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0日讯】在共产党和纳粹的独裁统治下，人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交友恋爱，怎么娱乐休闲，怎么过日子，都得听从党的意志，符合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实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被政治操控并服务于政治的公共生活。
——题记
一个国家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要求穿上制服，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以穿制服为荣。如此离奇的国度就是当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谈到纳粹德国的社会风尚，有历史学家曾形容说那是一个“制服国家”，一个“喜欢穿制服的年代”。事实确乎如此。当年，被纳粹当局要求穿制服的德国人大约有1，250万。他们当中有党卫军、国防军、冲锋队、宪兵、邮差、教师、国家公务员等各种职业和年龄的人。
如今成为“恶魔”代名词的第三帝国军服，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制服。纳粹当局对它的设计和制作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了彰显日尔曼人人种优秀的一件重要道具。希特勒曾亲自下令：德国士兵的穿戴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最威风的。
按照希特勒的这一要求设计生产出来的纳粹军服，不但延续了德国传统军服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以改进创造，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加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充分凸显了军人的体态美。军服的用料也很讲究，夏季军服采用混纺棉质材料，冬季则采用羊毛布料与人造纤维材料合织，穿在身上显得挺括整齐。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了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
本来，在以往的德国，穿着打扮是游离于政治的，但希特勒掌权后，它却跟政治和意识形态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被当权者改造成了一种宣传和强化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巧妙工具，同时也被人们当成了一种显示自己种族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标志，一种表达自己紧跟和效忠纳粹的特殊方式。
有人把纳粹制服称之为“被规范和利用的美”， 形容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论是冲锋队的褐色制服，还是党卫军的黑色制服，或是其他类型的纳粹制服，可以说样样看上去都很英武、帅气、挺拔，以致对众多德国人都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感冲击，构成了一种难以抵御的“制服诱惑”。年轻时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对种族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纳粹，据说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纳粹的那身制服给迷住了，可见其魅力之大。
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强调组织、机构、思想、行为“一体化”的纳粹社会中，能够穿上制服，既表明自己已被当局和社会所接纳，成了体制内的一员，还能够唤起人的自我价值感，满足人的虚荣心。非但大人如此，孩子也不例外。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介绍，当年参入德国少年队的孩子都穿统一的制服：“褐色的裤子，褐色的衬衣，黑色的三角巾，上边系着一个褐色的皮扣，皮肩带。有皮带扣子的武装带上，有一个表示'胜利’的鲁内文（日尔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脚上还穿着白色的中筒袜，褐色的皮鞋。”“制服是一种礼服”。当年的少年队员克劳斯•毛尔斯哈根回忆说，“头上还有一顶船型帽，我们把它歪戴在头上，样子十分调皮，我们非常骄傲。姑娘们十分羡慕我们。谁要是被批准穿上这套少年队的制服，谁就感到被接纳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团体中——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
显而易见，穿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绑架在纳粹政治战车上的人也就越多，迷恋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纳粹的精神控制套牢的人也就越多。
与德国服装的纳粹化相类似的一幕是在共产党国家上演的服装的革命化，它们的实质完全相同，都是穿着的政治化。
就说中国吧。民国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时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式和西化鼎立的多元格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穿着上的差异相当明显， 既有穿传统长袍马褂的，也有着西服、中山装、学生装、旗袍、西式时装等近代服装的。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随着一党专政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这种多元化的局面立刻就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山装为主打的单调格局。
说起中山装，那倒不是共产党的创造。据说，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便流传开来，并被人们称之为“中山装”。
早在民国时中山装就开始流行，但那会着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也不少，穿中山装的更多是公务人员。到了毛时代就不同了，长袍马褂和西服作为旧时代的象征和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成了不受欢迎的物件，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改良后的中山装则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爱穿、常穿，共产党的干部纷纷群起效仿，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了当时的标准男装，被外国人称之为“毛式制服”。
与长袍马褂和西服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风行民国的旗袍，取而代之的则是从苏联传进中国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布拉吉原是苏联女性的日常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腰际系一条布带。它宽松肥大，布料颜色、花样比较单调（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条纹），质地粗糙，对女性风采的体现有限。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中共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一度成了中国中青年女性热衷模仿的物件，甚至还发生过要求共青团员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带头穿的事儿。
1949年后的中国，不但服装的式样变得单调了，连颜色也变得单调了。五六十年代，因为蓝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举国上下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山装的变化。民国时代的中山装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但1949年之后，蓝色很快成了中山装的主打色彩，穿其他颜色中山装的人已极为少见。
进入文革后，随着政治风潮的转向，在一段时期内，以中山装为代表的“蓝海洋”又变成了以绿军装为标志的“绿海洋”。
中共的江山本来就是用枪杆子打下的。而文革则是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造反夺权——造“刘邓司令部”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样需要依靠军队这张王牌。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共军队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并煽动红卫兵的造反热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戴上了绿军帽。据说，自中共当权以来，这是毛第一次身着军装在公开场合亮相。第二天，毛穿军装戴军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着位置，迅速传遍了全中国。这之后，毛又穿着军装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心领神会，也都跟毛一样穿上了军装。
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年代，“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甚至连同他的穿着装束有时也成了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文革前，毛就号召国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全国学解放军”。现在，“伟大领袖”亲自穿上了军装，这身装扮自然成了当时最革命最新潮的标志。
率先跟风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和跟着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当年的红卫兵都想穿上一身他们心中无限向往的军装，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实在搞不到军装，有人就把中山装染成绿色的当军装穿。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当年典型的红卫兵装束：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色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穿着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不但男生这样穿着，女学生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
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军装热，不但红卫兵争相穿上了军装，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份子也纷纷穿起了军装。有段时间，军装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结婚礼服。随着“全民着军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中国迈入了一个“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人们的着装更趋统一，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大为淡化。
从中山装到绿军装，尽管具体式样有很大不同，但中国人的穿着打扮被政治所规范，并且为政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以贯之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中山装还是绿军装，在毛时代都是一种革命的外在标志。当局借助这种政治符号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化对人民的精神控制，而人民则以此表达自己对政权和时代的迎合与追随。
不用说，不论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会里跟政治都是游离的，而且一直都是最个性化的领域，因为它所关乎的主要是个人的品味、爱好、情趣等因素。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却是个典型的例外。它们不但对以政治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控制，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蛮横地侵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中。在独裁权力的强制改造和规范下，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政治化。他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交友恋爱，怎么娱乐休闲，怎么过日子，都得听从党的意志，符合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实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被政治操控并服务于政治的公共生活。服装的纳粹化和革命化，不就是这种畸形变化的一面镜子么。 **
——题记
一个国家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要求穿上制服，而且大人和孩子都以穿制服为荣。如此离奇的国度就是当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谈到纳粹德国的社会风尚，有历史学家曾形容说那是一个“制服国家”，一个“喜欢穿制服的年代”。事实确乎如此。当年，被纳粹当局要求穿制服的德国人大约有1，250万。他们当中有党卫军、国防军、冲锋队、宪兵、邮差、教师、国家公务员等各种职业和年龄的人。
如今成为“恶魔”代名词的第三帝国军服，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制服。纳粹当局对它的设计和制作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了彰显日尔曼人人种优秀的一件重要道具。希特勒曾亲自下令：德国士兵的穿戴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最威风的。
按照希特勒的这一要求设计生产出来的纳粹军服，不但延续了德国传统军服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以改进创造，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加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充分凸显了军人的体态美。军服的用料也很讲究，夏季军服采用混纺棉质材料，冬季则采用羊毛布料与人造纤维材料合织，穿在身上显得挺括整齐。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了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
本来，在以往的德国，穿着打扮是游离于政治的，但希特勒掌权后，它却跟政治和意识形态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被当权者改造成了一种宣传和强化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巧妙工具，同时也被人们当成了一种显示自己种族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标志，一种表达自己紧跟和效忠纳粹的特殊方式。
有人把纳粹制服称之为“被规范和利用的美”， 形容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论是冲锋队的褐色制服，还是党卫军的黑色制服，或是其他类型的纳粹制服，可以说样样看上去都很英武、帅气、挺拔，以致对众多德国人都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感冲击，构成了一种难以抵御的“制服诱惑”。年轻时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对种族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纳粹，据说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纳粹的那身制服给迷住了，可见其魅力之大。
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强调组织、机构、思想、行为“一体化”的纳粹社会中，能够穿上制服，既表明自己已被当局和社会所接纳，成了体制内的一员，还能够唤起人的自我价值感，满足人的虚荣心。非但大人如此，孩子也不例外。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介绍，当年参入德国少年队的孩子都穿统一的制服：“褐色的裤子，褐色的衬衣，黑色的三角巾，上边系着一个褐色的皮扣，皮肩带。有皮带扣子的武装带上，有一个表示'胜利’的鲁内文（日尔曼最古老的文字）字母。脚上还穿着白色的中筒袜，褐色的皮鞋。”“制服是一种礼服”。当年的少年队员克劳斯•毛尔斯哈根回忆说，“头上还有一顶船型帽，我们把它歪戴在头上，样子十分调皮，我们非常骄傲。姑娘们十分羡慕我们。谁要是被批准穿上这套少年队的制服，谁就感到被接纳到了穿制服的人民团体中——为伟大的事业时刻准备着！”。
显而易见，穿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绑架在纳粹政治战车上的人也就越多，迷恋纳粹制服的人越多，被纳粹的精神控制套牢的人也就越多。
与德国服装的纳粹化相类似的一幕是在共产党国家上演的服装的革命化，它们的实质完全相同，都是穿着的政治化。
就说中国吧。民国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时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式和西化鼎立的多元格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穿着上的差异相当明显， 既有穿传统长袍马褂的，也有着西服、中山装、学生装、旗袍、西式时装等近代服装的。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随着一党专政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这种多元化的局面立刻就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山装为主打的单调格局。
说起中山装，那倒不是共产党的创造。据说，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便流传开来，并被人们称之为“中山装”。
早在民国时中山装就开始流行，但那会着长袍马褂和西服的人也不少，穿中山装的更多是公务人员。到了毛时代就不同了，长袍马褂和西服作为旧时代的象征和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成了不受欢迎的物件，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改良后的中山装则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爱穿、常穿，共产党的干部纷纷群起效仿，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了当时的标准男装，被外国人称之为“毛式制服”。
与长袍马褂和西服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风行民国的旗袍，取而代之的则是从苏联传进中国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布拉吉原是苏联女性的日常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腰际系一条布带。它宽松肥大，布料颜色、花样比较单调（主要是碎花、格子和条纹），质地粗糙，对女性风采的体现有限。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中共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一度成了中国中青年女性热衷模仿的物件，甚至还发生过要求共青团员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带头穿的事儿。
1949年后的中国，不但服装的式样变得单调了，连颜色也变得单调了。五六十年代，因为蓝色的卡其布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举国上下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山装的变化。民国时代的中山装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但1949年之后，蓝色很快成了中山装的主打色彩，穿其他颜色中山装的人已极为少见。
进入文革后，随着政治风潮的转向，在一段时期内，以中山装为代表的“蓝海洋”又变成了以绿军装为标志的“绿海洋”。
中共的江山本来就是用枪杆子打下的。而文革则是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造反夺权——造“刘邓司令部”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样需要依靠军队这张王牌。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共军队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并煽动红卫兵的造反热情，特意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还戴上了绿军帽。据说，自中共当权以来，这是毛第一次身着军装在公开场合亮相。第二天，毛穿军装戴军帽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显着位置，迅速传遍了全中国。这之后，毛又穿着军装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陪同接见的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心领神会，也都跟毛一样穿上了军装。
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年代，“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甚至连同他的穿着装束有时也成了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文革前，毛就号召国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全国学解放军”。现在，“伟大领袖”亲自穿上了军装，这身装扮自然成了当时最革命最新潮的标志。
率先跟风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和跟着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当年的红卫兵都想穿上一身他们心中无限向往的军装，没有全套，半身也行，没有新的，旧的也行。实在搞不到军装，有人就把中山装染成绿色的当军装穿。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当年典型的红卫兵装束：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色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穿着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不但男生这样穿着，女学生也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
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全国上下迅疾掀起了一股军装热，不但红卫兵争相穿上了军装，许多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份子也纷纷穿起了军装。有段时间，军装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结婚礼服。随着“全民着军装”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中国迈入了一个“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人们的着装更趋统一，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大为淡化。
从中山装到绿军装，尽管具体式样有很大不同，但中国人的穿着打扮被政治所规范，并且为政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以贯之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中山装还是绿军装，在毛时代都是一种革命的外在标志。当局借助这种政治符号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化对人民的精神控制，而人民则以此表达自己对政权和时代的迎合与追随。
不用说，不论古今中外，私生活在正常社会里跟政治都是游离的，而且一直都是最个性化的领域，因为它所关乎的主要是个人的品味、爱好、情趣等因素。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却是个典型的例外。它们不但对以政治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全面控制，而且还将权力的触角蛮横地侵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中。在独裁权力的强制改造和规范下，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政治化。他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交友恋爱，怎么娱乐休闲，怎么过日子，都得听从党的意志，符合党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真正的私生活其实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被政治操控并服务于政治的公共生活。服装的纳粹化和革命化，不就是这种畸形变化的一面镜子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