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8日讯】从12月23日开始，正值西方的圣诞节期间，新华社接连三天登出了七名常委的人物特稿，并且配发了照片集，被称作为是破天荒地“晒”中共高层的“家底”。尽管西方媒体对此普遍反映冷淡，但在中文媒体中还是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国内官方媒体对此大唱赞歌自然是不在话下，“中新网”12月26日的文章用《政治公开透明的序曲》为标题来歌颂常委们的“人物写真”。 “序曲”一词很有潜台词，暗示着这只是个开场，“好戏”还在后头。 《文汇报》12月27日也登出评论《常委主动“放料”，让信任始于了解》，在文章最后说：“中共新高层'晒家底'，可理解为自上而下改革的前奏”。所谓“自上而下”成了媒体猜测的一个关键词，关于“自上而下”的内容是什么，近几天在海外中文媒体中被热传的“七常委公布财产”是一大热门。
12月26日“中新社”就有报导《平民视角讲述高层故事中共寻求政治文明新突破》，文中引用“专家”的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开自己家庭情况，有利于推动各级领导干部逐步公开家庭情况，便于全党全社会在各层面进行监督，为今后的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前期探索”。近日更有一份“七常委公布财产”的清单在海外中文媒体中流传，消息指：七常委的财产由各常委的秘书上报，而中共中央正在考虑何时公布，消息尚未做最后的核实。
在纷繁复杂的消息满天飞的时代，作出逻辑上的梳理和辨析、得出判断可能更为重要，因此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浅陋的学人，笔者在此对“七常委公布财产说”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对这条消息的辨析，可以从两个层面讲。首先是“七常委财产清单”的内容有几分真实性。居于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群人物，房产最多不过三套、存款不过2－3百万人民币，尚不及许多村镇级干部阔绰，这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讪笑——显然这个“自报身家”的财产清单是不能取信于人的，这个不用赘言，其实笔者想论及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不管所公布的财产是多是寡、是真是假，“七常委公布财产”这件事本身到底是否会发生？
首先，笔者认为我们对中共的观察应建立在一个连贯认识的基础上。 “连贯”意味着，如果中共在昨天做出一件事、而在今天却做出一件基点相反的事，这当中必有可疑之处。 12月24日刚刚传出消息，“人大常委会”第33 次会议将对“网络实名制”立法一事进行审议，而一天之后就传出“七常委财产公开”的消息。“网络实名制”立法被普遍解读为针对方兴未蔚的互联网反腐风潮，是要刹住小老百姓利用互联网监督官老爷这股风。从雷政富落马开始的互联网反腐浪潮一方面给了一部分人一种幻觉，好像网络举报有机会直通中南海、“直达上聪”，给人造成了一种“党国有青天”的幻觉；可是另一方面客观上确实鼓励了“网络刁民”们鼓足干劲，更积极卖力地大揭官员们的家底，这就给官员整体造成了威胁——昨天是国家能源局局长被实名举报，今天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曝与女博士后开房十七次，明天轮到谁？还能曝出什么猛料？如果默认互联网举报的常态化，相当于给了百姓们一个渠道来监督官员，官老爷们岂不能如芒刺在背？当然要动用一切资源予以阻止。
这里的关键在于，从人大审议“互联网实名制”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官员和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到底是谁的利益优先；当官员的诉求和百姓的声音相冲突时，到底是谁的声音胜出。新领导登基后，互联网反腐不过热络了个把月、搞掉了几十个官员，贪官集团就已经坐不住、务必阻止而后快了，更何况要自上而下地推一个不知比互联网反腐波及面大多少倍、影响大多少倍的财产公开制度呢？官员们能甘心接受、自觉贯彻吗？
“自上而下”意味着整体的、全局性的改变。从中共的“高度团结”的组织原则出发，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共同做出一件事，就属于“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需要集体跟进，并贯彻到地方，那么权贵集团整体将无人能置身事外。从过去的事实我们看到，凡是威胁到权贵集团奶酪的事，没有一件能顺利推进，在10月份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就说要在今年第四季度拿出一个“改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出来，现在已经接近2012年结束，仍无下文；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部委合并，早在号称“铁血宰相”的朱镕基时代就宣称在酝酿中，至今仍无突破，如此兹事体大的“七常委财产公开”居然能一蹴而就？
在12月初有消息传出，当局在广东选择了某些区、县，做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在基层试点就意味着害怕影响过大、失控，从而需要先在个别地方做做看。在基层试点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中、高层开展。可是刚传出基层试点的消息，旋即又有“七常委公布财产”的爆炸性新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
就在“七常委财产清单”传出两天后，“新华网”转发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让新提拔官员公开财产为何更可行》。文章除了谈到广东省已决定在三个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区”之一的广州市南沙区，让新提拔的市管干部公开财产之外，还引用某“专家”的话说：“这种改革应当先从县级做起，以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为主要节点，逐步、逐级向上延伸……按照这种方法起步，经过20年左右的过渡期，即可逐步实现全体代表和官员的财产公开，基本实现整个干部队伍的廉洁化。这对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来说，速度不算慢，而算快”。简言之，按照此文所提出的方案，第一：官员财产公开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而且是从最没背景的新提拔官员做起；第二：“过渡期”需要20年之久！ “新华网”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方案设计，与七常委带头公布财产之说可谓南辕北辙。
另外脱开就事论事的揣测，对中共的性质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七常委公布财产”之说解释常委们公布财产的动机是出于社会压力使然，但是这份“清廉”得令人心疼的“财产清单”显然无法从常识上说服民众，既然中共高层在草根倒逼的压力下做出了公布财产的举动，自然人们会进一步提出诉求，要求对领导们进行独立审计；进而要求言论自由的监督、司法独立的监督，等等。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拒绝在民间的压力下做出任何妥协，目的就是要避免后续的连锁反应，用中共官场的话说，这叫“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公布高层领导的财产，内容缩了几成水还在其次，关键是不可以在民众压力下做出妥协。假如中共真能在压力下做出迎合民心之举，这就说明中共已体现出妥协和包容——换言之，中共的本质已发生了变化。中共的本质真的即将发生变化了吗？
“七常委公布财产”这件事到底是否会发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笔者在此处提出几点个人主观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12月26日“中新社”就有报导《平民视角讲述高层故事中共寻求政治文明新突破》，文中引用“专家”的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开自己家庭情况，有利于推动各级领导干部逐步公开家庭情况，便于全党全社会在各层面进行监督，为今后的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前期探索”。近日更有一份“七常委公布财产”的清单在海外中文媒体中流传，消息指：七常委的财产由各常委的秘书上报，而中共中央正在考虑何时公布，消息尚未做最后的核实。
在纷繁复杂的消息满天飞的时代，作出逻辑上的梳理和辨析、得出判断可能更为重要，因此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浅陋的学人，笔者在此对“七常委公布财产说”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对这条消息的辨析，可以从两个层面讲。首先是“七常委财产清单”的内容有几分真实性。居于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群人物，房产最多不过三套、存款不过2－3百万人民币，尚不及许多村镇级干部阔绰，这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讪笑——显然这个“自报身家”的财产清单是不能取信于人的，这个不用赘言，其实笔者想论及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不管所公布的财产是多是寡、是真是假，“七常委公布财产”这件事本身到底是否会发生？
首先，笔者认为我们对中共的观察应建立在一个连贯认识的基础上。 “连贯”意味着，如果中共在昨天做出一件事、而在今天却做出一件基点相反的事，这当中必有可疑之处。 12月24日刚刚传出消息，“人大常委会”第33 次会议将对“网络实名制”立法一事进行审议，而一天之后就传出“七常委财产公开”的消息。“网络实名制”立法被普遍解读为针对方兴未蔚的互联网反腐风潮，是要刹住小老百姓利用互联网监督官老爷这股风。从雷政富落马开始的互联网反腐浪潮一方面给了一部分人一种幻觉，好像网络举报有机会直通中南海、“直达上聪”，给人造成了一种“党国有青天”的幻觉；可是另一方面客观上确实鼓励了“网络刁民”们鼓足干劲，更积极卖力地大揭官员们的家底，这就给官员整体造成了威胁——昨天是国家能源局局长被实名举报，今天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曝与女博士后开房十七次，明天轮到谁？还能曝出什么猛料？如果默认互联网举报的常态化，相当于给了百姓们一个渠道来监督官员，官老爷们岂不能如芒刺在背？当然要动用一切资源予以阻止。
这里的关键在于，从人大审议“互联网实名制”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官员和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到底是谁的利益优先；当官员的诉求和百姓的声音相冲突时，到底是谁的声音胜出。新领导登基后，互联网反腐不过热络了个把月、搞掉了几十个官员，贪官集团就已经坐不住、务必阻止而后快了，更何况要自上而下地推一个不知比互联网反腐波及面大多少倍、影响大多少倍的财产公开制度呢？官员们能甘心接受、自觉贯彻吗？
“自上而下”意味着整体的、全局性的改变。从中共的“高度团结”的组织原则出发，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共同做出一件事，就属于“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需要集体跟进，并贯彻到地方，那么权贵集团整体将无人能置身事外。从过去的事实我们看到，凡是威胁到权贵集团奶酪的事，没有一件能顺利推进，在10月份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就说要在今年第四季度拿出一个“改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出来，现在已经接近2012年结束，仍无下文；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部委合并，早在号称“铁血宰相”的朱镕基时代就宣称在酝酿中，至今仍无突破，如此兹事体大的“七常委财产公开”居然能一蹴而就？
在12月初有消息传出，当局在广东选择了某些区、县，做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在基层试点就意味着害怕影响过大、失控，从而需要先在个别地方做做看。在基层试点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中、高层开展。可是刚传出基层试点的消息，旋即又有“七常委公布财产”的爆炸性新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
就在“七常委财产清单”传出两天后，“新华网”转发了《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让新提拔官员公开财产为何更可行》。文章除了谈到广东省已决定在三个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区”之一的广州市南沙区，让新提拔的市管干部公开财产之外，还引用某“专家”的话说：“这种改革应当先从县级做起，以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为主要节点，逐步、逐级向上延伸……按照这种方法起步，经过20年左右的过渡期，即可逐步实现全体代表和官员的财产公开，基本实现整个干部队伍的廉洁化。这对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来说，速度不算慢，而算快”。简言之，按照此文所提出的方案，第一：官员财产公开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而且是从最没背景的新提拔官员做起；第二：“过渡期”需要20年之久！ “新华网”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方案设计，与七常委带头公布财产之说可谓南辕北辙。
另外脱开就事论事的揣测，对中共的性质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七常委公布财产”之说解释常委们公布财产的动机是出于社会压力使然，但是这份“清廉”得令人心疼的“财产清单”显然无法从常识上说服民众，既然中共高层在草根倒逼的压力下做出了公布财产的举动，自然人们会进一步提出诉求，要求对领导们进行独立审计；进而要求言论自由的监督、司法独立的监督，等等。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拒绝在民间的压力下做出任何妥协，目的就是要避免后续的连锁反应，用中共官场的话说，这叫“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公布高层领导的财产，内容缩了几成水还在其次，关键是不可以在民众压力下做出妥协。假如中共真能在压力下做出迎合民心之举，这就说明中共已体现出妥协和包容——换言之，中共的本质已发生了变化。中共的本质真的即将发生变化了吗？
“七常委公布财产”这件事到底是否会发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笔者在此处提出几点个人主观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