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讯】 南周事件得失论
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第一个是它还在持续发酵，还在中国的其它地方持续发酵；第二个是《南周》事件所提出来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答。有人认为这一次胡春华出面调庭，双方妥协，比较好的解决了这场危机。
这个说法是最早来自《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前社长李伟东的微博。因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词，把这些替代词要是用原来的词汇替换出来，也就是说把它翻译出来，说的就是：《南周》的总编黄灿去职担责，宣传部不再审稿，明天正常出报，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事情和庹震无关。他说据说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华协调出这个结果。他说：这是20多年来第一次媒体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蝴蝶翅动。
一些媒体在报导的时候加上了“双方妥协”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双方”指的是谁？当然有一方是广东省委的宣传部和部长庹震，他的后台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刘云山，这个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另一方是谁？这个就值得商榷了。
开始的时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但是不应该包括《南周》的最高领导层。你像现在所披露的新年献词被审查，有人把它总结出来了说五步，那么前几步其实都是总编黄灿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传部在沟通，并不是编辑部。不过就是因为他是属于《南周》而不是党的宣传部门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当作替罪羊被推出来。不管这个说法现在有没有核实，有没有证实，显然它是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的。
但是从这点来说的话也说明宣传部的这一方并没有做出让步，所以不存在双方妥协的问题。让步都是在《南周》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议不出报，结果现在出了报了。正常出报，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协。
其它方面，宣传部门没有让出一步来。庹震继续出面主持宣传部长会议，要求庹震下台的呼声显然没有得到回应；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秋后算帐，不管这个说法能不能兑现，它根本就谈不上让步。这是省委宣传部惹出来的事情，本来肇事一方是省委宣传部，应该他们被追究的，结果反过来说不追究《南周》的年轻人，这个怎么能够算让步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这里最关键的是宣传部不再审稿，这里指的是不再“事前”审稿，因为“事后”审稿是宣传部门一贯的作法，也不仅仅限制在广东，而是全国各地，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到各级宣传部门都是这么做的。关键是在事前审稿，而事前审稿弄到像这次《南周》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不多见的，至少曝光出来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来在广东自己搞出来的名堂，当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这个就很难说，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点。
据《南周》自己讲，事先送审新年献词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献词今年是第15年，这15年当中都没有事先送审过。也就是说从全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来说的话，并没有做任何让步；如果说仅有的让步的话，那就是说在广东搞的独特的事前审稿，而且是对《南周》这次做得非常过分的事前审稿，以后不做了。如果说让步的话，仅仅是退回到了原来全国统一的做法，而且是一直这么做的。
上次我们谈到“去庹”，就是要求庹震下台或者离职，“去庹”是声援者的诉求，声援的人提出来的，显然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原因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因为中共它不会因为贯彻新闻管制政策而撤了省宣传部长的职务。
庹震不是自己想去管新闻，也不是自己有那个能力和权力去管新闻，而是说他是贯彻中共的新闻管制的政策。即使庹震以后调动了，也是静悄悄的，不会公开说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调动的，因为新闻管制确实是事关中共生死存亡的事情。
但是《南周》本身没有取得成果并不表明这次抗争并没有用。八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加入反对中共控制媒体、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我们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诉求，我们就讲这次整个社会抗争的诉求。
几年前有过一次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无论从性质、从深度来说的话，它远远高于《南周》自己本身的诉求，但是那一次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支持程度要远远小于这一次。这就应该归功于一个是这些年来，从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以来，到现在中国民众对中共统治的性质的认识比当时要远远进了一大步。
另外，网络更普及了，而社交网络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普及。另外，这次《南周》事件它具备了很多成为公共事件的条件，而当时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时候它不具备这些成为公共事件的条件。所以加在一起的话，这一次大家提出来的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还是很有意义的。
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宣部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后来扩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认为起一个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这里起了一个唯恐天下不乱而把事端扩大的作用。因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说是一次突发的，甚至是偶发的事件，当然，它已经具备了所有发生的必然的条件，就是说媒体管制压制中国的媒体新闻自由，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程度了，它早晚会爆发，但是发生在《南周》确实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是人为的扩大矛盾制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较符合《环球时报》的风格和立场的，所以它引起网民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后来《环球时报》的内部传出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环球时报》所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锡进本人还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辩说：“境外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他们写的，而是网络小编为了增加转发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仅仅到这一步，那也就罢了，就是说《环球时报》给自己的定位，还有读者和网民给它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体转载。现在还不清楚要求转载的是哪些媒体，但是显然重点并不是各地的党报本身，就是党报、省委机关报，比如说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就是《南方日报》，它的重点并不是党报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党报的子报，主要是类似《南周》这样的都市报、晨报、晚报，比较市场化和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媒体，要求这些媒体转载。结果《新京报》、《潇湘晨报》这两个报纸就抗命，拒绝转载，当然其它的报纸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抵制，结果引发了《新京报》风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从一个地方宣传部对地方媒体的审查扩大到了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它的级别也从省一级升到了中央。这和平常其它事件，类似事件，人们去推测，或者说内部消息说这件事情中央卷入了，后台是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次是有铁证的。
北京市委宣传部是不归广东省委宣传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传部去压《新京报》的宣传部的副部长，又说他们也有压力，也就是说那个压力只可能来自高于北京市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这个级别，那当然至少就是来自中宣部。当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要争表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打压媒体的老手刘云山。现在已经知道刘云山确实是分工管宣传的，尽管中宣部没有人专管。
从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机处理来看的话，像这一类事情本来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显然这一次宣传部门的处理是把小事扩大。这就是说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识去考虑。我们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本来这个事情已经慢慢平息了，结果出了一个“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后导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轮功也是，本来朱镕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结果江泽民不满意，执意要发动全面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在藏区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中共在藏区实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么领袖像进村入寺，什么反自焚专项斗争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扩大、加强。所以中共它历来对民众的意见不满和申诉所采取的所有对应措施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强化矛盾，最后用暴力镇压来解决。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它体现了中共本身的邪恶。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话，当出现国内危机需要处理的时候，它都是趋向于强硬和蛮不讲理；和平、理性和妥协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过。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从“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来看的话，当高层突然出现了毫无理由的过度反应的话，往往是高层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六四”之前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矛盾公开化；而迫害法轮功之前，江泽民和朱镕基处理意见就不合，或者说是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处理方法不满。那么这种时候挑动事端的往往是主张强硬镇压的一方，而这一方在中共的体系内它是政治正确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联系到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乱的扩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这一级要想抢夺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因为刘奇葆他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宣传口刚刚在开完十八大之后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规操作惯性使然，不致于一个新任的宣传部长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去冒险。
现在中共最高层应该是在各个派系从组、互相试探、磨合的过程，所以说如果真的出现了类似于“六四”或者迫害法轮功前的那些高层的不合意见的话，那么一定出在常委这一级，而不会在政治局委员，甚至更低的级别，不可能！
有心栽花和无意插柳
下面再谈一下有心栽花和无意插柳，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并不是哪个设计出来的。你像目前中国的媒体和网络民意表达的这种方式和途径和毛泽东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在党报圈子里面也出现了像《南周》那样被称称为敢言的媒体，尽管背后还是被严格审查、控制，还要不停的被整肃，但是在外面大家看到它已经是有很多敢言媒体了。
但是这个媒体的现状，就是达到这一步却显然不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就是说设计我要出一个这样的媒体然后来控制，而是说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好像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从党报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地方党报需要养自己，于是就走了市场化这条路，而办了一些不那么一本正经的子报。从这里开始，再加上八十年代相对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不是说那个时候中宣部就不管媒体了，不是的，是相对比较宽松，而南方率先开放，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呢也有很多政治上比较宽松的条件，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最后导致产生了一批这样的媒体。所以它是一个不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一个结果。
网络也是这样，本来中共的防火墙阻止了推特、facebook（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因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响。但是它为了阻止这些进入，它就在国内拷贝了类似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的微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国内的微博要比国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制造一个拷贝出来，那你就不会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国外的社交媒体了，就用国内的，是为了方便控制。
但是当使用的人数和信息量达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你比如说人数上亿以后，它的控制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因为毕竟社交网络它的反应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比起传统媒体以天计算，甚至以周计算，它的控制就要难得多。预先审查就很难，因为很多突发事件在这之前是没有预料的，也不能预设关键词来控制的；而事后审查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像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达，在开始的时候通过微博等等社交媒体传播，然后再人走上大街。谁也没有想到2年前的茉莉花散步并没有被号召起来，或者说还没有开始就被打压下去了；而今天对《南周》支持也是属于上街的形式，但是却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轻易地就出现了，而且实现了。并且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还打出了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远远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诉求。
我想大部分人都承认这是1989年“六四”以来，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闻自由。这也不是说怎么设计出来的，而是说有多种因素组合起来以后造成了这么一个事件。
这次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你说是一个成果也好，就是说中共屡试不爽的去指责“境外势力”做替罪羊，这次不灵了。《环球时报》的社评当中提到说《南周》的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因此就把这个事情定调是“境外势力介入”。
这个事情荒唐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的话，被所有的人看就是笑话了，就是连现场叫阵的那些五毛党们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胡锡进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还想方设法的去否定，说这个不是他写的。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太荒唐了！
这么荒唐，怎么会写出来的？当然中共一直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在很多时候确实欺骗了民众。独裁者当它编出很多谎言的时候，其实它自己多少也会被谎言所骗，它自己越说越相信，越说越相信，它最后认为这是真的了，最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它能够编出来一些荒唐到别人都不值得去驳它了，就是笑它而已。当然作为中共来说的话，它是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它永远要这样做下去。
什么是中国的宪政梦
最后再跟大家谈一谈“宪政梦”。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炎黄春秋》和《南周》被整肃都是因为它们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宪政，说是呼应了习近平的宪政。呼应不呼应这个很难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强调的是宪法和依法治国，应该说这还不完全是宪政，或者说此宪政非彼宪政。
中国人的宪政梦从晚清做起分几个阶段，当然我不是宪政专家，我没有研究宪政，我只是从一般人常识的角度来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人们努力想实现的、推动的是君主立宪，就是说实现的是一个君主宪政。然而由于满清固执的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赶到了革命党一边，到了最后它自己知道难以维持政权的时候才开始立宪，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民国开始，由于晚清立宪从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动上，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因此相对平稳的就过渡到了比较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民主宪政。就是说君主立宪没有完成，但是它为后来的民主宪政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结果就比较平稳的过渡过来了。尤其是在民国开始的一、二十年，民主宪政是实行比较好的，当然后来由于中共割据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这个进程被阻止了、延缓了，或者被打断了。但是后来在台湾这个宪政得以延续完成；而在大陆则由于中共的统治，宪政的过程完全中断了。
宪政并不是说制定一部宪法就实现了，宪政是对统治者的限制。在君主宪政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在民主宪政是对政府的限制。中共的宪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宪政原则。中国现存的宪法是把中共置于宪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都塞进宪法并作为指导思想。所以这部宪法恰恰是被认为不是真正宪法的所谓名义宪法和字义宪法。
所谓“名义宪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无限政府”，通过宪法取得法律化的认可，就像中共宪法当中规定的马列毛指导思想和中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名义宪法。而“字义宪法”则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宪法差不多，但是并不实施，就像中共的宪法里面规定的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就是字义宪法，写在那个地方但不实行。
因此在中国实行宪政至少有两个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就是严格按照现行的宪法去执行。举例说，《宪法》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国的话就是先兑现宪法字面上的内容，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怎么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开放报禁；集社自由，就是开放党禁，让大家有权力组织政党、组织团体；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对藏人、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对家庭教会的迫害。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现行政策都反过来。想像一下，这难度有多大？
即使这可以实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废除宪法当中“名义宪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导思想、领导地位以及相应的条款全都从宪法中取消掉。这两步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宪政可言。
做宪政梦在时间轴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你像做宪政梦的话，后退64年，回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或者后退更远，后退个100年，到中华民国开始的时候实行的宪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进。在空间上则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学习。所以做宪政梦其实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第一个是它还在持续发酵，还在中国的其它地方持续发酵；第二个是《南周》事件所提出来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答。有人认为这一次胡春华出面调庭，双方妥协，比较好的解决了这场危机。
这个说法是最早来自《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前社长李伟东的微博。因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词，把这些替代词要是用原来的词汇替换出来，也就是说把它翻译出来，说的就是：《南周》的总编黄灿去职担责，宣传部不再审稿，明天正常出报，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事情和庹震无关。他说据说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华协调出这个结果。他说：这是20多年来第一次媒体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蝴蝶翅动。
一些媒体在报导的时候加上了“双方妥协”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双方”指的是谁？当然有一方是广东省委的宣传部和部长庹震，他的后台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刘云山，这个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另一方是谁？这个就值得商榷了。
开始的时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但是不应该包括《南周》的最高领导层。你像现在所披露的新年献词被审查，有人把它总结出来了说五步，那么前几步其实都是总编黄灿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传部在沟通，并不是编辑部。不过就是因为他是属于《南周》而不是党的宣传部门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当作替罪羊被推出来。不管这个说法现在有没有核实，有没有证实，显然它是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的。
但是从这点来说的话也说明宣传部的这一方并没有做出让步，所以不存在双方妥协的问题。让步都是在《南周》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议不出报，结果现在出了报了。正常出报，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协。
其它方面，宣传部门没有让出一步来。庹震继续出面主持宣传部长会议，要求庹震下台的呼声显然没有得到回应；不追究年轻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秋后算帐，不管这个说法能不能兑现，它根本就谈不上让步。这是省委宣传部惹出来的事情，本来肇事一方是省委宣传部，应该他们被追究的，结果反过来说不追究《南周》的年轻人，这个怎么能够算让步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这里最关键的是宣传部不再审稿，这里指的是不再“事前”审稿，因为“事后”审稿是宣传部门一贯的作法，也不仅仅限制在广东，而是全国各地，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到各级宣传部门都是这么做的。关键是在事前审稿，而事前审稿弄到像这次《南周》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不多见的，至少曝光出来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来在广东自己搞出来的名堂，当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这个就很难说，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点。
据《南周》自己讲，事先送审新年献词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献词今年是第15年，这15年当中都没有事先送审过。也就是说从全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来说的话，并没有做任何让步；如果说仅有的让步的话，那就是说在广东搞的独特的事前审稿，而且是对《南周》这次做得非常过分的事前审稿，以后不做了。如果说让步的话，仅仅是退回到了原来全国统一的做法，而且是一直这么做的。
上次我们谈到“去庹”，就是要求庹震下台或者离职，“去庹”是声援者的诉求，声援的人提出来的，显然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原因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因为中共它不会因为贯彻新闻管制政策而撤了省宣传部长的职务。
庹震不是自己想去管新闻，也不是自己有那个能力和权力去管新闻，而是说他是贯彻中共的新闻管制的政策。即使庹震以后调动了，也是静悄悄的，不会公开说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调动的，因为新闻管制确实是事关中共生死存亡的事情。
但是《南周》本身没有取得成果并不表明这次抗争并没有用。八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加入反对中共控制媒体、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我们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诉求，我们就讲这次整个社会抗争的诉求。
几年前有过一次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无论从性质、从深度来说的话，它远远高于《南周》自己本身的诉求，但是那一次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支持程度要远远小于这一次。这就应该归功于一个是这些年来，从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以来，到现在中国民众对中共统治的性质的认识比当时要远远进了一大步。
另外，网络更普及了，而社交网络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普及。另外，这次《南周》事件它具备了很多成为公共事件的条件，而当时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时候它不具备这些成为公共事件的条件。所以加在一起的话，这一次大家提出来的要求新闻自由的抗争还是很有意义的。
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宣部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后来扩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认为起一个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这里起了一个唯恐天下不乱而把事端扩大的作用。因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说是一次突发的，甚至是偶发的事件，当然，它已经具备了所有发生的必然的条件，就是说媒体管制压制中国的媒体新闻自由，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程度了，它早晚会爆发，但是发生在《南周》确实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是人为的扩大矛盾制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较符合《环球时报》的风格和立场的，所以它引起网民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后来《环球时报》的内部传出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环球时报》所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锡进本人还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辩说：“境外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他们写的，而是网络小编为了增加转发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仅仅到这一步，那也就罢了，就是说《环球时报》给自己的定位，还有读者和网民给它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体转载。现在还不清楚要求转载的是哪些媒体，但是显然重点并不是各地的党报本身，就是党报、省委机关报，比如说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就是《南方日报》，它的重点并不是党报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党报的子报，主要是类似《南周》这样的都市报、晨报、晚报，比较市场化和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媒体，要求这些媒体转载。结果《新京报》、《潇湘晨报》这两个报纸就抗命，拒绝转载，当然其它的报纸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抵制，结果引发了《新京报》风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从一个地方宣传部对地方媒体的审查扩大到了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它的级别也从省一级升到了中央。这和平常其它事件，类似事件，人们去推测，或者说内部消息说这件事情中央卷入了，后台是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次是有铁证的。
北京市委宣传部是不归广东省委宣传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传部去压《新京报》的宣传部的副部长，又说他们也有压力，也就是说那个压力只可能来自高于北京市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这个级别，那当然至少就是来自中宣部。当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要争表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打压媒体的老手刘云山。现在已经知道刘云山确实是分工管宣传的，尽管中宣部没有人专管。
从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机处理来看的话，像这一类事情本来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显然这一次宣传部门的处理是把小事扩大。这就是说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识去考虑。我们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本来这个事情已经慢慢平息了，结果出了一个“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后导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轮功也是，本来朱镕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结果江泽民不满意，执意要发动全面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在藏区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中共在藏区实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么领袖像进村入寺，什么反自焚专项斗争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扩大、加强。所以中共它历来对民众的意见不满和申诉所采取的所有对应措施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强化矛盾，最后用暴力镇压来解决。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它体现了中共本身的邪恶。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话，当出现国内危机需要处理的时候，它都是趋向于强硬和蛮不讲理；和平、理性和妥协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过。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从“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来看的话，当高层突然出现了毫无理由的过度反应的话，往往是高层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六四”之前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矛盾公开化；而迫害法轮功之前，江泽民和朱镕基处理意见就不合，或者说是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处理方法不满。那么这种时候挑动事端的往往是主张强硬镇压的一方，而这一方在中共的体系内它是政治正确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联系到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乱的扩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这一级要想抢夺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因为刘奇葆他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宣传口刚刚在开完十八大之后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规操作惯性使然，不致于一个新任的宣传部长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去冒险。
现在中共最高层应该是在各个派系从组、互相试探、磨合的过程，所以说如果真的出现了类似于“六四”或者迫害法轮功前的那些高层的不合意见的话，那么一定出在常委这一级，而不会在政治局委员，甚至更低的级别，不可能！
有心栽花和无意插柳
下面再谈一下有心栽花和无意插柳，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并不是哪个设计出来的。你像目前中国的媒体和网络民意表达的这种方式和途径和毛泽东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在党报圈子里面也出现了像《南周》那样被称称为敢言的媒体，尽管背后还是被严格审查、控制，还要不停的被整肃，但是在外面大家看到它已经是有很多敢言媒体了。
但是这个媒体的现状，就是达到这一步却显然不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就是说设计我要出一个这样的媒体然后来控制，而是说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好像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从党报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地方党报需要养自己，于是就走了市场化这条路，而办了一些不那么一本正经的子报。从这里开始，再加上八十年代相对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不是说那个时候中宣部就不管媒体了，不是的，是相对比较宽松，而南方率先开放，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呢也有很多政治上比较宽松的条件，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最后导致产生了一批这样的媒体。所以它是一个不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一个结果。
网络也是这样，本来中共的防火墙阻止了推特、facebook（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进入中国，因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响。但是它为了阻止这些进入，它就在国内拷贝了类似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的微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国内的微博要比国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制造一个拷贝出来，那你就不会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国外的社交媒体了，就用国内的，是为了方便控制。
但是当使用的人数和信息量达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你比如说人数上亿以后，它的控制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因为毕竟社交网络它的反应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比起传统媒体以天计算，甚至以周计算，它的控制就要难得多。预先审查就很难，因为很多突发事件在这之前是没有预料的，也不能预设关键词来控制的；而事后审查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像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达，在开始的时候通过微博等等社交媒体传播，然后再人走上大街。谁也没有想到2年前的茉莉花散步并没有被号召起来，或者说还没有开始就被打压下去了；而今天对《南周》支持也是属于上街的形式，但是却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轻易地就出现了，而且实现了。并且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还打出了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远远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诉求。
我想大部分人都承认这是1989年“六四”以来，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闻自由。这也不是说怎么设计出来的，而是说有多种因素组合起来以后造成了这么一个事件。
这次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你说是一个成果也好，就是说中共屡试不爽的去指责“境外势力”做替罪羊，这次不灵了。《环球时报》的社评当中提到说《南周》的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因此就把这个事情定调是“境外势力介入”。
这个事情荒唐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的话，被所有的人看就是笑话了，就是连现场叫阵的那些五毛党们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胡锡进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还想方设法的去否定，说这个不是他写的。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太荒唐了！
这么荒唐，怎么会写出来的？当然中共一直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在很多时候确实欺骗了民众。独裁者当它编出很多谎言的时候，其实它自己多少也会被谎言所骗，它自己越说越相信，越说越相信，它最后认为这是真的了，最后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它能够编出来一些荒唐到别人都不值得去驳它了，就是笑它而已。当然作为中共来说的话，它是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它永远要这样做下去。
什么是中国的宪政梦
最后再跟大家谈一谈“宪政梦”。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炎黄春秋》和《南周》被整肃都是因为它们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宪政，说是呼应了习近平的宪政。呼应不呼应这个很难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强调的是宪法和依法治国，应该说这还不完全是宪政，或者说此宪政非彼宪政。
中国人的宪政梦从晚清做起分几个阶段，当然我不是宪政专家，我没有研究宪政，我只是从一般人常识的角度来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人们努力想实现的、推动的是君主立宪，就是说实现的是一个君主宪政。然而由于满清固执的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赶到了革命党一边，到了最后它自己知道难以维持政权的时候才开始立宪，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民国开始，由于晚清立宪从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动上，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社会大众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因此相对平稳的就过渡到了比较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民主宪政。就是说君主立宪没有完成，但是它为后来的民主宪政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结果就比较平稳的过渡过来了。尤其是在民国开始的一、二十年，民主宪政是实行比较好的，当然后来由于中共割据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这个进程被阻止了、延缓了，或者被打断了。但是后来在台湾这个宪政得以延续完成；而在大陆则由于中共的统治，宪政的过程完全中断了。
宪政并不是说制定一部宪法就实现了，宪政是对统治者的限制。在君主宪政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在民主宪政是对政府的限制。中共的宪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宪政原则。中国现存的宪法是把中共置于宪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都塞进宪法并作为指导思想。所以这部宪法恰恰是被认为不是真正宪法的所谓名义宪法和字义宪法。
所谓“名义宪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无限政府”，通过宪法取得法律化的认可，就像中共宪法当中规定的马列毛指导思想和中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名义宪法。而“字义宪法”则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宪法差不多，但是并不实施，就像中共的宪法里面规定的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这就是字义宪法，写在那个地方但不实行。
因此在中国实行宪政至少有两个大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就是严格按照现行的宪法去执行。举例说，《宪法》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集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国的话就是先兑现宪法字面上的内容，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怎么让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开放报禁；集社自由，就是开放党禁，让大家有权力组织政党、组织团体；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对藏人、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对家庭教会的迫害。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现行政策都反过来。想像一下，这难度有多大？
即使这可以实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废除宪法当中“名义宪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导思想、领导地位以及相应的条款全都从宪法中取消掉。这两步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宪政可言。
做宪政梦在时间轴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你像做宪政梦的话，后退64年，回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或者后退更远，后退个100年，到中华民国开始的时候实行的宪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进。在空间上则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学习。所以做宪政梦其实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