少，据说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据王立军自己透露：他平时的家常饭菜，都是从他北方的家里做好，“每个月150盒寄来的”。
如果说，希特勒、毛泽东等暴君是某一种邪恶信仰的制造者，那么王立军就是一个邪恶信仰的追随者，他把这种信仰中的邪恶成份发挥到了极致。在共产信仰中，强王败寇，为了制胜可以丢弃最底线的道德。王立军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不折不扣地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行。他的所谓“打黑“模式，《南周》概括为：“全民动员的运动式打黑，一插到底的专案组模式，异地用警和武警介入，异地关押和刑讯逼供。”然而，这只是警察系统“打黑”的具体操作情况，实际在“打黑”运动中，王的权力范围早已突破了警察系统，他的目标所向也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政绩工程。以“打黑”之名，残酷消灭异己，垄断权力，重庆“打黑“一年之后，这座城市俨然已成了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国中之国，是一个政、经、法大权高度集中于薄、王之手，靠强权镇压维持的一个“警察国家”。
王立军掌控下的重庆，无法治可言，无道德可言，无自由可言。“劳教”因为避开了检察院与法院的制衡，成为惩戒公民最方便的手段；监控窃听技术大行其道，窃听到的信息被当成可采信证据；公民通讯与金融信息几乎完全被警察监管，王甚至宣称：“重庆的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全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含农村人口），被王定为“重点人口”和“不放心人员”的就高达900万之多！在薄、王大跃进式的“唱红”与“打黑”运动中，整个重庆如同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制造冤狱无数，人人自危，更遑论公民言论的自由！
《南周》通过对王立军的起底，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残暴疯癫的官员和一个曾经恐怖惊心的城市，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当政史，就发现这种种的骇人听闻其实早已有之，“重庆模式”不过是在局部地区又一轮的重演。共产主义本身带有的“假、恶、斗”的原罪，从它在中国起家时就如同病毒一般在所到之处扩散漫延。这里就不能不提到13年前开始的，至今仍然在继续中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严重迫害。这场迫害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中共政权执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是中共政权内部严重分化的一个分水岭，也是这个政权走向覆亡的一个分界线。
13年来，在世界各地健康发展的法轮功信仰团体已经用亲身实践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当初江泽民政治集团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的荒谬与恶毒。“法轮功”团体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民间修炼群体，组成者绝大多数只是安守本份的平民百姓，其宗旨也只是追求身心的健康与升华，能对这样的团体下死手的，真的非大奸大恶之人不能为之。因此，在中国大陆，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就是一个衡量人性的标杆。对有些政客来说，打击法轮功就是一个向上爬的最好时机。面对手无寸铁又反对暴力的善良人群，迫害起来既省力又讨好，还可以为自己捞取丰厚的政治资本，但同时，他们也已将自己做人的最后一点良知抛进了垃圾堆。在这样一个以江泽民为首的自上而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团伙中，薄熙来、王立军却正是个中的“佼佼者”。
1999到2004年，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当时薄、王都在辽宁任职，而辽宁则是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非常严重的一个省份。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最着名也最邪恶的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集中营，几年中那里都装满了修炼法轮功的女学员，她们在那里饱受摧残与虐待，种种迫害手段令人发指；沈阳苏家屯，已有证人指证那里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基地。更有证人做证，其现场目击的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被活摘器官，其背后的直接指使者就是王立军。
在《南周》关于王立军的系列报道中，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的罪行都没有见诸文字，但笔者相信，在《南周》记者长期的跟踪调查中，此问题一定会多有涉及，只是因为“法轮功”是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雷区而不准提及罢了。但至少细心的读者仍会注意到，包装为“学者”、“专家”的王立军，对人体解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衷。他很乐于在各种场合表现他在法医学方面的“造诣”。在王的讲话稿集辑--《视界》的重要页面，也刊有他身穿白大褂在市局授课和解剖尸体的大幅照片，内文则称，王立军曾尸检1000例。重庆市局的内部网页上，也曾出现过其查看尸体内脏的照片。而据《大纪元》2012年11月9日的报道“‘王立军被双开’百度热词最高排行活摘器官引关注”：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大会“感言”中“坦承”：他们的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他无意中说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也就是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当我们把这些证据都摆放在一起，我们至少可以猜测，王在风光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高调宣扬，背后极可能隐藏有巨大的阴谋与罪行。
《南周》报道中提到的“重庆警察出国留学基金”,据新浪微博“戴宗手札”爆料：此基金中八千万被王挪用，用于与谷开来在澳洲悉尼成立“人体器官研究所”。而我们若继续追问下去，此“研究所”可能只是作恶多端者的一个幌子、桥梁与管道。背后若隐若现的则是仍在进行中的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买卖的罪行。
在2009年媒体新春联谊会上，王立军曾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自己能说，三分之一要靠媒体朋友替我们说，还有三分之一则永远都不能说。”那不能说的“三分之一”是指什么？不就是那些阴险恶毒的累累罪行吗？如果拿十几年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持续被迫害的情况与薄王在任的重庆做一比较，就会发现，重庆的管理模式不过就是将曾经重点针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手段，无限扩大范围，将之用于整体的社会管理。这只能说明，邪恶没有自我约束性，邪恶具有一种波纹式放大效应，小恶不制止，就会发展成大恶；对大恶姑息，最终只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对全局的破坏。有关周永康、薄熙来要强行“抢班夺权”的消息，基本已被确定是王立军带到美领馆的重要机密之一，所幸这所谓的“夺权”大计已经破产，使得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血洗惨剧得以避免。但是，这一次的避免是否意味着再无第二个“王立军”出现的可能了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每一个在共产政权下生活的中国人自己。只有认真清算过往的罪恶，摒弃党化的、“假、恶、斗”的思维模式，中国才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文章来源：作者本人提供
此系列报道从王立军的起家史、治警手段、政治伎俩、包装作秀以及东窗事发几个视角，将大多数人眼中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生动地展现出来。通过这些报道，人们不仅知道了王的罪行，还会进一步了解王成为罪人的性格原因，也会引发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壤，致使王的罪行如此嚣张的肆虐蔓延？
王立军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倚仗权势横行霸道，行事张狂无法无天；他不惜代价树立个人威权，将顺者昌逆者亡的强盗哲学发挥到极致；他把无耻当成正义，把虚伪当成高雅，把残暴当成是英雄气概。可是，在他为所欲为的强悍外表的掩饰下，却是一个极度扭曲的、自卑怯懦的、虚弱、愚蠢的灵魂。他有极强的表现欲，办案时喜欢大排场，不厌其烦的用各种学术名衔包装自己，喜欢炫技，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将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到每一个细节……
这样的性格特征，让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历史上的诸多暴君和无耻政客：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以及王立军的靠山薄熙来……他们与王立军在性格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二战时，美国心理学家对希特勒的人格加以研究分析，最终为总统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刻意隐藏身上的瑕疵，其实是因为对外界与他人极度的虚弱与恐惧。越是虚弱，就越要表现出强大；越是恐惧，就越是要表现得残忍。他们这样的表现，似乎是将人们都慑服于自己的淫威之下，实际的结果却只是使他们个人的心灵越来越变态、扭曲。越作秀就越虚弱，为掩盖虚弱，就要加倍作秀；越残忍就越恐惧，为了遮蔽恐惧，就更加歇斯底里的残忍。在人格的恶性循环过程中，一个个被贪欲、野心折磨的灵魂就这样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邪恶之路。
《南周》的报道中写道：“在重庆市局，王立军设置了严密的人防、技防设备。市局主楼15楼的外间为其办公室，里间为其休息场所，只有警卫员和贴身的生活秘书才能进。”他出行时，市局南门的紫薇路必须交通管制；他在外面吃饭只吃很少，据说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据王立军自己透露：他平时的家常饭菜，都是从他北方的家里做好，“每个月150盒寄来的”。
如果说，希特勒、毛泽东等暴君是某一种邪恶信仰的制造者，那么王立军就是一个邪恶信仰的追随者，他把这种信仰中的邪恶成份发挥到了极致。在共产信仰中，强王败寇，为了制胜可以丢弃最底线的道德。王立军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不折不扣地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行。他的所谓“打黑“模式，《南周》概括为：“全民动员的运动式打黑，一插到底的专案组模式，异地用警和武警介入，异地关押和刑讯逼供。”然而，这只是警察系统“打黑”的具体操作情况，实际在“打黑”运动中，王的权力范围早已突破了警察系统，他的目标所向也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政绩工程。以“打黑”之名，残酷消灭异己，垄断权力，重庆“打黑“一年之后，这座城市俨然已成了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国中之国，是一个政、经、法大权高度集中于薄、王之手，靠强权镇压维持的一个“警察国家”。
王立军掌控下的重庆，无法治可言，无道德可言，无自由可言。“劳教”因为避开了检察院与法院的制衡，成为惩戒公民最方便的手段；监控窃听技术大行其道，窃听到的信息被当成可采信证据；公民通讯与金融信息几乎完全被警察监管，王甚至宣称：“重庆的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全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含农村人口），被王定为“重点人口”和“不放心人员”的就高达900万之多！在薄、王大跃进式的“唱红”与“打黑”运动中，整个重庆如同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制造冤狱无数，人人自危，更遑论公民言论的自由！
《南周》通过对王立军的起底，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残暴疯癫的官员和一个曾经恐怖惊心的城市，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当政史，就发现这种种的骇人听闻其实早已有之，“重庆模式”不过是在局部地区又一轮的重演。共产主义本身带有的“假、恶、斗”的原罪，从它在中国起家时就如同病毒一般在所到之处扩散漫延。这里就不能不提到13年前开始的，至今仍然在继续中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严重迫害。这场迫害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中共政权执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是中共政权内部严重分化的一个分水岭，也是这个政权走向覆亡的一个分界线。
13年来，在世界各地健康发展的法轮功信仰团体已经用亲身实践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当初江泽民政治集团非要置“法轮功”于死地的荒谬与恶毒。“法轮功”团体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民间修炼群体，组成者绝大多数只是安守本份的平民百姓，其宗旨也只是追求身心的健康与升华，能对这样的团体下死手的，真的非大奸大恶之人不能为之。因此，在中国大陆，对待法轮功的态度就是一个衡量人性的标杆。对有些政客来说，打击法轮功就是一个向上爬的最好时机。面对手无寸铁又反对暴力的善良人群，迫害起来既省力又讨好，还可以为自己捞取丰厚的政治资本，但同时，他们也已将自己做人的最后一点良知抛进了垃圾堆。在这样一个以江泽民为首的自上而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团伙中，薄熙来、王立军却正是个中的“佼佼者”。
1999到2004年，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当时薄、王都在辽宁任职，而辽宁则是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非常严重的一个省份。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最着名也最邪恶的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集中营，几年中那里都装满了修炼法轮功的女学员，她们在那里饱受摧残与虐待，种种迫害手段令人发指；沈阳苏家屯，已有证人指证那里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基地。更有证人做证，其现场目击的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被活摘器官，其背后的直接指使者就是王立军。
在《南周》关于王立军的系列报道中，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的罪行都没有见诸文字，但笔者相信，在《南周》记者长期的跟踪调查中，此问题一定会多有涉及，只是因为“法轮功”是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雷区而不准提及罢了。但至少细心的读者仍会注意到，包装为“学者”、“专家”的王立军，对人体解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衷。他很乐于在各种场合表现他在法医学方面的“造诣”。在王的讲话稿集辑--《视界》的重要页面，也刊有他身穿白大褂在市局授课和解剖尸体的大幅照片，内文则称，王立军曾尸检1000例。重庆市局的内部网页上，也曾出现过其查看尸体内脏的照片。而据《大纪元》2012年11月9日的报道“‘王立军被双开’百度热词最高排行活摘器官引关注”：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大会“感言”中“坦承”：他们的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他无意中说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也就是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当我们把这些证据都摆放在一起，我们至少可以猜测，王在风光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高调宣扬，背后极可能隐藏有巨大的阴谋与罪行。
《南周》报道中提到的“重庆警察出国留学基金”,据新浪微博“戴宗手札”爆料：此基金中八千万被王挪用，用于与谷开来在澳洲悉尼成立“人体器官研究所”。而我们若继续追问下去，此“研究所”可能只是作恶多端者的一个幌子、桥梁与管道。背后若隐若现的则是仍在进行中的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买卖的罪行。
在2009年媒体新春联谊会上，王立军曾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自己能说，三分之一要靠媒体朋友替我们说，还有三分之一则永远都不能说。”那不能说的“三分之一”是指什么？不就是那些阴险恶毒的累累罪行吗？如果拿十几年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持续被迫害的情况与薄王在任的重庆做一比较，就会发现，重庆的管理模式不过就是将曾经重点针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手段，无限扩大范围，将之用于整体的社会管理。这只能说明，邪恶没有自我约束性，邪恶具有一种波纹式放大效应，小恶不制止，就会发展成大恶；对大恶姑息，最终只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对全局的破坏。有关周永康、薄熙来要强行“抢班夺权”的消息，基本已被确定是王立军带到美领馆的重要机密之一，所幸这所谓的“夺权”大计已经破产，使得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血洗惨剧得以避免。但是，这一次的避免是否意味着再无第二个“王立军”出现的可能了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每一个在共产政权下生活的中国人自己。只有认真清算过往的罪恶，摒弃党化的、“假、恶、斗”的思维模式，中国才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文章来源：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