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讯】作者写在前面：没有办法，人穷志短。有些文章还想先卖几文稿费，因此也就不宜让这儿首发。可这样一来，文字也就显得很不及时，还请这儿愿意看老闵文字的网友海涵。
一
每一次政府所谓要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往往都会受到来自广大网民的“强大阻力”。之所以如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因为有些部门有些人所谓“加强”所谓“保护”，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在损害广大网民通过互联网行使正当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从客观上也保护了一些贪官污吏，让他们被揭露被曝光的机率大大减少。所以说，每次政府所谓要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所有的官员都举双手赞成。
类似例子多极，随手从互联网上摘抄几例：
2012 年2 月2 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然而事实证明，要搞乱人心的，正是他薄大官人。
2 月6 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被拒绝，重庆政府立即封锁消息，制造了“休假式治疗”、“孤立性事件”、等一系列真正的谎言。
可很快证明，这是弥天大谎。
后来这些谎言一个个被中国外交部和重庆政府自己揭穿了。当时读着新闻，真有点“幸灾乐祸”，更觉得这是给山城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自人类有国家有政府一来，估计没有哪一次的耳光比这次更响了。只是不知道这山城政府是否感觉到痛了。此时此刻，谁能说它还有资格代表山城人民呢！
之后，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前，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又指责国外媒体的报导是“拼图式的”，同时官方掀起了一场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删帖屏蔽，抓捕博客作者，还一度暂停新浪和腾讯微博评论服务。喉舌媒体纷纷以“法治”的名义警告和恫吓广大顺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然而，正如有网友所言：“谣言传着传着就上了头版头条，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更有学者熊培云如是评说：“在这个国家，谣言快成为真相的播种机了。”再用法律学者徐昕的话说：“为什么要不信谣不传谣? 因为事实比谣言更精彩！”
因此，我们有理由强调，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绝不能让理当公开的也受到保护，更不应保护政府及其官员们那些原本应该公开而害怕公开的东西。这些年，我们有些人总是拿“保护”做幌子，甚至对一些网民传播理当传播的信息进行打压，并且还总是以“敌对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之类进行诬蔑和威胁，严重的，还要判劳教，甚至判刑，重庆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兰州失业教师陈平福都是“典型案例”。
一个国家，如果绝大部分事前被政府认定为“谣言”的后来都一一兑现，并且比那些所谓“谣言”“更精彩”，那么，之后人们也就一定会更加相信政府所指责的那些“谣言”，而绝不再相信政府或从正规渠道听到和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虽然极不正常，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
临近新年的2012 岁末这段时间，大陆上要管制网络的“呼声”忽然又密集起来，从人民日报发文，到网络制度管理专家的发言，再到中国人大审议网络立法，可以说政府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据说网络管制立法虽然通过了人大会议表决，可按照法律程序，必须由国家主席签署，不签署就不能实施，即使实施也是违法行为，而截止敲这则文字止，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暂未签署该项“法案”，这就意味着此决议目前尚不具备法律效应。
单纯地讲，反对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帖胡说八道，甚至造谣诬蔑，认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是绝大多数网民都认可的；或者像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所说的“互联网要持续向前发展，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作为坚实地基”，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可要让网民守法，先让官员守法；要想个人守法，政府首先守法。这是不二法门。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体中国人中谁最不遵纪守法，谁最喜欢把自己弄到“法外”，天下人都知道。但不管你说什么，如果由此为藉口，变相干涉网民们正当信息传播及正常发表个人观点和交流，那就一定不得人心。
这个世界上，对互联网的管制，我不否认可能还有比中国更严厉的国家或地区，但像中国这样设置“敏感词”的，我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只要愿意说真话，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和管制一刻也没放松过。从“长城”到“绿坝”，一道又一道“防火墙”，在追堵拦截的技术方面，更是一个比一个先进。从这点而言，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没少下功夫。至于互联网论坛上仍然不时出现一些胡说八道乃至真正造谣诬蔑的东西，主要是中国网民太多，网管们精力不够，忙不过来，不必大惊小怪。
再说，我也完全认可2011 年英国那场骚乱后，首相卡梅伦所发的那句感慨：“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
可是，我不能不追问一句：有这种网民，特别是就中国而言，难道政府就没责任吗？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托克维尔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专制社会，人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跟政府学的：“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26页）又说，“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第22 7 ～228页）
其实，在本人看来，中国管制网络的呼声最近之所以又密集起来，与网民们近半年来通过网络反腐并“斩获不菲”有很大关系。估计有很多官员对网络从害怕到恐惧，然后自然也就反感。至于是否有到“上面”去状告网民状告网站的官员，不得而知。不过，从本人先前发表批评当时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的文章之后不几日，网站就接到要求撤稿的电话通知，是不难想像的。然而，无论怎样，都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像雷政富这样的腐败官员，如果不是在信息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不是中国有这么多网民，很难想像他会倒台，而且还倒得这么快。
因此，人民日报发文也好，网络制度管理研究专家发言以及中国人大审议网络立法也罢，在中国现阶段，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也用得上考虑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对网络反腐，也就不应太反感。如果真有哪个官员有意见，那么对这名官员倒是应该多一个心眼才是，说不定此人正是出于私心，甚至很可能就是“有问题”。
三
说到官员对网络的恐惧，互联网上已有报导：“十八大”以来，大陆网络掀起举报热潮，多名贪官遭到当局迅速打击，似乎只要网友一爆料，中共各地纪委立即介入调查，配合密切。正因此，从薄熙来的旧部雷政富，到前政法委书记的家臣李春城，再到新进入政治局的李建国，反腐之火似乎越烧越旺。然而面对中共无官不贪的现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发出警示：最恐惧出现“鱼死网破”的态势。
其实，早在2010 年5 月，《人民论坛》杂志 的封面上就赫然印着一个大标题：《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当你读了这个标题中的内容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把网络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当前官员如何看待网络的心态比较充分地进行了揭示。不管我们的大小官员，从这“揭示”中到底能受到什么启发，得到什么教训，但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尽管中国的网络无可争辩地受到一些部门的“关怀”，特别是在一些所谓“非常时期”，大小网站的编辑更是常常接到主管部门下令“撤稿”的通知，与纸媒相比，它们毕竟要强势得多，而体现这个“强势”的标识，就是网络的快和广。
也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一特性，让我们有些官员对网络感到可怕，甚至恐惧，面对“尤物”而爱不起来，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绝接受“信息时代”的到来。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人类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着想，这种现状，不仅于官员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发展，尤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带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步伐，无疑只能被时代淘汰。无论什么人如何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都不可能拒先进的科学文明于国门之外，不然，我们又怎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况，在信息时代，即使有心拒绝，估计也只能是一种妄想。这正应了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几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
其实，凡是真正进入网络世界者，包括通过网络及时浏览新闻、搜索资料、发布广告以及依靠键盘“码字”的人，可以说都早已离不开互联网了，官员们的恐惧，可以说与网络无关，“责任”完全出在官员自身。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网络世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还是四年多前的2008 年3 月中旬，总部设在北京的BDA 谘询公司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当时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还只有2.1 亿。四年多过去，中国互联网网民已接近五亿。由此可见，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的速度是比较高的。互联网用户数增长得如此之快，也正表明了中国人对互联网的态度乃至依赖。
特别是有些事件如果发生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不为人知；就算你神通广大，得以通过平面媒体报导，由于报纸“喉舌”的性质所决定，最终大多也还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不仅传播得广，尤其传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网民面前彷彿都有了一个“麦克风”，只要乐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发言，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正是这一点，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决；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解决”是难以想像的。尤其我们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网民不断增加，一个事件上了互联网并引起关注后，往往就有句说法：“该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以说，这完全是互联网的功劳。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没有互联网，南京的周久耕就不会因一盒天价香烟而“事发”，继续“好官”他自为之，更不会出现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逯军事件”，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不会传得如此之广。没有互联网，看辽宁西丰就像当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西丰，就有可能对报导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新闻的北京女记者纠缠不休，甚至有可能强行把女记者抓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互联网，“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骗国人，甚至欺骗整个世界，开国际玩笑。没有互联网，也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窑奴日子，多少家长要整天以泪洗面。没有互联网，湖北佘祥林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以及后来的“躲猫猫”、邓玉姣案，都未必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没有互联网，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也就强制拆迁了，有的人（像聂树斌）冤杀了也就冤杀了。没有互联网，“表叔”、“房叔”也就仍然是好官他自为之……
所以说，对社会进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言，可以说互联网实在是太好了，我这里所说不过是取其较有影响者，借用鲁迅的话说：“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而互联网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透明度高，影响大，来得快。难怪曾因颁发禁酒令闻名全国的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我觉得网络的推动作用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地方的事情变得轰动世界。”而南京那个“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法庭受审时更是直言：“网络太厉害”。当然，最清醒的还是要数广东省委宣传部那位胡姓副部长，几年前，他就曾对那些总是埋怨记者不该报导负面新闻，甚至认为“案件上升与记者有关系”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人“语重心长”地说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现在就没办法。以前没有互联网，现在你不报导，网上马上就出来了。”
但凡真要说互联网的意义，我觉得只有这个政府官员的这几句话才真算说到了“要害”。
2012 岁末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一
每一次政府所谓要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往往都会受到来自广大网民的“强大阻力”。之所以如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因为有些部门有些人所谓“加强”所谓“保护”，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在损害广大网民通过互联网行使正当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从客观上也保护了一些贪官污吏，让他们被揭露被曝光的机率大大减少。所以说，每次政府所谓要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所有的官员都举双手赞成。
类似例子多极，随手从互联网上摘抄几例：
2012 年2 月2 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然而事实证明，要搞乱人心的，正是他薄大官人。
2 月6 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被拒绝，重庆政府立即封锁消息，制造了“休假式治疗”、“孤立性事件”、等一系列真正的谎言。
可很快证明，这是弥天大谎。
后来这些谎言一个个被中国外交部和重庆政府自己揭穿了。当时读着新闻，真有点“幸灾乐祸”，更觉得这是给山城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自人类有国家有政府一来，估计没有哪一次的耳光比这次更响了。只是不知道这山城政府是否感觉到痛了。此时此刻，谁能说它还有资格代表山城人民呢！
之后，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前，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又指责国外媒体的报导是“拼图式的”，同时官方掀起了一场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删帖屏蔽，抓捕博客作者，还一度暂停新浪和腾讯微博评论服务。喉舌媒体纷纷以“法治”的名义警告和恫吓广大顺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然而，正如有网友所言：“谣言传着传着就上了头版头条，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更有学者熊培云如是评说：“在这个国家，谣言快成为真相的播种机了。”再用法律学者徐昕的话说：“为什么要不信谣不传谣? 因为事实比谣言更精彩！”
因此，我们有理由强调，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绝不能让理当公开的也受到保护，更不应保护政府及其官员们那些原本应该公开而害怕公开的东西。这些年，我们有些人总是拿“保护”做幌子，甚至对一些网民传播理当传播的信息进行打压，并且还总是以“敌对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之类进行诬蔑和威胁，严重的，还要判劳教，甚至判刑，重庆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兰州失业教师陈平福都是“典型案例”。
一个国家，如果绝大部分事前被政府认定为“谣言”的后来都一一兑现，并且比那些所谓“谣言”“更精彩”，那么，之后人们也就一定会更加相信政府所指责的那些“谣言”，而绝不再相信政府或从正规渠道听到和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虽然极不正常，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
临近新年的2012 岁末这段时间，大陆上要管制网络的“呼声”忽然又密集起来，从人民日报发文，到网络制度管理专家的发言，再到中国人大审议网络立法，可以说政府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据说网络管制立法虽然通过了人大会议表决，可按照法律程序，必须由国家主席签署，不签署就不能实施，即使实施也是违法行为，而截止敲这则文字止，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暂未签署该项“法案”，这就意味着此决议目前尚不具备法律效应。
单纯地讲，反对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帖胡说八道，甚至造谣诬蔑，认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是绝大多数网民都认可的；或者像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所说的“互联网要持续向前发展，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作为坚实地基”，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可要让网民守法，先让官员守法；要想个人守法，政府首先守法。这是不二法门。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体中国人中谁最不遵纪守法，谁最喜欢把自己弄到“法外”，天下人都知道。但不管你说什么，如果由此为藉口，变相干涉网民们正当信息传播及正常发表个人观点和交流，那就一定不得人心。
这个世界上，对互联网的管制，我不否认可能还有比中国更严厉的国家或地区，但像中国这样设置“敏感词”的，我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只要愿意说真话，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和管制一刻也没放松过。从“长城”到“绿坝”，一道又一道“防火墙”，在追堵拦截的技术方面，更是一个比一个先进。从这点而言，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没少下功夫。至于互联网论坛上仍然不时出现一些胡说八道乃至真正造谣诬蔑的东西，主要是中国网民太多，网管们精力不够，忙不过来，不必大惊小怪。
再说，我也完全认可2011 年英国那场骚乱后，首相卡梅伦所发的那句感慨：“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
可是，我不能不追问一句：有这种网民，特别是就中国而言，难道政府就没责任吗？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托克维尔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专制社会，人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跟政府学的：“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26页）又说，“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第22 7 ～228页）
其实，在本人看来，中国管制网络的呼声最近之所以又密集起来，与网民们近半年来通过网络反腐并“斩获不菲”有很大关系。估计有很多官员对网络从害怕到恐惧，然后自然也就反感。至于是否有到“上面”去状告网民状告网站的官员，不得而知。不过，从本人先前发表批评当时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的文章之后不几日，网站就接到要求撤稿的电话通知，是不难想像的。然而，无论怎样，都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像雷政富这样的腐败官员，如果不是在信息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不是中国有这么多网民，很难想像他会倒台，而且还倒得这么快。
因此，人民日报发文也好，网络制度管理研究专家发言以及中国人大审议网络立法也罢，在中国现阶段，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也用得上考虑中国国情的话，那么，对网络反腐，也就不应太反感。如果真有哪个官员有意见，那么对这名官员倒是应该多一个心眼才是，说不定此人正是出于私心，甚至很可能就是“有问题”。
三
说到官员对网络的恐惧，互联网上已有报导：“十八大”以来，大陆网络掀起举报热潮，多名贪官遭到当局迅速打击，似乎只要网友一爆料，中共各地纪委立即介入调查，配合密切。正因此，从薄熙来的旧部雷政富，到前政法委书记的家臣李春城，再到新进入政治局的李建国，反腐之火似乎越烧越旺。然而面对中共无官不贪的现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发出警示：最恐惧出现“鱼死网破”的态势。
其实，早在2010 年5 月，《人民论坛》杂志 的封面上就赫然印着一个大标题：《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当你读了这个标题中的内容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把网络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当前官员如何看待网络的心态比较充分地进行了揭示。不管我们的大小官员，从这“揭示”中到底能受到什么启发，得到什么教训，但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尽管中国的网络无可争辩地受到一些部门的“关怀”，特别是在一些所谓“非常时期”，大小网站的编辑更是常常接到主管部门下令“撤稿”的通知，与纸媒相比，它们毕竟要强势得多，而体现这个“强势”的标识，就是网络的快和广。
也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一特性，让我们有些官员对网络感到可怕，甚至恐惧，面对“尤物”而爱不起来，甚至不由自主地拒绝接受“信息时代”的到来。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人类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着想，这种现状，不仅于官员自身不利，更重要的是，将严重影响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发展，尤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不能适应网络时代带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步伐，无疑只能被时代淘汰。无论什么人如何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都不可能拒先进的科学文明于国门之外，不然，我们又怎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况，在信息时代，即使有心拒绝，估计也只能是一种妄想。这正应了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那几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
其实，凡是真正进入网络世界者，包括通过网络及时浏览新闻、搜索资料、发布广告以及依靠键盘“码字”的人，可以说都早已离不开互联网了，官员们的恐惧，可以说与网络无关，“责任”完全出在官员自身。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网络世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那还是四年多前的2008 年3 月中旬，总部设在北京的BDA 谘询公司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当时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还只有2.1 亿。四年多过去，中国互联网网民已接近五亿。由此可见，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的速度是比较高的。互联网用户数增长得如此之快，也正表明了中国人对互联网的态度乃至依赖。
特别是有些事件如果发生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不为人知；就算你神通广大，得以通过平面媒体报导，由于报纸“喉舌”的性质所决定，最终大多也还是不了了之。可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不仅传播得广，尤其传播得快，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网民面前彷彿都有了一个“麦克风”，只要乐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发言，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正是这一点，往往也就促成一些事件的解决；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解决”是难以想像的。尤其我们看到，随着近年来中国网民不断增加，一个事件上了互联网并引起关注后，往往就有句说法：“该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以说，这完全是互联网的功劳。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没有互联网，南京的周久耕就不会因一盒天价香烟而“事发”，继续“好官”他自为之，更不会出现像有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周久耕事件发生后，南京市的许多官员似乎一夜之间换了一身“马甲”：高档名牌服装不穿了，名牌手表不戴了，高级轿车不坐了，天价香烟也消失了。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逯军事件”，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不会传得如此之广。没有互联网，看辽宁西丰就像当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西丰，就有可能对报导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新闻的北京女记者纠缠不休，甚至有可能强行把女记者抓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互联网，“周老虎”就有可能成了“真老虎”，欺骗国人，甚至欺骗整个世界，开国际玩笑。没有互联网，也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多少人家的孩子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窑奴日子，多少家长要整天以泪洗面。没有互联网，湖北佘祥林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以及后来的“躲猫猫”、邓玉姣案，都未必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没有互联网，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也就强制拆迁了，有的人（像聂树斌）冤杀了也就冤杀了。没有互联网，“表叔”、“房叔”也就仍然是好官他自为之……
所以说，对社会进步，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言，可以说互联网实在是太好了，我这里所说不过是取其较有影响者，借用鲁迅的话说：“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而互联网之所以如此之好，主要的就是因为它透明度高，影响大，来得快。难怪曾因颁发禁酒令闻名全国的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我觉得网络的推动作用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地方的事情变得轰动世界。”而南京那个“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法庭受审时更是直言：“网络太厉害”。当然，最清醒的还是要数广东省委宣传部那位胡姓副部长，几年前，他就曾对那些总是埋怨记者不该报导负面新闻，甚至认为“案件上升与记者有关系”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人“语重心长”地说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现在就没办法。以前没有互联网，现在你不报导，网上马上就出来了。”
但凡真要说互联网的意义，我觉得只有这个政府官员的这几句话才真算说到了“要害”。
2012 岁末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