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日讯】当山西运城纪委干部“房媳”张彦被曝出拥有北京、山西双户口后，人们的关注不全集中在其有多少房产上，而是对房媳一家官员为了自家的特殊利益肆无忌惮地造假感到震惊。进而引发一个社会思考：全国还有多少造假官员家族存在？成窝的造假官员又如何管理一个真实的社会？
我们已知主角“房媳”张彦是山西运城市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人员，此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张彦的丈夫孙红军是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张彦的公公孙太平此前为运城市财政局局长。
能当公安局长的前提，本人必须是警界人士。孙红军步入警界，就是他父亲孙太平违反规定“帮助办理录警手续”的，同时还实施了年龄造假。人们知道，在持续多年的“延迟退休攻防战”中，力挺延迟退休的一方，大多是官运亨通的实权派人物。作为财政局长的孙太平，当然希望干到底，为了达到延迟退休目的，等不及攻防战分胜负，先下手私改了自己的档案年龄。此外，网曝孙太平在北京、海南等地有十几处房产，价值不菲，说明老先生的工资收入也不是真实的。
父辈的造假传统，被第二代继承并发扬光大。
2000年进入运城市纪委工作的儿媳张彦，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决定将户口迁往北京。这一决定大出常人意料，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更严。而实践证明张彦的选择很“明智”。
2005年，张彦在北京顺义区杨镇投资小城镇并购房，创造条件以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口管理的相关规定”，经杨镇镇政府和顺义区政府审批同意，并由公安机关人口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于2006年将户口迁移到杨镇派出所，成为“北京市小城镇户口”。2012年，又凭一纸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其造假的 “失业证”，张彦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再迁入海淀区中关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北京”人了。
张彦在户口迁入北京后，果然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时，持有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和出生证明。不管这回由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是否有假，毕竟她第二个子女的北京市户籍也将“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
户口入京后，人还在山西做官的这一家子为了“办事”方便，2009年3月，时任公安局长的丈夫孙红军挟同当时夏县裴介镇派出所负责人、现任夏县公安局督察大队负责人薛俊龙，为张彦办了一张夏县的身份证。据传，这个名为“冬岩”的身份证，是专为孙红军、孙太平父子买卖房屋、转移资产所用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一窝子造假官员被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有媒体说，公众疑惑，一个运城市纪委在职工作人员缘何“失业”？一个具有失业证明的人缘何还能在北京投资落户？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分属于权力与制度两个方面。张彦是纪委“效能监察室”科级检察员，管的是“效能监察”，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效能”如何，是不是要接受纪委的“监察”呢？检察员想要“失业”该不该为其“失业”呢？更何况还有公安、财政做后盾呢，这是权力失控。而“投资落户”本来就是一种量体裁衣的萝卜规定。试想，除了贪官和富人，哪个底层百姓有资本到京城“投资落户”？这样的富人俱乐部式的管理规定再添上一些照顾“失业者”的慈善颜色，自然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制度缺陷。
当造假的“权力”被进入投资落户的“制度”笼子里时，才会有北京警方的“山西房媳北京户口及二胎均合规”的结论。这是中国现阶段官场和制度上的怪现象，并非北京市公安局的强词夺理。真正让人忧虑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让成“窝”的造假官员管理则何以贯彻科学发展观？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我们已知主角“房媳”张彦是山西运城市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人员，此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张彦的丈夫孙红军是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张彦的公公孙太平此前为运城市财政局局长。
能当公安局长的前提，本人必须是警界人士。孙红军步入警界，就是他父亲孙太平违反规定“帮助办理录警手续”的，同时还实施了年龄造假。人们知道，在持续多年的“延迟退休攻防战”中，力挺延迟退休的一方，大多是官运亨通的实权派人物。作为财政局长的孙太平，当然希望干到底，为了达到延迟退休目的，等不及攻防战分胜负，先下手私改了自己的档案年龄。此外，网曝孙太平在北京、海南等地有十几处房产，价值不菲，说明老先生的工资收入也不是真实的。
父辈的造假传统，被第二代继承并发扬光大。
2000年进入运城市纪委工作的儿媳张彦，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决定将户口迁往北京。这一决定大出常人意料，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更严。而实践证明张彦的选择很“明智”。
2005年，张彦在北京顺义区杨镇投资小城镇并购房，创造条件以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郊区小城镇建设试点城镇户口管理的相关规定”，经杨镇镇政府和顺义区政府审批同意，并由公安机关人口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于2006年将户口迁移到杨镇派出所，成为“北京市小城镇户口”。2012年，又凭一纸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其造假的 “失业证”，张彦将“北京市小城镇户口”再迁入海淀区中关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北京”人了。
张彦在户口迁入北京后，果然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时，持有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和出生证明。不管这回由顺义计生部门开具的处罚收费票据是否有假，毕竟她第二个子女的北京市户籍也将“符合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
户口入京后，人还在山西做官的这一家子为了“办事”方便，2009年3月，时任公安局长的丈夫孙红军挟同当时夏县裴介镇派出所负责人、现任夏县公安局督察大队负责人薛俊龙，为张彦办了一张夏县的身份证。据传，这个名为“冬岩”的身份证，是专为孙红军、孙太平父子买卖房屋、转移资产所用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一窝子造假官员被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有媒体说，公众疑惑，一个运城市纪委在职工作人员缘何“失业”？一个具有失业证明的人缘何还能在北京投资落户？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分属于权力与制度两个方面。张彦是纪委“效能监察室”科级检察员，管的是“效能监察”，山西省运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效能”如何，是不是要接受纪委的“监察”呢？检察员想要“失业”该不该为其“失业”呢？更何况还有公安、财政做后盾呢，这是权力失控。而“投资落户”本来就是一种量体裁衣的萝卜规定。试想，除了贪官和富人，哪个底层百姓有资本到京城“投资落户”？这样的富人俱乐部式的管理规定再添上一些照顾“失业者”的慈善颜色，自然就不伦不类了，这是制度缺陷。
当造假的“权力”被进入投资落户的“制度”笼子里时，才会有北京警方的“山西房媳北京户口及二胎均合规”的结论。这是中国现阶段官场和制度上的怪现象，并非北京市公安局的强词夺理。真正让人忧虑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让成“窝”的造假官员管理则何以贯彻科学发展观？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