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9日讯】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自此历时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揭开序幕，这是民国政府在全国推广的公民教育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背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既表现出了其内在的生机，又确实处在或明或暗的惊涛骇浪之中。面对“内有赤匪之乱，外有日本入侵”的艰难时局，“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积极的民族复兴运动，体现出当时仁人志士不屈不饶为国家、民族分忧的情怀。“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中正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调查设计会所时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两日后，即2月19日，蒋中正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蒋介石手书“新生活运动须知”第一次改正草案。（网络图片）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他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新生活所提倡的“军事化”，其实是宣导一种自律精神，力争恢复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 当然，也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散漫习性，开出的一剂良方。
“新生活运动”的发展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此项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新生活运动”实质是道德复兴运动。 当时，道德没落已引起世界性的反叛和背叛浪潮，中国遭殃、受害尤巨。 以欺骗和暴力作后盾的中共本身，就是道德没落的一个后果。 而共祸可说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直接触发因素。
当时，“新生活运动”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 蒋先生夫妇每逢“新生活运动”纪念周，都会向国内外发表有关的广播讲话。宋美龄用英文撰写的介绍“新生活运动”的书籍，也在国外各教会流传，蒋夫人还将《新生活运动纲要》译成英文，送各国传教士寄给国外本教会的传道部（差会）。
1941年2月，蒋介石（右三）及夫人宋美龄（右四）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上与社会各界贤达带头食素。（网络图片）
“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新生活运动”涉及社会、心理、身体各方面，相当于一场真正的健康生活运动，要完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理念上，甚至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完整健康概念相符合，处于那个“唯物”的年代，可说是相当先进的。 如今中共统治下的民众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健康”潮，但人的健康状态却是每况愈下，对此不能不警醒和深思。 在道德沦丧的社会环境中追逐健康，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
“新生活运动”本质上是中西传统的交汇，颇富于时代精神。其灵魂是“礼义廉耻”，这既是西方的古老道德传统，也是东方的古老道德传统。 “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传统道德之复兴，而中西方的道德传统其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没有社会中多数个人的道德修养，民主政治就少了根底，孟德斯鸠即认为，道德是共和国的基础。 而民主决不是个人放纵，反而是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
1947年，山西临潼，新生活运动时期的新式婚礼。现在婚礼的各项流程，也大多是在那个时候制定并一直沿袭至今。(网络图片）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从上到下的运动，首先要求社会的上层以身作则。 蒋介石本人就几十年如一日，在生活中以身作则。 由个人而及之于社会，令人想起那句古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济）天下”（《孟子• 尽心上》）。 又再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阅《大学》）的道德理想，反映出社会中当代君子（包括一些民国官员、知识份子等）的高度社会责任心。 只有这样，“新生活运动”才能够做到实至名归，不仅适合当时中国之需，实际上也为现今环境、资源惨遭破坏的中国所急需。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复兴运动，它直接支持了艰苦的对日抗战。民国政府在全国推出的这一公民教育运动，最后因1949年内战失利而暂停。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延续。
中华民国的故事《新生活运动》
新唐人首发
“新生活运动”的背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既表现出了其内在的生机，又确实处在或明或暗的惊涛骇浪之中。面对“内有赤匪之乱，外有日本入侵”的艰难时局，“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积极的民族复兴运动，体现出当时仁人志士不屈不饶为国家、民族分忧的情怀。“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中正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调查设计会所时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两日后，即2月19日，蒋中正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蒋介石手书“新生活运动须知”第一次改正草案。（网络图片）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他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新生活所提倡的“军事化”，其实是宣导一种自律精神，力争恢复传统的道德人格理想。 当然，也是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散漫习性，开出的一剂良方。
“新生活运动”的发展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此项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新生活运动”实质是道德复兴运动。 当时，道德没落已引起世界性的反叛和背叛浪潮，中国遭殃、受害尤巨。 以欺骗和暴力作后盾的中共本身，就是道德没落的一个后果。 而共祸可说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直接触发因素。
当时，“新生活运动”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 蒋先生夫妇每逢“新生活运动”纪念周，都会向国内外发表有关的广播讲话。宋美龄用英文撰写的介绍“新生活运动”的书籍，也在国外各教会流传，蒋夫人还将《新生活运动纲要》译成英文，送各国传教士寄给国外本教会的传道部（差会）。
1941年2月，蒋介石（右三）及夫人宋美龄（右四）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上与社会各界贤达带头食素。（网络图片）
“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新生活运动”涉及社会、心理、身体各方面，相当于一场真正的健康生活运动，要完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健康理念上，甚至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完整健康概念相符合，处于那个“唯物”的年代，可说是相当先进的。 如今中共统治下的民众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健康”潮，但人的健康状态却是每况愈下，对此不能不警醒和深思。 在道德沦丧的社会环境中追逐健康，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
“新生活运动”本质上是中西传统的交汇，颇富于时代精神。其灵魂是“礼义廉耻”，这既是西方的古老道德传统，也是东方的古老道德传统。 “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传统道德之复兴，而中西方的道德传统其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没有社会中多数个人的道德修养，民主政治就少了根底，孟德斯鸠即认为，道德是共和国的基础。 而民主决不是个人放纵，反而是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
1947年，山西临潼，新生活运动时期的新式婚礼。现在婚礼的各项流程，也大多是在那个时候制定并一直沿袭至今。(网络图片）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从上到下的运动，首先要求社会的上层以身作则。 蒋介石本人就几十年如一日，在生活中以身作则。 由个人而及之于社会，令人想起那句古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济）天下”（《孟子• 尽心上》）。 又再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阅《大学》）的道德理想，反映出社会中当代君子（包括一些民国官员、知识份子等）的高度社会责任心。 只有这样，“新生活运动”才能够做到实至名归，不仅适合当时中国之需，实际上也为现今环境、资源惨遭破坏的中国所急需。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复兴运动，它直接支持了艰苦的对日抗战。民国政府在全国推出的这一公民教育运动，最后因1949年内战失利而暂停。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延续。
中华民国的故事《新生活运动》
新唐人首发
